包容、守正以及创新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家长和亲属们、朋友们：
首先我要对届全体毕业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很荣幸应邀参加这样一场盛大的典礼，与大家共享欢乐的时刻。
北京大学法学院邀请我作为校友致辞，也许有两点理由。第一、我和潘剑锋院长同样在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很遗憾，那时还没有学位礼服制度，也没有仪式感很强的毕业典礼。这是我们那一代学子的青春缺憾。今天，我有机会在燕园参加这样的盛会，心情就像银发老人补拍婚纱照那样激动。第二、我和妻子骆美化都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请到一个人就等于来了两个校友，是效用最大化的安排。由此可见波斯纳法律经济学在这里的影响之深。或许学院还想借机释放这样的信号：博雅塔下、未名湖畔，不仅好读书，也不妨充分体验浪漫。然而这个信号在毕业典礼上才发布似乎有些为时太晚。
去年的5月4日，我曾经回母校参加“双甲子”校庆。故地重游，物是人非，的确感慨良多。今年，全国又在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人们都知道，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发祥于北京大学；却很少有人知道，195月4日担任学生大会主席的是一位法科学生廖书仓；也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其实就在1919那一年正式成立，距今恰好一百周年。法律系设在三院，设在那个沟通东西方、放眼看世界的译学馆旧址。“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廖书仓还曾经在这里担任法律系讲师，专攻刑事法律政策。由此可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不仅追求科学和民主，同时也暗恋法治。
人们都知道北京大学是清末变法图强的产物，从此母校与祖国的命运沉浮密切相连；却很少有人知道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是刑部侍郎李瑞棻，即当时主管全国公检法司的常务副首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京大学一开始就注重法政等经世致用的学科，其法学教育和研究的出发点是一个东方古国的改革与开放。蔡元培先生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进一步革故鼎新，明确指出大学的目的是研究高深学问，进行知识创新，为此必须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还特别强调“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宗旨既定，自趋正轨”。我认为，这样的包容、守正以及创新，就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现代政法教育和研究的不朽灵魂。
1979年盛夏，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七部法律，标志着中国重新回到现代法治的正轨。就在那一年，我和同届学友们一起走进当时的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发现到处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蓬勃向上的朝气。几乎每个黎明，图书馆前都排着长队等待开门那一刻抢座。几乎每个夜晚，校园里都在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和沙龙。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法律系79级2班的査海生结识了英文系的刘军，演绎了一段海子与西川以诗会友的佳话。很遗憾，法律与诗歌的那个梦幻组合最终在80年代末以山海关的悲剧画上了休止符。在我看来，海子的诗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实就是卡尔·施密特海洋自由观的形象表达，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海洋生存方式的朦胧向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这个著名诗句已经蜕变成沿海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的一句流行广告词。
关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难忘的往事还有李克强学长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研究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在此基础上，他还合写了关于法律实务计算机化的论文，在1981年“五四科学研讨会”宣读后引起极大的轰动。实际上，这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法律系的跨学科研究风气，也为“北大法宝”——法律信息检索系统做了一定的思想铺垫，甚至对今天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司法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在同一系列研讨会上，我宣读的论文是质疑和批判斯大林时代御用法学家维辛斯基的法律学说，主张法律的定义应该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之外寻找正当化根据，强调社会最大公约数和客观规律对法学研究的意义。尽管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赵震江、刘升平、姜同光、陈立新等老师的包容、鼓励、支持，给我以勇气，也让我终生感激。那真是一段难能可贵的百家争鸣时期，很有些兼听则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恢弘气象。世界各国，包括帝制下的古代中国，至少在大学范围内允许师生享有自由思辨和清议的特权，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没有知识和思想的试错空间，那里会有创新和社会进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恢复高考后的所谓“新三届”学生与饱经沧桑的老教授之间形成了“隔辈亲”的特殊师生情缘。