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两汉近四百年的官方意识形变化，不仅使儒家的人生价值观为官方所提倡，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被广泛的社会层面奉为圭臬，这是东汉末年党人群体得以出现的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根源。但也正是以党锢之祸的发生为起点，执著于道义的儒家人生价值观从社会思潮的主流位置退出，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开始向实用主义转变。
所谓执著于道义的人生价值观，是指其人生价值取向以道义为标的，当个人利益与道义发生冲突时，可以超越前者，选择后者。而实用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则恰恰相反，前者是凌驾于后者之上的，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荣华富贵，可以牺牲道义。如果说党人的出现反映了在东汉末年，是执著于道义的儒家人生价值观占据了社会思潮主流的话，那么汉末建安这一新旧王朝更替的时期，则是一个实用主义人生观大行其道的时代，许多士人在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乱动荡中选择了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人生哲学， 比如王朗。
王肃的父亲王朗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若干建安士人，这一代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年和中年时期，恰逢汉末建安乱世，他们的个人经历所折射出的人生价值观的转变，可以说是建安一代士人的缩影。
青年时代的王朗成名很早，《三国志.张昭传》中记载“(张昭)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与朗共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张昭弱冠时是灵帝熹平四年，王朗当时的年龄估计与张昭相差不会太大，也就是说，王朗、张昭、赵昱、陈琳等人在二十岁左右即以交游论辩的方式扬名。王朗能与张昭、陈琳等后来割据政权中的重要名士互相发名友善，说明他的文化功底不薄，史载其:“以通经，拜郎中，除菑丘长。”因当时正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的余波阶段，第二次党祸发生时，王朗等人还只是十几岁的少年，所以未被卷人这场血腥的政治屠杀中。但是党人们坚守儒家执著于道义的精神，他们毕竟耳濡目染，对其人生价值观应该有所影响。然而与党人不同的是，王朗和他的朋友们刚走上仕途，面临的就是东汉王朝即将崩溃的前夜。如果说党人们还有时间试图挽救东汉王朝的统治，那么王朗这一代人很快就要陷入自救乏力的劫难中。是继承党人执著道义之志，还是选择另一条道路，王朗等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中平二年九月，太尉杨赐薨，王朗曾以杨赐为师，所以按当时的习俗弃官行服，后来州举孝廉、公府辟召，均辞不应。大约在中平末年，王朗成为大将军何进的掾属，并于此时与孔融相识结交。很快何进被宦官杀死，袁绍又消灭了宦官，董卓进京，胁迫汉献帝迁至长安，关东兵起，天下大乱。估计王朗在何进遇害后回到了家乡，并被徐州刺史陶谦辟为治中。当年的好友赵昱是陶谦的别驾，两人共同劝说陶谦勤王。这与当时大多数士人的思路是一致的，即仍然希望以汉王室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尽快结束混乱的局面，恢复正常的秩序。陶谦听从了二人的建议，派赵昱奉章至长安，此举不仅使陶谦受益，王、赵二人也一跃而成为地方长官，王朗被任命为会稽太守。
会稽郡地处东南，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属于偏远之地，正是这一地理特点，使会稽远离了当时被反复争夺、战斗酷烈的中原主战场，王朗有幸过了四年的安稳日子。这期间，会稽名士虞翻被王朗任命为功曹，王朗的好朋友许靖，因躲避董卓的迫害来投靠王朗。虞翻是汉代象数易学的大家，而许靖是汉魏时期著名的人物品评专家，既有学问方面的交流，又有对世事人物的畅谈，可以想见，王朗在会稽郡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战火很快就烧到了会稽。建安元年，企图在江南有所发展的孙策渡江略地，与当时任会稽太守的王朗发生了一场激战。战前，虞翻认为打不过孙策，不如逃走，王朗拒绝了:“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也就是说，王朗认为自己身为汉朝的官吏，从道义上来讲，应当与趁天下大乱来抢占地盘的孙策开战，保卫汉朝在会稽的政治统治，王朗在此事上的表现让我们多少看到了党人的影子。但随着战败结局的到来，王朗放弃了自己的道义立场，他对孙策的使者自称“禽虏”，并在降书中屈辱地写道:“ 朗惶惑不达，自称降虏。缘前迷谬，被诘惭惧。朗愚浅驽怯，畏威自惊。又无良介，不早自归，于破亡之中，然后委命下隶。身轻罪重，死有余辜。申脏就鞅，蹴足入绊，叱咤听声，东西惟命。”会稽失守是王朗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明哲保身就成为他在以后的政治风云变幻中不变的选择了。
