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结婚了，典礼那天当众宣告，让我们去江西南昌，女儿说，去参加井岗山红色旅游，算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点回报。
因为女婿在南昌工作 ，就顺便在南昌的旅行社报了名。
头天下午坐高铁从武汉出发，当晚下榻在南昌的一家宾馆，第二天天刚亮，我们便登上了大巴车直奔井岗山。
之所以去江西，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父亲出生在南昌附近的江西高安，那里是我的祖籍。父亲十二岁只身一人从江西到湖南靖港学徒，青壮年时期回去过一次没有寻着父母，从此一直在外漂泊，这是父亲活着的时候的一个心结，我在家里偶尔说起，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曾想女儿却放在了心上，她这样的安排，一是让我们去寻根问祖，二是让我们去了却她祖父的夙愿。
父亲身形瘦弱，精练，手不能提四两，肩不能扛一斤，前半辈子就靠着个银匠手艺东奔西跑地糊口。后来父亲成了家，在湖北石首藕池镇定居，再后来又移居到了石首江北的湿地小镇。父亲没有多少力气，可抡起锤子锻打金子银子时却显得气宇轩昂，他的手艺也很出色，为方圆数里的乡亲们所称道，他与别的银匠不同，别人七成八成银譬如现大洋都能熔成锭加工成成品，而他却不可以，非要把这些物什加入铅块，然后用猛火提练成纯银子方肯进入下一道工序。
父亲制作金银首饰多为来料加工，但也还需要一些象铅块什么的辅助材料，所以一年总有那么一两回要去长沙，因为父亲在长沙生活了不短的时间，需要的东西都可以在那里买到，去那里是首选。
我，我弟弟，我母亲，也都因此多少与长沙结了缘。我从父亲那里对长沙渐渐熟悉起来，象天心阁、五一广场、烈士公园，等等，我知道了坡子街的石板路一直铺到了湘江边上，街上的火宫殿里面有许多好吃的小吃。与武汉的名吃蔡林记的热干面、四季美的汤包、老通城的豆皮一样，长沙的名吃除了火宫殿里的杂七八拉，还有德园的包子，九如斋的点心。父亲对长沙极熟，带我从北门跑到南门外，还把我带到效外的坟地去拜祭师兄伯伯，告诉我，旧社会长沙有名的银楼有两座，一是俞太华，一是李文余，他就在李文余帮工。父亲不识字，却给我买了许多书。我最记得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和《苦菜花》。他还给我买了字帖及笔墨纸砚，其中一个长方形的铜押尺黄澄澄的引人注目，上面镌刻有李白诗《月下独酌》中的经典四句: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有一回，弟弟头上长了一个圆圆的软呼呼的比银元还大的不知什么东西，在我们小镇上的诊所里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总不见好，父亲没有选择县人民医院，径直带弟弟去了长沙，向国内有名的湘雅医院求治，不久痊愈而归。自然灾害的三年，能够吃上白花花的米饭，就等于上了国宴，我们在农村小集镇上吃商品粮，大人十多斤小孩子几斤粮食指标，想以纯米饭为主食，难于上青天，鸡鸭鱼肉更是难得见到。记得有一次我弟弟犟着不吃“瓜菜代”，饿得哭闹，我母亲只好乞求街道主任，写了张特供的纸条，才解了燃眉之急。打那以后，父亲不声不响地把全国粮票积攒在一起，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母亲、我、弟弟带到了长沙打牙祭，在长沙只要有粮票和人民币，饭馆里都有米饭供给，那几日，米饭不再稀奇。
父亲学徒受封建教育很深，虽然望子成龙，但对方法没有研究，尤其是让我辍学回家由他培养，好像是他旗下的一名研究生，其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也许他爱在心里，即使有时候他让人感到亲近，但大多数的时间我和他在一起多少有点儿害怕，特别是我们长大之前，因为你稍有不慎做错了什么事，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倏忽间，便有一个中指弯成的“定攻”敲到了自己头上，弄得你疼痛难忍，莫名其妙。父亲对母亲也不是十分关爱，每每起床后带我和弟弟出门“过早”，无论如何都没有母亲的份儿，母亲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呆在家里。
