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京剧院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气势宏大、银幕经典，兼具革命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历经岁月流逝，依然常演不衰，即将在重庆演出信息开启七折早鸟票。
剧情简介
1946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取得了辉煌胜利。由某部团参谋长率领的追剿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入深山老林，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巩固后方。
国民党收编的座山雕顽匪到处烧杀掳掠，在遭我军痛击后，逃回威虎山老窝，负隅顽抗。
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常猎户父女的帮助下，找到土匪的线索，并缴获了座山雕垂涎已久的“秘密联络图”，提审土匪栾平，又掌握了“百鸡宴”详情。
在杨子荣请求下，经过党支委会和战士民主会的讨论，参谋长派杨子荣装扮土匪，假借献图打入威虎山。
参谋长率追剿队进驻夹皮沟，发动群众，恢复生产，组织民兵。铁路工人李勇奇激情满怀，决心跟定共产党消灭顽匪。
土匪栾平在押送途中逃跑，参谋长当机立断，急速出兵，追剿队和民兵迎风滑雪，直捣威虎厅。
栾平逃到威虎山，给杨子荣造成严重威胁，杨子荣机智沉着，抓住栾平的胆怯，主动进攻，将其处死。
杨子荣布置好“百鸡宴”，将匪徒全部集中用酒灌醉，追剿队和民兵及时赶到，里应外合，全歼顽匪。
《智取威虎山》从开始创作到最后定稿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初具雏形
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雏形，早在“大跃进”的年代就问世了。1958年春天，上海京剧院一团的几位演员，决定把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打进威虎山，活捉匪首座山雕那一段故事改编成京剧，并由黄正勤、李桐森、曹寿春拟定了一个提纲，分头各写几场。
他们自发的创作活动，得到了上海京剧院艺术室主任陶雄的支持，并让申阳生作为编剧人员参与了他们的改编。很快，申阳生就把各人写的草稿整理成初稿，并起名为《智取威虎山》。初稿的结构与剧情，基本上就按原小说中的故事脉络展开。
剧团对这个首次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形象的京剧剧本表示肯定，决定由陶雄、李桐森等组成导演小组，派定李仲林饰杨子荣、纪玉良饰少剑波、贺永华饰座山雕、王正屏演李勇奇、刘斌昆演一撮毛、李桐森演定河道人、曹寿春演栾平， 随即开始了排练。
1958年9月17日，上海京剧院一团的《智取威虎山》在中国大戏院正式公演。
(二)加以修改
1963年，周信芳院长得知了要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消息并提出：“《智取威虎山》不错，可以加工修改。”院领导随后指派陶雄、刘梦德对剧本进行修改加工。在他们合作的第二稿剧本产生后，为了使这出京剧加强现代气息，又经上海市委同意，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来了老导演应云卫任导演，并投入了排练。
《智取威虎山》的第二稿在结构上保留了1958年演出本的原有基础，仅删去了定河道人上山当面指认杨子荣的情节，在压缩个别反面人物戏的同时，稍微加强了杨子荣、少剑波的唱念做打，从整体上来说仍显粗糙。
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在观看演出后，毛泽东提出了“加强正面人物的唱，削弱反面人物”的指示。为了落实这一指示，演出大会结束后，上海代表团在京延留了十来天，专门听取意见。尤其为了加强对当年剿匪斗争生活的认识，团里还请来原小说的作者曲波和他的爱人以及当年的战友孙大得。他们为剧组热情、生动地讲述了杨子荣的战斗故事和牺牲经过，以及他们当年剿匪的经历。这些来自真实战斗生活的介绍，无疑为《智取威虎山》剧后来的进一步修改提高，起到了不容抹杀煞的积极作用。
(三)重大修改
真正使《智取威虎山》剧初具后来“样板戏”雏形的是观摩演出大会后的第三次修改。
1965年3月,在上海市委直接领导的“戏改”小组统一规划下，这个已被江青列为“京剧革命”“试验田”的剧组，首先在创作上充实了力量。由章力挥、陶雄、刘梦德、丁国荣、高义龙组成的编剧组负责修改剧本；导演由李仲林、关尔佳担任；刘如曾、黄钧，陈立中、高一鸣、黎秋觉和演员王正屏、童祥苓负责音乐设计，借调胡冠时负责舞美设计，整个创作组由章力挥负责。
在“文革”前，经边演出、边征求意见、边修改形成的《智取威虎山》剧第三稿剧本已同原剧作有了极大的不同。第三稿将神河庙(包括定河道人这一人物)及“一撮毛”行凶夺图两场戏删去。为表现出军民鱼水情的关系，编剧借鉴描写四明山剿匪小说《擒匪记》，增写了第三场杨子荣到深山访问常猎户父女的戏。由于原稿中没有旦角唱段，主创队伍认为音乐色彩有所欠缺，于是编剧在“深山问苦”这场戏中添加了女扮男装的小常宝控诉土匪罪状的唱段。为和传统京剧有所融合，编剧吸取了传统京剧的身段表演方式,还在杨子荣“打虎上山”一场中,添加了以鞭代马的“马舞”。之后，又为突出小分队群像，重新设计了“行军”、“滑雪”等舞蹈和最后的“开打”。
