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姓氏落籍探究益相文化之源流

何谓姓氏？《通鉴外纪》：“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国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可见，姓出自祖考，由同一姓氏的集合成为族，而将一族之历史记载下来便成了族谱。

朱熹说：“谱牒所以序昭穆、别长幼、摄人心、厚风俗，使人不忘本也”，这只是说明族谱对本族人的意义，她承载着一个家族发展历史。而从一个家族的历史演变，可以窥探到一个地方的历史演变。所以，从姓氏落籍探究益相文化之源流，不失为一条捷径。

龙市本地族人对益相文化的影响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允，南宋吉州庐陵人，布衣时游学安仁玉峰书院，后中进士，入朝为相，封益国公。为了纪念周必大，当地将玉峰之地取名为“益相里”，这便是益相文化之起源。

《益相史话》记载龙市乡53个姓氏，对其中族人较多的谭、伍、虞、龙、欧阳、贺、张、段、蔡等九大姓氏始祖落籍时间作了详细记载（附后）。从各姓氏落籍的前后时间来看，欧阳兖公是宋徽宗时以上将军镇守安仁，最早落籍龙市的。也就是说，欧阳兖是有文字记载的龙市最早原住民。

那么，欧阳兖与周必大究竟谁先来龙市？《欧阳氏八修族谱》记载：“兖，字启茂，宋擢武举封金吾上将军，偕弟抟镇守湖南安仁场，见益相玉峰水秀山环因卜籍焉”；“奎，兖长子，字舒白，宋高宗（在位：1127-1162）封龙虎将军上护军”。而周必大生于1126年，于1151年中进士，应当在1146年（20岁）前后游历过玉峰书院。

虽然族谱记载欧阳兖公镇守安仁场（965年升场为县）可能有误，但从其长子奎在宋高宗时“封龙虎将军上护军”，以及后来重修族谱，以兖公之十四世孙元代玉溪公（1281-1349）为一世祖来看，可以肯定欧阳兖是先于周必大来龙市的。

作为先于周必大来龙市的欧阳族人，对益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兵祸，“自兖公以及先祖累朝官诰著述赠遗简帙皆被燹”，导致无据可查的结果，不能不令人惋惜。

附：龙市乡九大姓氏落籍年代表

当然，在欧阳兖公落籍龙市之前，肯定还有其他原住地人氏，可能由于温疫、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原居地人氏逃离或灭绝。从龙市的地势来讲，东南西三面高，北方一面低，属马蹄形，没有外来水流，而发源于王毛岭的最大的支流蛇形江都流向大源水库，水灾影响较小，不可能导致人口流离失所；本地山青水秀，植被丰富，水源充足，旱灾影响的可能性很小；由于地势的特殊性，与外界相对独立，自成体系，温疫的可能性也很小。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战乱。

据《欧阳氏八修族谱》记载：自宋徽宗时兖公落籍龙市以来，到元至正十一年（1351）修谱时止，人丁达到5000余口。可在元至正十二年（1352），由于红巾兵祸，吾族流离逃难十无二三，导致原来的谱牒也失去了意义。在明永乐十三年（1415）修谱时，便以兖公之十四世孙元代玉溪公（1281-1349）为一世祖。这样，欧阳族谱在龙市详细记载的历史相应地减少了300年，这就是战乱的佐证。

周必大为何来龙市

要探究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了解我国书院的发展历程和周必大的家世。

1、我国书院发展的历程

我国最早的书院是唐玄宗开元六年设的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书院），是朝庭修编史书、起草文诰之处所，并非学子读书的地方。清代袁枚《随园笔记》记载：“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也”。此后，各地兴起官办书院，也仅是官方藏书和修史的地方，还不是教学机构。