当时陈岱孙、冯友兰、季羡林、王力、朱光潜等扬名海内外的学界泰斗都还健在，清晨和黄昏的校园小径常有他们的身影缓缓飘过，的确“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记得龚祥瑞先生讲授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是77、78、79三个年级合上的大课，那可真算得上“听其言也厉”了。每次开讲前各班课代表都会提前做好教室准备，轮流拎去保温瓶为老师泡茶续水。上课时所有同学都聚精会神聆听和做笔记，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在具有国际视野的著名专家罗豪才、沈宗灵、王铁崖、芮沐、甘雨沛、张国华等先生的周围也总是聚集着一群群的求教学生，有时还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执。即便毕业之后，师生间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生动反映了1980年代的理想性、多元性、包容性以及知识体系的薪火传承。
今天，在这个毕业典礼上，在纪念“五四运动”爆发和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成立这两个“一百年”之际，我再次想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精神及其传承的问题。毋庸讳言，目前的世界已经进入宏大叙事解构的时代。在碎片的废墟上，人们沉醉于自拍和自爱。在价值丧失的空白中，人们更容易趋近功利，把货币和权力当作衡量是非的尺度。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某些角落，甚至正义和规范也被当做暗盘交易的对象。你们一旦踏出校门，马上就将面对这些骨感的现实，课堂里的原理和知识顿时显得有些虚幻飘渺。老于世故的好心人会规劝你们收敛锋芒，得过且过，甚至为了前程而用酒精麻醉批判理性。但是，我要说，随波逐流的浮萍，毕竟不是北大法学院毕业者应有的人生！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秩序重构的潮流，需要激情，需要理性，需要有重量的责任感。在时代的前沿奋进，这才是北大人的使命所在！然而我同时也要弱弱地提醒你们，别忘了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瓦莱里的这句中庸的告诫：“世界因崇高而有价值，却与平凡同在；世界因激进派而有价值，却与温和派同在”。
你们即将迈进的这个社会场域，“黑天鹅”正在不断掠过天空，“灰犀牛”更是成群结队走来。五大自变量，即中国崛起、伊斯兰激进主义勃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总统的推特治国和贸易战，这五大因素正在改变全球格局。近三年来，世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风险性、不确定性、流动性。过去人们注重的是财富分配，所以“双赢”的思维更具有吸引力；现在人们不得不注重风险分布，所以连“双输”也成为操弄格局的政策选项。在中美两国无法达成贸易协议和妥协的情况下，“一球两制（One World, Two Systems）”或许就会成为现实，世界必将不再是过去三十年歌舞升平的那样。即便中美两国达成贸易协议，仍然会有反反复复的博弈。未来很可能出现的状态是：在无序的海洋里，点缀着无数个自组织的岛屿。人类的精神结构也势必呈现出多层多样的形状。总之，在历史巨变的过程中，仅仅擅长法律专业技巧的小智慧并不能解决社会转型的大问题。除了既有的产业模型和体制，现代法律职业的存在方式也势必受到严峻的挑战。亲爱的本届毕业生们，迎接全新的挑战，引领时代的潮流，你们准备好了吗？
就在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网的基础上，从二十世纪末开始，更复杂的多元互动关系，正在不断编织一张向全球延伸的巨型网络，形成一个让法律人感到新奇和困惑的另类制度空间。特别是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以及5G通讯技术，推动人工智能迅速进化和网络化，并促进现实场景与虚拟场景之间不断反馈，最终形成了一种神奇的信息实体交融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社会的结构因而发生质变。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因而发生质变。
本来，现代法律制度的功能是简化社会的复杂性，对行为进行预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也很有利于复杂性的简化。但是，当机械学习的数据输入不间断地高速进行时，对输出的预测就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而在深度学习的场合，人工智能系统不仅按照既定的算法和指令进行数据处理，还采取多层神经网络的模型和方法，自己从大数据中发现和提取新的特征量，揭示未知的问题、样式、结构以及原理。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已经从他律系统开始转化为自律系统，摆脱外在的指令控制。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连锁反应不断进行的情况下，预测、理解、验证、控制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出现黑箱化现象。换言之，大数据造成了某种高度透明化的社会，但对大数据的处理却很可能受制于算法黑箱。这正是数据驱动时代的一对根本矛盾，也对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提出了空前的挑战。
透明社会与黑箱算法，这构成一个奇特的悖论。这个悖论也意味着法律与社会范式创新的历史性机遇就在眼前。如果说北京大学法学院精神是守正、创新，那么大胆的推陈出新也属于一种正宗的继承。亲爱的毕业班学弟学妹，人类已经生活在数据驱动和人工智能网络化社会。人类正站在世界的结构发生数百年一次巨变的转折点。期待你们能够乘势而上，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伟大复兴，开辟出一个法治和多元正义观的新纪元！此时此地，我代表全体校友为各位送上毕业季最美好的祝福，并为你们的出征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