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曾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是啊，不是任何人，都能够饶有兴趣地看着平民和公主争道，而且还能从中领悟书法真谛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够从墙面上蜿蜒的屋漏痕中，领悟书道的哲理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在欣赏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时候，还能够心里想着书法，并且将舞技融入进书法的。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张旭，都做到了。
是的，张旭做到了这些，而张旭又不仅仅做到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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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宝十五年（755）左右的草书《古诗四帖》、《肚痛帖》等，他的书法之妙已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妙境界。
他没有局限于《郎官石柱记》式的精谨周详，而是加以演化，直至成就他那大彻大悟的草书。
张旭的成功，在于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并借酒将自己的情感毫无保留地通过书法展现出来。
众所周知，自从周公开始，礼节，就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组成部分。古人对于衣冠，那是十分重视的，见客必具衣冠。但是，借酒发狂的张旭就敢“脱帽露顶王公前”。更有甚者，每至酒酣，常口出狂言，并以头濡墨作书，令世人惊骇不已，也赞叹不已。
正是这种不拘泥于常礼，全身心地投身于书法创作，使得张旭作草书，并非仅着眼于效果，而是往往别出心裁，借着自己的狂态，写出独有的狂字。没有狂字就无由睹其狂态，没有狂态也显示不出其狂字。
张旭用他那旷古难逢的《古诗四帖》给我们留下了一连串的谜。奔蛇走虺，变动如鬼神莫测，黑与白的完美搭配，点墨和线条，在速度与力度中交、切、转、替，向完美展示了一幅完美的艺术作品。
一幅气韵和意境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艺术作品。
都说，中国画，讲求气韵；中国诗词，讲求意境。
那么，书法又讲究什么呢？
是笔墨吗？很多人评论书法，都常常着眼于笔墨。
没错，笔墨是很重要，线条的粗细，墨色的浓淡枯润，墨色通过毛笔运送的力量和方向在纸面上的使转，这些共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
可是，书法作品，难道就仅仅只讲求笔墨吗？
显然不是的，书法作品和书画、诗歌有异曲同工的妙处，那就是它们同样讲究气韵和意境。书法不仅仅是用来表现文字内容的，更重要的是，书法家用笔墨来传递着自己的心绪和感情。
想当年，王羲之写下了著名的《丧乱帖》我们，如同啜英咀华般欣赏他的作品，从中难道就不能体会到书法家那种彻骨的郁郁伤痛吗？
再有，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忠义愤发，顿挫郁屈，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书法家那铮铮的铁骨和豪气。
后人评价王羲之时代的晋朝书风为“尚韵”，黄庭坚曾经说过：“书画以韵为主”，所以说，书法的最高境界，是“韵”。它和绘画中的“至韵”，诗词中的“意境”，说的是一回事情，所以，书法同样也是讲求气韵和意境的。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个闲三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这就是张旭之书至今无人能达其高峰的原因。
一些书法评论家常说：“口追晋唐”。
何谓晋唐？其实就是说：晋唐尚韵，尚潇洒，尚飘逸。所以，要模仿晋唐书法，就不能仅仅模仿他们的笔墨，更重要的是要模仿他们的“韵”。
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直到千年后还有无数后来者情不自禁地匍匐于这位疯疯癫癫的大师脚下。可是，世人模仿张旭，就单单从笔墨上来模仿，而对于张旭的“韵”，却是难以捉摸的，所以，模仿者，永远都不能超越张旭。
可是，千百年后的我们，又有谁知道，在张旭那放荡不羁的字背后，凝聚着怎样游心骇耳的故事呢。这些，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了，我们只有在零零散散的笔记或者是诗词中，才能体悟到，张旭那些与酒、与狂、与书法有关的故事。
无忌之张旭，用无拘无束的黑白线条，谱写着书道精神，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精彩绝伦的一笔。
张旭与他的草书，将一同留于天地之间，与荒荒岫云、寥寥长风同在，万古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