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小说到今天生活中的“看客现象”
在《彷徨》中，有一篇颇为独特的小说：《示众》。它没有一般小说都会有的故事情节、人物刻画、景物描写、心理描写，也没有主观抒情与议论。就连小说中人物也没有名字，只有外形特征简洁的勾勒。如“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挟洋伞的长子”等等。在小说中，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动作“看”！人们之间也只有一种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构成了一个“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示众》的独特让它不足以称为文学概论严格定义的小说，但这种看似尴尬的位置却有其非同一般的意义。它以其强烈的象征性成为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不着意刻画人物和描写，主要写一种象征意味的氛围、情节，反而使它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都看成是它的生发与展开。从而构成一个系列，如《孔乙己》《药》《阿Q正传》《祝福》等等。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有一个重要的概括：“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中国人在生活中不但自己做戏，表演给别人看，而且永远把别人的所作所为当成戏来看。看戏和演戏就成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示众》中所隐喻的就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每时每刻都在被别人“看”着，自己也在时时刻刻地“看”着别人。在鲁迅的小说中，看客与被看者的关系是鲜明的。有品赏者与不幸者，麻木的群众与先驱者的“看与被看”的关系。跳出小说文本本身，还有一种是作者看小说人物的模式。作者的看不仅是看文章中的人物，更是在看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众生，也带领大家一起看。被看者中的不幸者，有《祝福》中的祥林嫂。她的不幸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品赏者的“看”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又因故事不断重复与陈旧而遭到众人的唾弃。受害者的痛苦没有得到缓解，品赏者的“品位”却在无形之中有了提高。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作为一个“人”，它的价值已经失去了。对酒客们来说，有他与没他都是一个样子，他只能当作人们的笑料。对掌柜来说，只有想到他还欠钱时才会提起，并且还一直好奇地打探他的消息，来给生活增加味道。孔乙己的不幸遭遇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的可悲与可笑滋润着所有看客。看客的麻木与无情把小说中的叙述者小伙计也同化了，事情只能向着悲剧的方面发展，这是由“看与被看”的关系注定的。同样，在《阿Q正传》里，阿Q的不幸也是人们的谈资，他的一言一行和一切动向都被当作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料一样，被人们追寻着咀嚼着。临行前的阿Q在幻觉中看见饿狼的眼睛“像两颗鬼火”“穿透了他的皮肉”“咬着他的灵魂”，把看客的残忍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的一声“救命”阿Q也没有说，只有作者自己的心声在呐喊。《药》中的夏瑜是启蒙者，先驱者。却被麻木的群众当成了被看的对象，成为茶客们闲聊的话题。群众争先恐后地赶去“看”杀夏瑜，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夏瑜的血浸透了满头，被华小栓吃掉，更是把“看与被看”发展成为“吃与被吃”。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与真实奋斗全都成了表演，全都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可笑！被启蒙者的玩笑态度显得永远是那么残忍与恐怖！“所以真正恐怖的不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被杀害，而是即使牺牲了性命，其价值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只能成为人们的闲聊和看戏的对象！就连启蒙者的鲜血也要被无知的民众利用！”
其实关于“先驱者的命运”几乎一直贯穿着鲁迅的一生。他在很多文章里都谈到了先驱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的悲剧。先驱者语群众的关系，本来应该是一个“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的关系，但在中国的现实中，却变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而这样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也会变成“杀”与“被杀”的关系，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一大发现。鲁迅的反思和质疑是双向的，既批判看客们群众的愚昧、麻木与残忍，又反思启蒙者自身的弱点。然而鲁迅自己也是一个先驱者，启蒙者，他对启蒙者的悲剧命运的发现都是指向自己的。他受过年轻人的打击，这对鲁迅是几乎残酷的。如他自己所说“我先前何尝不是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甚至视我为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
通过这“看与被看”的模式，可以印证鲁迅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坚定信仰，我们的民族就是一个“颇有做戏气味的民族”， 一切真实的思想与话语都落入戏场，变成了供看客鉴赏的“表演”。所谓“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句话写尽了中国的特点，中国人不但自己做戏，也把别人的言论和行为都当作戏来看，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游戏场、大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