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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的长篇小说，也是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既高度地忠实于历史真实，又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像这样的文学巨著，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它同《红楼梦》一样，都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三国演义》问世六百余年以来，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像它那样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无以数计的读者群，甚至在雅俗共赏、老幼皆爱这一点上，它比《红楼梦》的读者群更宽广。
鲍昌曾说：“出国访问时，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我说：‘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早都译介到欧洲了。据我所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读者比《红楼梦》的要多。因为《红楼梦》里的生活内容对欧洲读者比较陌生，而《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人物情节都能抓住读者。……细一想来，国内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工农群众当中，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熟悉的程度，终比《红楼梦》略胜一筹。”可以说，它已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民族生活的每个角落，对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生活，曾经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提及浮土德、阿加斯菲尔等民间诗篇时所说的：“这些作品是取之不尽的宝藏；每一个时代都能领会它们，而并不歪曲它们的本质。”。
一部伟大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品文本的审美价值；另一是在历史沉浮兴衰中，作品文本与社会价值体系的“大本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效应。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时代的接受和读者的解读，作品潜在的艺术世界才能走向开放，还原为鲜活的生命，充满生气。不论是《三国演义》丰富博大的审美形态，还是历代欣赏者对其价值不同层面的发掘和解读，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经得起文学长河不断地淘漉的“真金”，越来越光彩灼灼，其生命力与历史并驾齐驱。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由读者与作品主客体两个方面审美效应的关系构成的。它不仅表现在作品问世后其审美价值的实现过程，而且体现在作品的整个创造过程之中。
尤其是像《三国演义》这样有着长时期的酝酿和形成过程的伟大作品，主客体两个方面的审美效应关系不是简单的对应，其创造过程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它不是一位小说家的天才创造，而是集中了无数知名和不知名；作者的心血和智慧。从酝酿到成书经历了一千多年，创作、欣赏，再创作、再欣赏……循环往复，交叉演进，推动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俗文学创作形式的结合，使三国历史故事的演说日臻完善。魏晋南北朝出现的三国故事和传说纷纭杂沓，唐代歌咏三国的诗章脍炙人口，宋代的“说三分”遍及勾栏瓦肆，到元代又出现了《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戏，使《三国演义》的情节和人物初具规模。元末明初，便产生了罗贯中的写定本，正如明人高儒《百川书志》所说，罗氏创作《三国演义》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栋叙百年，该括万事”。
罗氏本问世以后，经历了漫长的抄本流传阶段，一方面由于辗转传抄，导致小说文本出现明显的变异；另一方面坊刻刊行，商业营利，又使文字颇为粗糙。这就为封建文人中的有识之士，对作品进行文本修订和全面评点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其中清代毛宗岗是这些评点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修定本结束了以往一切旧本流传的局面，以一种崭新的定本流传后世。毛氏本诸多功绩中重要的一点，是创造了文本价值。通过上面简括地勾勒，大略可知《三国演义》创造过程是在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交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运动中演进和成就的。因此，对《三国演义》艺术魅力的探寻，首先要回溯到罗贯中《三国演义》写定本之前的成书过程中去。因为创造过程决定了《三国演义》写定本的基本特征：即其题材成分的多元性和艺术描写的不平衡性；历代人们对其领悟的多义性和解读的复杂性。
因此研究《三国演义》叙事艺术不能不从其成书过程这一命题开始。在《三国演义》的创造过程中，创造和欣赏这两大主体之中的许多人所充当的角色是很难分清的，既是欣赏者，又可能是创作者。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承接交融，共同创造，从而形成了多层次的参与。有众多的无名氏作者、著名的戏剧家，还有许多史学家，他们有从审美视野下功夫的，有从道德伦理角度落笔的，有从文化层次着眼的，方方面面，各有侧重。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交叉演进的每一步，尽管他们审美能力的高低强弱各有不同，其艺术想象和艺术理解的程度也会有精粗深浅之别，但从总的演进趋势上来看，都推进了三国的人物形象更生动，故事情节更吸引人，使更广大的欣赏群体对此发生强烈的兴趣。
这种富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众性的喜闻乐见，反过来又会转化成巨大的审美理想，激发民间艺人、小说家、戏剧家为群众的需求而创作的内驱力，在前人的艺术成果基础上再创新。创作刺激欣赏，欣赏激发创作，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审美创造的理论问题。我们只能简明地指出这一特征，目的是说明演进的结果是逐渐走向高层次，为罗贯中博取百家、最后熔于一炉，创作出这样一部伟大巨著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上面所述的仅仅是《三国演义》创造的一般过程，还不能揭示其最后成功的奥秘。长期的酝酿和创造过程所产生的丰厚的文化素材，只是为罗贯中最后的创造提供了丰厚的基础和历史的机遇，而究竟如何以他的审美理想和表现历史内容的艺术手段，去建造这座艺术的大厦，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生命复杂的创造过程。
但目前对此所知甚少。因为像罗贯中这样的古代小说家生前遭受封建统治阶级的贱视，所以他们的生平及创造的原始形态，史籍记载少得可怜。我们只能从发现的几个版本和一些只零片断的记录中去考索，去探佚；只能从已凝铸的小说叙事结构形态中去探寻，去解读。我们知道，《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实质，是艺术创造终于达到了反映历史生活整体真实所需要的个性和共性的审美形象的统一。这是艺术创造的基本规律，也是我们认识问题总的出发点。从三国题材的来源和创造者的参与层面来看，不难发现，它始终都是在两个系统内进行，一个是史传文学系统，另一个是俗文学系统。这两个系统的素材在小说审美意象建造和艺术形象统一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史实与虚构的关系。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的根本点在于艺术虚构。
虽然历史著作的事件和人物，以及所显示的规律，能够为历史小说提供一个骨架，但要使作品真正有血有肉，要设置引人人胜的故事情节、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就必须突破史料的束缚与限制，吸收民间文艺创作的营养，开拓艺术想象的空间，进行小说艺术的虚构，这是罗贯中《三国演义》写定本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参考资料：《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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