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 ，让一向经费少得可怜的社科界瞠目结舌。5月16日在该“工程”启动会议上，宣读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发言，政府将“工程”定性为“凝聚力工程” ，从此，有人自称于1992年“大胆”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由一个私人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外国学者观察到：“‘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 。提倡者抓紧机会，马不停蹄地接待媒体采访，强调“工程”“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寻根探索，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这显然是在说：一贯鼓吹“东周以上无史”的“疑古派”推翻战国以来三代同源、黄帝一元的古史框架，打消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瓦解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不利于统战 ，副作用更加明显。“工程”结束后又投入400多万元进行“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领导。这还是预备性研究，真要研究起来，还不知是何等规模。由于事态还在发展，“走出疑古”的发展趋势还无法预料 。
学者纷纷指出，“走出疑古时代”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是两件事，也可以是一件事，且不论实际主持的学者与这两件事息息相关，即使单就理念论，二者也是共通的 。因此，根据“工程”的成败来检验“走出疑古”论，无疑是最恰当的。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它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54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人民日报》（12月23日第十一版）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标志着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讨论由2000的网上落实到纸上。本文主要是围绕这一卷来讨论。
一、 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错误
假如现在在北京某地挖出一个沙锅，在没有文字等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断定这个沙锅是2002年生产的或者生产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工程”既然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需要把夏和商、商和周从时间上断开。令人吃惊的是，“工程”就是按断沙锅的思路确立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
“工程”坚持：“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第一、二号宫殿建筑的废弃，以及偃师商城在其东面6公里处的崛起，这一兴一废，明确无误地反映出夏商二王朝的更替和兴衰”。说得如此肯定，好像亲眼所见，实际上考古学也是有局限的一门科学，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判断相对年代，而“断代工程”求得的是绝对年代。而且正如考古学者所说，一座大型建筑的毁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人为破坏，也有自然破坏。在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判断其真实原因时，应该持审慎态度，即使提出某种倾向性意见，也应对另外的可能予以分析、说明。二里头一号建筑毁于三期之末，二号建筑毁于四期之末或更晚，有什么“明确无误”的理由能肯定一号建筑肯定是人为破坏，而且一定是成汤所为？那么二号建筑的毁坏又是什么原因，何人所为？成汤为什么仅毁一号，不毁二号？二里头遗址还有其他大型建筑，其毁坏又如何解释 ？
关于商、周分界，“工程”坚持高领袋足鬲只能是周人留下的遗存，不顾这只是一种未经证明的假说，周原、凤翔、宝鸡等地发现的高领袋足鬲，实际上只能从年代上进一步证明这个假说是错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以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假说为依据，断然为所谓“商－周考古界标”设置了年代上限。考古学者质疑：在类型学研究上，有什么特征可以作为区分“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标志？什么样的器物、器型、组合、陶质、陶色、纹饰或其比例统计可以作为区别“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依据？如果在类型学上拿不出铁证，又有什么参照物，什么标尺，什么工具，什么技术，什么方法，什么理论可以把“成王前期”的陶器和“成王后期”的陶器分开？又如何把这两期从成王中间断开而令其不能交错 ？
二、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刺激
中国人有一种“五千年情结”，即坚信中华民族有比别的民族有更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虽列其中，并宣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可是要凑够五千年谈何容易！特别是商朝以前的一千多年怎么办？为了凑够五千年，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当老大，大家真是费尽了心机。“走出疑古时代”的第十三批判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的“五千年情结”，一再诉求只有“走出疑古”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他指责“疑古派”鼓吹“东周以上无史”，抹杀炎帝、黄帝文明，打消了民族自信心、瓦解了民族凝聚力。他谈道，在相当多的西方书籍中，中国古代文明被列为四大文明中最晚的一个。中国人自己讲起5000年历史也总有点小心翼翼，不敢笃定其实。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个“凝聚力工程” ，所公布的年表粗看起来，可能和过去我们在辞典上常常见到的年表也差不多。可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纪，还差了将近一千年。因而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把视野再扩大一下，在时间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李先生说，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来估计，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帝离现在约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明确把传说中的燧人氏与陕西蓝田猿人并列为距今100万年的时代，伏羲的时代被定为距今10万年，神农被定为公元前7000年前，黄帝被定为公元前3000年，并说“前2697为黄帝纪元元年。”这似乎反映了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落实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渴望。2002年，李学勤先生等亮相中央电视台，就“断代工程”接受了记者采访。被采访者中有位女学者，在发言中介绍了西方媒体有一种意见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女学者即席作了批驳，说，西方也有媒体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搞沙文主义不对，但搞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美国也搞民族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民族主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民族主义是个褒义词。” 可见“工程”成员大有“文不在兹乎”的使命。
