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曾对苏轼的文艺成就以及人格魅力做出了如此的评价：
故赠太师谥文忠公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
这与秦观对苏轼的评价几乎一致，都看到了苏轼在哲学、器识、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成就。苏轼是中国美学史上少有的通才式的人物，他不仅在诗、词、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都取得了凌跨百代的突出成就，同时在形而上的人生哲学领域有着独到的贡献，另外在日常的生活情趣方面也是一位令人称道的生活美学家。他被林语堂看做是一个十足的“乐天派”。
因此，在苏轼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超越前代的新的士大夫审美人格典范的形成。他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他的艺术高度，而他的艺术又是他人生的体现。“随物赋形、行云流水”，这既是其对艺术创作与风格的追求，同时这不也是其生命哲学的生动描述吗？因此，长期以来审美与道德的分离与矛盾都在苏轼那里获得了很好的统一。
首先从其文道观来看，“辞达”的文艺观完全跳出了传统的文道关系论，也不同于孔子对辞达的理解。他并不把文艺作品当做是“载道”的工具，也不认为这个道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他一方面肯定文艺的实践性价值，认为文艺一定要抒情达意，表现作者真实的生活情感；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了文艺自身独立的价值，主张求“物之妙”，突破了道统文学的局限于儒家之道的狭隘性。
其次从其自然观来看，苏轼具有形而上本体意义的自然观，破除了性情抒发与艺术技艺之间的对立，并强调了人的情感的重要性。他既反对刻意雕饰之作，也反对过分平淡而显枯槁的作品。自然与平淡融合为一。与此相应的是其著名的“随物赋形”的自然艺术论。他的这种自然论不仅对当时的美学产生了影响，且对金、元、明清的后世美学也泽被深远。王若虚、李贽、叶燮、刘熙载等人对此都有极高的评价。
再次从其休闲观来看，“我适物自闲”的见解达到了中国古代休闲理论的最高度，他那种在“性命自得”基础上形成的适意人生观，是宋代士人通悟儒道释后的生存智慧的精辟表达，对后代文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调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