北宋实施抑武重文国策，各种思潮涌现，特别是周敦颐（1017-1073）创立“理学”，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继之，书院承担着“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开创了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传统；同时，书院融合儒道释三家文化，形成了博取众长而又有特殊的书院制度，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官学、私学、书院并行的时代。各地掀起了建设书院的热潮，其中：应天、岳麓、白鹿洞、嵩阳、石鼓等书院闻名于世，安仁县的“玉峰书院”也应时而生。

南宋因金人入侵而偏安一隅，书院由凋落到逐渐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朱熹（1130-1200）集理学之大成，不仅亲自创办书院，还到各地巡回讲学，宣扬理学思想，书院建设盛况空前，且得到统一规范。

元代由于异族主宰，加强了政府对书院的控制，专讲“程朱”之学。

明代初期的官学被科举控制，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都要进官学学习，否则没有资格参加科举。因此，学校教育受到重视，而书院受到冷落。明代中叶以后，王阳明（1472-1529）创立了心学，而这一学说不能在官学上讲，只有在非官方的书院传播，这使书院得以复兴。

清代书院有两个特点：一是直接受官府控制，书院主持人由原来的“山长”改为院长，直接由地方官担任；院长再聘任教师，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二是与科举结合，趋向学校化；直到清代末年，废书院建学堂，书院也就成了历史。

2、周必大的家世

周必大家族北宋时为河南郑州人，祖父周诜（1070-1128）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进士及第，累官至庐陵郡通判。靖康之难（1127）后，南宋迁都临安（浙江杭州），周诜也举家迁入庐陵。伯父利见（1088-1151）进士，累官列赠金紫光禄大夫；父利健（1092-1128）进士及第，大学博士，累官赠太师、秦国公；叔利谦（1106-1146）官至通判；母亲为监察御史王葆之女。

由上可见，周必大的祖父、外祖父、伯父、父亲、叔父都是官府中人，周必大自然属于官后代，且“少英特”。只是家门不幸，4岁时父亲去逝，便寄养在外祖母家，由母亲王氏督促学业。12岁时母亲去逝，只好跟随伯父利见去了广东，14岁时又回到庐陵。不久，随伯父辗转各地，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及第。

3、周必大来龙市的目的和时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求知模式，亦是古人自我修养的途径。孔子年轻时读书极其勤奋，有“十室之邑，不如丘之好学”的记载，年长时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晚年修订《六经》，对后世影响深远。司马迁十年苦读之后，背起行囊遍游天下，竟依依不思归；后编写《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周必大同时期的诗人陆游（1125-1210）在《冬夜读书示子聿》（注：子聿是陆游的小儿子）的诗中写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以上事例，充分地说明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个人的成就影响巨大。作为官后代的周必大，少时才智超群，自然被灌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重要性，并按照这一模式付诸实施。4岁时由母亲亲自督课；12岁时又跟随伯父读了两年书，到14岁时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读万卷书”的任务；此时，南宋除了北方与金兵作战外，南方进入相对稳定期，开始随伯父周游各地。

周游的目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游学！从14岁起，在完成第一阶段的“读万卷书”后，便开始第二阶段“行万里路”的历程。初期随伯父出游，弱冠后便独自出游。通过遍游各地，亲历躬行，参证精思，将知识水平提升到更高层次，也为后来中进士，入朝为相，储备了海量的知识库。既然如此，他选择周游的地点自然是各地书院。那时，书院仅仅提供给大儒大贤讲学、聚会、交流的场所，可谓“群贤集聚”，并不是普通的教学机构。聆听大儒大贤讲学并与之交流，学业定会有质的飞跃。

北宋末年，安仁县属荆湖南路衡州衡阳郡。受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的影响，县内在距县城十公里的玉峰岭上建起了玉峰书院，延请各地大儒入院讲学。安仁县与江西吉安临近，周必大在周游过程中来到安仁，自然进入玉峰书院学习和交流。可见，其来安仁的目的就是“游学”，而玉峰书院也只是他周游的一个站而已。