为了缩短黄帝时代与商周时代的悬隔，“工程”除了把夏代的起点往前拉，大概没有别的办法。在媒体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一片欢呼声中，考古学者发现其对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有不少问题。刘绪先生指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文化也落在公元前1610－前1555年之间，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也应属商代初年，属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岗下层同时了。这与公认的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的考古学编年相矛盾。即使主张二里头遗址为西亳、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为早商文化的学者，也未否认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早于二里冈下层文化的事实，因为这是被多处遗址的地层关系反复证实了的，已属考古常识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性成果》（简本）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则两组测年结果肯定有一组不可靠，应该重新测定 。可以补充的是，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的组长邹衡先生透露，自己虽然是专家组成员，也是“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组长，但由于种种原因，参加的工作非常有限。邹先生说，“断代工程”关于夏文化的工作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在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和禹县瓦店新开掘了几个探方，发掘的结果同过去的也没什么不同，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问题是旧问题，意见是老意见。根据“断代工程”的精神，是不提倡学术上的争论的，最好是用协商的办法，求同存异，基本上大家认同即可。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最后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夏文化争论二十年，争论的诸方，都从不相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争论下去，再过几十年，恐怕也得不到认同。然而，“断代工程”不会让这场争论继续下去，否则，“断代工程”就无法得出商朝的起始年和整个夏朝的年代了。“断代工程”的领导者针对这种情况，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协商。大家之所以很快意见一致，这项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里头文化虽经“协商”全为夏文化，可是《简本》所见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却落在早商文化范围内，还是矛盾重重。
而且正如刘绪先生所说，把二里头晚期部分（无论二期以后还是三期或四期以后）分出归商之后，所剩早期部分无论如何不够夏代年数，只能用龙山文化最晚一部分来补充，以至形成了同一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属夏商，不同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凑合成夏的奇怪现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4C测年数据表明，该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公元前2030－前1965年，即公元前2000左右。以往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遗址龙山文化的年代也有测定，下限与此相当，应该接近于实际。这说明各地区龙山文化的结束基本是同步的，它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确实出现了若干新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了又一新的历史时代，二里头文化仅是其中之一，并非偶然现象，这应该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很可能与最初王朝的产生密切相关。因此，以龙山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夏代起始之年更合情理 。还应该指出，将夏的起始年提前，代表了多年来将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势头。
三、“高科技”基础质疑
“多学科结合”“高科技”是它的两大宣传点。“高科技”集中体现在碳十四测年，其实碳十四也只能测定相对年代。而且“工程”碳十四数据所依据的OxCal系列样品算法不能代表获得公认的14C树轮校正方法，“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就14C校正的算法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国际标准”。蒋祖棣指出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这种说法出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方法的表述就更令人困惑：哪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又怎么根据一个没有标准的方法，得出足以获得公认的科学结论呢？就14C树轮校正的算法而言，还是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的，例如国华盛顿大学的Calib程序，全世界两千多个考古单位、实验室和专业人员为其注册用户。采用该程序进行碳十四校正的例子在国际考古界内无法尽数。“工程”采用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算法，国际14C专家已经指出它包含了人为加工的成分。“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值得指出的是，该文发表时，作者是维也纳大学物理系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这又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竟成了学术争论中“值得指出”的论据！我们无意在学术讨论中重复那些“小人物”也可能掌握真理的常谈，不过这种对“小人物”的轻蔑居然从私下议论直登大雅之堂确实不太妥当。远的不说，人们能否用同样逻辑，根据工程14C专家中有几位博士、有几位算得上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来对工程14C研究加以评判呢？而且工程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只具有68%的置信度，怎能以此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尺度？ 再说，工程的系列样品算法还包含了来自考古的有争议的、甚至明显错误的信息。“工程”把碳十四年代结论作为评判历代诸家历史年代研究对与错的标准，也是很危险的 。
四、“多学科结合”质疑