父亲最得意的时候是把那些首饰做完了，把母亲和我叫到一起去欣赏他的作品。经过洗刷的各种不同的银首饰，一个一个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预先舖好毛巾上，在照度不强的煤油灯下依旧放出夺目的光彩。此时的父亲，神采奕奕，面容一如绽开的花朵，格外的可亲可敬。他会一面把首饰一件一件地移放在一个小木柜里，一面和母亲计算这一次挣得的收入是多少，然后向我投来既温柔又期待的目光：“明日早点起来，快去睡！”
这是一家人温馨幸福的一刻。
解放之初，父亲的阶级成分被划为城市贫民。由于社会变革，帮工的他没了工帮，为了生计，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重操旧业，在藕池开了家首饰店，担当起了既是老板又是帮工的这样一个角色。他一贫如洗，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资本，只有找亲戚朋友借了几块银元，打制成几件银饰品挂在一个小小的玻璃橱柜里，堂而皇之地做起了“生意人”。
后来他又学会了镶牙、修手电筒、修农药喷雾器，但从未雇请过帮手，充其量也就一手工业者。可是，天高皇帝远，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没有多少政策水平但手握权力的人说了算。他们以“治”人为乐事，但他们不敢说父亲是地、富、反、坏、右，其实他们根本就没说父亲是什么，就因为父亲与银子打交道，因为银子可以做成货币，货币就是资本主义的标签，你还能摘得掉资本主义这顶帽子？于是，我不批斗你就已经容了你了，但五类份子劳动改造你得一块去！记得有一次，家里忽然来了一位税务干部，后面跟着两名基干民兵，一人背着一支日本造三八式步枪，其中一个手上还提着一根绳子，再后面就是街道领导，他们说父亲偷税漏税，要送往乡政府去反省。父亲哪里见过如此阵势？一下子就懵了，连忙叫母亲打点行装，乖乖地去住了两夜，回来后连忙卖掉了家里几件稍微值点钱的家什，还找舅舅借了点钱，赔了款，此事才算了结。但以后的日子，却越来越艰难了。母亲不能看着我们兄弟受苦，开始帮人收割芦苇，编苇席，织柴帘，尽其所能帮衬父亲拉扯我们俩兄弟。
父亲的晚年很悲惨，不足七十岁，就因肺癌不治而十分不愿意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说不治，其实不是治不了，而是根本没有得到诊治。父亲没单位也就没有公费医疗这样最大的经济支撑，我和弟弟虽然有了工作，但那时大家都薪资不高，我还要养育才半岁的女儿，母亲跟着我带孙女，也算是我的一个负担，所以，别说是高额费用，就是一般的费用也很难解决。我们的意思不是奢望能把父亲治得怎么样，心里想的是那怕就是进了一趟医院，也省了以后若干年的许多隐痛。
每当一想到我在轮船上一夜未眠、又冷又饿，父亲把他的大衣脱了盖在我的身上；每当一想到父亲从家里到县城，专门把我和弟弟聚到县城里最大的餐馆，就为了让我们吃上一碗鸡蛋面条；这种痛悔，尤其浓重。但是我又会马上想出百般的理由来安慰自己，真是自欺欺人的思想！
父亲离世的时候说着胡话，那几天只要有人在他眼前晃动，他便会问：“……这来的是哪位同志呀？”
可见他心灵深处的阴影是何等之深！
所以，直到今天，我时常想念我的父母，想他们的艰辛，想他们的磨难，想他们的不容易，他们是为我们兄弟俩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
从井岗山回来，我们特意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专门去探访了父亲的故乡——江西省高安市董家村。
作者简介：沈中德，湖北省石首市人民医院专业技术人员，文学爱好者，现退休定居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