那么，是什么时候来安仁的？安仁县志第516页载：“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境内建立玉峰书院、清溪书院。宋丞相周必大布衣时曾游学于此”；而在第8页的大事记载：“嘉定元年（1208）江西吉安周必大游学于安仁县排山乡之宝塔、龙市之玉峰。后入朝为宰相，知县王槐为纪念周必大，分别在宝塔、玉峰建清溪、玉峰二书院，并将玉峰之里改名益相里。”

上面的两段文字，同出一部县志，竟然矛盾重重，不足为据。根据“游学安仁，后中进士”之语，结合宋金于1141年议和、南宋于1145年开科取士之时局，可以推断周必大应当在20岁（1146）前后来过安仁。

至于林泉共鸣与琅琅书声相应和之“玉峰琴韵”，应当是后人想象出来的，是为了突出玉峰书院的特色而作的艺术夸张。既然玉峰书院不是普通人读书的地方，而是大儒大贤讲学、聚会、交流的场所，便不可能听到“琅琅书声”。当然，“林泉共鸣”倒是实实在在的。

益相文化的真实性

《安仁县志》第8页的大事记载：嘉定元年（1208）知县王槐为纪念周必大，将玉峰之地改名“益相里”，这是“益相”一词出现的最早时间。但因县志是后人所编，且矛盾重重，不能作为佐证。从明洪武年间修的第一部县志到清末，共修了八部县志，“益相”一词究竟最早出现在哪部县志上？也因掌握的资料不够，亦无法查证，只得转向族谱。

《欧阳氏八修族谱》第42页，由元代圭斋（1283-1357）于1351年撰写的《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辛卯修欧阳氏族谱序》中载：“盖茂文派祖兖公当徽钦之际……镇守湖南，观兵熊耳，睹安仁益相水秀山奇落籍焉”（注：欧阳玄，字元功，号圭斋，湖南浏阳人。主持修编辽、宋、金三史，以“实”著称）。这就说明至少在1351年之前就出现“益相”两字，也充分证明了“益相文化”是真实存在的。

周必大退休后，是否回到玉峰书院讲学？笔者持否定意见。据记载，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周必大以少傅、观文殿大学士、益国公致仕，当时已是70岁高龄。作为这么大年纪的老人远离故土，还要爬上这偏辟的山顶上讲学，这是相当困难的。即便自己愿意，其家人也不会允许；况且，这么大的高官下来，肯定会惊动省、市、县，自然会有记载，他自己的日记里也会记下一条，而事实上没有查到任何记载。即便出来讲学，凭他的身份和地位，也会在长沙岳麓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而不是安仁玉峰书院！

《欧阳氏八修族谱》第40页刊载周必大于1200年写的《宋宁宗庆元六年庚申永和谱序》，而永和镇在江西吉安，说明他74岁时在老家吉安关注欧阳族人修族谱之事。四年后，一代贤相周必大在吉安去逝，享年78岁。

至于龙市地方特殊方言，与周边乡镇存在明显差异，有人认为这是周必大退休后回到玉峰书院教书的结果，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那时的书院还不是普通人读书的地方（清代后才趋于学校化），而是高层讲学的场所，如同现在的经济论坛、文化论坛一样，対当地语言影响很小；其次，一个老师不能改变地方方言，即便是现在推广普通话多年，各地仍然是普通话与地方方言并存的局面。

笔者推测，为了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后人借岀了益国公宰相之名，将里取名为“益相里”，并聘请专门老师进行教学，推广“普通话”，将一个里的里民进行语言包装而成，如同现在给一个村镇刷墙一样，致使语言特质与周边乡镇明显差异。只不过那是语言，而刷墙则是物质形态而已。

总之，益相文化是客观存在的，她是历史的产物，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益相，并影响一代又一代益相人。探究益相文化之源流，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益相文化，赋予益相文化新的内涵，以推动益相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让益相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编辑：李素娜 监审：谭如斌 肖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