美国前国家博物院院长、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古代近东研究所所长Robest Mc Cormick Adams先生在1971年看了何炳棣《东方的摇篮》一书的文稿，该书详尽的论述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流传历程，特别介绍了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看后他说“你们的古代文献遗存远比古代近东的文献优越，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成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可惜你们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研究中国的历史年代。”这是美国第一流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年代学研究发出的感慨。何炳棣、刘雨先生认为断代工程在总体思路上的重大失误，不幸为美国学者在三十年前所言中。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整个研究中的最大败笔。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极高，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其诸多数椐有一贯的正确性，它与《鲁周公世家》打通，可以把中国可信年代上推到998BC，“武王克商年”无须舍近求远查考，可直接使用古本《竹书纪年》的1027BC。夏始年也可用古本《竹书纪年》的1994BC，而不必拖长到2070BC，它所记载的夏积年、商积年、周积年都是可靠的，理应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框架 。
“工程”一位成员自我介绍是“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的可信性研究’专题的负责人和主要承担者”。实际上学术界并不了解此人对“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有什么研究，而且此人因剽窃文物资料被著名学术杂志通报批评 ，更显示出“多学科结合”在用人上的失误。
五、限期完成质疑
现年88岁的国际《尚书》学权威刘起釪先生指出，作为“工程”负责人的李学勤无学术责任心地于事先提出可如期完成，事后又果然如期完成，这种给学术工作预定期限的做法，是不符合学术工作特色、不符合学术工作本身发展规律的。学术工作的工程不同于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或其他物质建设工程可以预定期限，它是不能定期限的。显然中外学术发展情况足以证明这一点，刘先生列举我国历史上几个主要朝代的学术成败为例子说明这一问题。
首先是汉代这一大一统盛大王朝，以国家的力量扶植各种学派，今文学派、古文学派及其他各种学派都有名家相继而起，但王朝从来没有给他们规定任何期限。
唐代又是一大一统盛大王朝，他们要把自汉传来的各经做出总结性的整理，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五儒臣撰《五经正义》，经博士马嘉运指出其中错误，令孔氏修订，未成而死。至唐高宗永徽二年命中书门下，国子三馆博士们考证，最后命尚书左仆射于世宁等三个大臣就加增省，于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孔颖达卒于公元648年，永徽四年为公元653年。是孔颖达先经多少年撰成此书，是没有规定期限的；及书成受到指责，又叫他修订，仍没给期限，未成而死。死后经其他几位学者经四、五年的修订而后颁行。唐代后来扩大为《九经正义》，宋代撰其它四经《义疏》，明清两代汇刻成《十三经注疏》传下来，至今尚为代表汉学的“注疏本”。是花了较多时间写成，经历数百年尚为有用的典籍。
宋代是一国力不强而文化、技术空前发展的朝代（可参看拙著《尚书学史》第七章），一代的论著数量远远超过自先秦至唐论著总数，都是放任写作，从来无任何期限。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都是随他的官职迁移和生活迁徙不同地点把写作班子随身带着走，自治平（公元1064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历时成书。可见足够的岁月使他完成传世久远的巨著。又朱熹弟子蔡沈费十余年撰成《书集传》，至今尚为代表宋学的名著。
明代又是一大一统帝国王朝，从内部看，往往民生疾苦，朝政腐败，但对外能长期保持其帝国形象。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它派兵击败之，丰臣龟缩日本本土，继起的德川幕府吸取教训，制定锁国政策，保境安民，倡行儒学，终江户时代不向外扩张。已到明代中后期，还能由王朝派出将领，至滇黔调集几处地方武装，向缅甸开疆拓土，发挥威力。北方领土东逾奴儿干都司及库页岛，北逾贝加尔湖，长期巩固拥有，而更有前此各朝代都赶不上的下西洋海外贸易。可是整个明代，没有树立起良好学风，文化学术事业比其前后各代都差得远。由于朱元璋武夫作风，凡事雷厉风行，程限迫促，过期即严惩，影响后代一些继任者亦这么干，养成士大夫奉命唯谨，应付搪塞，弄虚作假，以保持禄位。明成祖永乐年间命儒臣胡广等撰《五经四书大全》，这是适应新的大一统帝国需要而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建设，正像唐撰《五经正义》一样，是一代盛典。可是因为限期成书，这些儒臣不能在期限内撰成，便偷偷地抄袭旧著以成书，如《书传大全》是抄袭元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及陈师凯《书蔡传旁通》二书而成。而《诗经大全》则迳照抄元刘瑾一人之书《诗传通释》而成。顾炎武《日知录》卷18《四书五经大全》条云：“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腾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皮锡瑞《经学历史》也说：“明永乐十二年（14）敕胡广等修《五经大全》颁行天下，此一代之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余年而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
由历史上这几个重要的学术成败事例，就使我们知道由国家主办的学术事业，不能像物质建设事业那样规定期限，是由学术事业本身发展规律所规定着的。不依发展规律办事就会误事。何况恩格斯早已说明：“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夏商周断代确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对它发挥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研究，怎么能不经过多年的冷静钻研？怎么能在短短的1996—1999年四年时间内拿出成果？而且由李先生以首席身份到电视屏上向举世发布呢？而且本来发布的报告，写明了是“阶段成果报告”，掌握了主动，自然是还有下一阶段的工作待继续进行，怎么能由李先生把它作为最后成果公布，就使全国各地不少出版物纷纷转载奉为国定三代年代，学术上的事可以这样干吗 ？
2000年11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载王春瑜《评泡沫史学》一文 ，针对上述这一现象提出警句云：“王观堂、董彦堂、郭鼎堂在天堂闻此，真不知作何感想？”此外，据《古史考》首次披露，自称“毕业” 于清华大学的李先生实际只在该校读了两学期书。此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临时工，绝非如李学勤父子一再宣传的是因为考古所有一个“殷虚文字缀合”的科研项目，邀请李学勤参加。李先生赶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抓住时机，批死人、整活人，步步迁升 。与李先生同处于一个研究室的学术前辈已指出李先生是个没有学术责任心的人 。为迎合1989年之后特殊的形势而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竟成为国家巨无霸学术工程的指导思想，正如学者慨叹的那样：“留给学术界的思考却是沉甸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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