剧本第三稿修改提纲初定后，创作进入了唱腔设计阶段，创作组决定首改第四场“定计”中少剑波的唱腔。张春桥请琴师李慕良为刘梦德撰写的“朔风吹”唱词谱曲，并由他指导沈金波试唱，并将这个唱段确定保留下来。接着，音乐唱腔设计工作全面铺开了。创作组从上海儿童艺术剧院调来女作曲家沈利群协同攻关，沈利群不仅对“定计”一场中“共产党员”及第八场“计送情报”里“胸有朝阳”等杨子荣的唱段音乐做了精心设计，而且对剧中小常宝等人物的唱段也做了修改。直至1966年初，这些唱腔又经于会泳多处润色修改，特别是“胸有朝阳”末尾通过他“画龙点睛”自然地缀连到了《东方红》曲调上后，全剧的音乐设计方始获得江青的通过。
主创队伍在对《智取威虎山》剧本进行修改的过程中，对该剧演出人员的安排也做了较大的调整。唱念做打及其繁重的杨子荣，几经挑选,已改由童祥苓扮演,少剑波的角色也改由沈金波担任，王正屏饰演李勇奇，齐淑芳饰演小常宝，曾经饰演过杨子荣的孙正阳扮演了剧中的栾平，贺永华饰演座山雕。
至1966年5月,《智取威虎山》在剧本、音乐、表演形式、舞台装饰、演出阵容等方面都已基本确定了下来。并且和之前两个版本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
(四)最后定本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最后定本为1969年的修订本，由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组集体修编。从剧本结构来看，全戏共分十场，每一场包括舞台说明、文学唱词（以唱段形式出现）、人物对白。
“样板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共生物，他的创作演出过程曾被江青等人牢牢控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概念化、公式化、雷同化的弊病显而易见。但同时，“样板戏”的创作由于集中了京剧院团的一批优秀专业编剧及借调的戏曲评论家、作家和诗人，他们群策群力,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尽管江青等人对其设置了种种禁锢,但这些编剧、吸取评论家、作家、诗人仍努力遵循着艺术规律创作。因此，一些作品的文学剧本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语言等方面，还是有很多成功之处的。例如杨子荣的“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是很富有哲理性的。
《智取威虎山》从初有雏形到最后定稿历经了十几年的时间,在边演边改的过程中,国家领导人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贺龙都对《智取威虎山》的剧本提出过意见。毫无疑问，权利层观众的看法，畅通无阻的进入到样板戏的生产中，经剧组里的搞戏专家之手得以具体体现。
《智取威虎山》语言的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突出地表现在反复修改和加工上。它炼字,炼词、炼句,一丝不苟。许多语言都是经过反复修改和加工的。例如杨子荣提审奕平时,抓住奕平“听说”一词进行猛攻。但杨子荣的“听说! ?”,却是1968年本子的“你交代得很不彻底呀！”改过来的。原来的句子比较一般化, 表现不出杨子荣的机智——立即看出奕平用“听说”来进行负隅顽抗的实质。
《打虎上山》中杨子荣唱的:“…迎来春色换人间”一句,原来的本子是“迎来春天换人间”。“春天”的意境显然不如“春色”。“春天”指的是季节, “春色”的含义要丰富得多, 也形象得多, 它令人想起春风杨柳、百花吐艳、生气蓬勃的景象, 想起了无限光明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其次, “天”是个平声字, 用了“天”字, 整个句子除了“换”字是仄声以外, 全是平声字, 声调很不和谐。
1967年的剧本中, 《深山问苦》一场, 杨子荣对小常宝说：“孩子！共产党、毛主席给你们作主, 说吧！”现在的剧本改成: “孩子! 共产党、毛主席会给我们作主的, 说吧! ”, “你们”和“我们”只是一词之差, 思想境界却迥然不同, 后者更突出地表现了军民一致的阶级感情。
《定计》中少剑波唱: “这任务重千斤派谁为好! ”现在改成“这任务重千斤派谁最好！”把“为”字改成“最”字, 就表现出追剿队战士个个都是忠于党、忠于人民、智勇双全的英雄, 都能担负起打进匪窟的任务, 而杨子荣的条件尤其好。经过修改, 就有力地表现出杨子荣是追剿队英雄集体中的突出代表。
《发动群众》一场, 钟志诚在碰了李勇奇的钉子后, 说：“嗐！这儿的群众工作真难做！”参谋长就跟他讲发动群众的重要性。钟志诚听了笑着回答:“我明白。”原来的本子,这句话后面多一个“了”字。有没有这个“了”字, 意义很不一样:“我明白了。”是说原来不明白,现在明白了。“我明自。”是说本来就明白。多加一个“了”字, 就会在无形中降低解放军战士的思想觉悟。
（摘自《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主要唱段音乐研究》, 作者苏坦）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