与王朗的转变经历很相似的是华歆。曾为豫章太守的华歆，面对孙策的劝降使者，犹豫不决，功曹刘壹建议其遣檄迎接，华歆的顾虑在于:“吾虽刘刺史所置，上用，犹是剖符吏也。今从卿计，恐死有余责矣。”圆也就是说，华歆的豫章太守之职经过了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即“上用”)，从道义上来讲华歆是汉臣，如果开城门迎接孙策，是违背了身为汉臣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但刘壹接下来的劝言则打消了华歆的顾虑:“王景兴既汉朝所用，且尔时会稽人众盛强，犹见原恕，明府何虑?”也就是说，王朗也是汉臣，况且会稽郡的实力比豫章郡强盛，王朗虽然抵抗了孙策，但在战败后也选择了投降孙策，并且后来仍被曹操上表征辟，拜为谏议大夫。有了“上表征辟”的程序，从名义.上来说，王朗就再次成为汉,臣，可见其投降之事可被原谅。这一番劝言最终使华歆选择了不战而降,这是华歆人生的转折点，如果说，他在投降之事上的犹豫不决，表明他心中多少还存留了对汉朝的道义感的话，那么投降之后的华歆则彻底走上了随波逐流的人生道路。后来他奉曹操之命，捕杀了因伏完案被牵连的伏后，当时伏后藏匿在墙壁中，华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日;‘不能复相活邪?’帝日:‘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日:‘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围。这一段生动的历史记载，使当时身为皇帝和皇后的可怜无助如现眼前，而直接执行捕杀命令的华歆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怜悯之情，“坏户发壁，牵后出”七字恰恰反映了他的冷酷无情。此时的华歆，心中曾有的那点对汉朝的道义感显然已荡然无存了。余嘉锡先生在其所著《世说新语笺疏》中对华、王二人的评价极低，谓其“卖国求荣”、“顽钝无耻”。
此外，王朗的两位朋友—张昭与许靖，他们的作为与王、华二人亦有相似之处。张昭在孙吴集团内地位显赫，孙氏兄弟待之不薄，但在赤壁之战前极力主张降曹。后来孙权即位，大会百官，张昭举笏欲褒赞功德，还未开口，孙权讥讽地说: “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张昭非常惭愧，伏地流汗。但孙权仍然重用张昭。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攻成都城，刘璋的蜀郡太守许靖想投降刘备，因事情被发觉而未果，刘备本来因此事而有些轻视许靖，但在谋士法正的劝说下采取了厚待许靖的策略。刘备称汉中王时，任用许靖为太傅；刘备即位后，策命许靖为司徒。
建安元年，正是曹操广招名士，壮大力量的开始，失去了会稽的王朗后来被曹操征辟，辗转回到了中原，拜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与老朋友孔融同朝为臣。随着曹操羽翼日丰，其欲取汉而代之的野心也日益暴露，在助曹还是忠汉的问题上，王朗与孔融分道扬镳了。建安十三年，曹操找借口杀掉了孔融，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当自己的好朋友被杀时，王朗作何想法，也许他在朋友的鲜血面前噤若寒蝉，也许他在暗自讥笑朋友的不识时务，但至少他是和孔融划清了界限。孔融死后，王朗以丞相军师祭酒的身份，随曹操征荆州，可见未被牵连。
总之，汉魏之际，那些继续执著于道义，即将其所坚守的东西一无论是君臣道义还是责任感、名节观等文化信仰，看得高于个人利益的人，都付出了鲜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比如傅燮，因为坚持“圣达节，次守节”的忠节观田，在中平四年的汉阳保卫战中，面对粮乏兵弱的困境，拒绝了其子傅干提出的弃城逃走的建议，又痛斥了劝其起兵造反的黄術，毅然战死沙场;臧洪，因感念张超的知遇之恩，与拒救张超的袁绍交恶，最后被袁绍俘虏杀害;建安五年，董承、王服、 种辑等奉献帝密诏谋杀曹操，事泄被诛;孔融，对“雄诈渐著”的曹操屡示不满用，于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之前被害;荀彧，因为坚持匡扶汉室的文化理想，反对曹操加九锡，于建安十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建安二十三年，金纬自以世为汉臣，忠诚显著，名节累叶，不忍汉祚将移，遂与耿纪、韦晃、吉本等人结谋反曹，被镇压。这些人虽然延续了党人执著于道义的文化血脉，但却未能在史册上留下如党人一般轰轰烈烈的一笔。相反，那些苟且者却享尽了荣华富贵，几乎都以高寿显官而卒，反而成为研究相关历史时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因为汉魏之际的历史时代成就的就是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