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一直想做读书活动，不是因为自己读的多，而是因为读的太少，且很难坚持。当下手机塞给我们太多信息，其实没有多少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时间在手指的滑动间一点一点的离我们远去。恍惚间匆匆几十年，感叹时间过的真快，读书的情结也越来越浓，自己想读书，也真心想身边的人能够一起坚持读书。如果说读书能带来什么，或许它能赋予了人生别样的意义，重新定义时间的价值，其实每本好书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幸沐浴其中，自然得到升华。
今年8月陪家人去了绍兴，重游了鲁迅故居。前第一次游鲁迅故居是走马观花的溜达一圈，过完眼瘾之后什么都没留下。而这一次，不知为何走心了，心里留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文章都是小学时期硬塞给我的，现在真的所剩无几，于是闲来开始翻阅先生的文章和资料，期间偶遇到了乔丽华著的《朱安传》，才知道除了许广平之外的还有一个独守鲁迅一生的原配夫人朱安。
朱安，一个不得不说的女人。以下是我自己编辑的视频，内容精简了一些。
三句话介绍朱安：（3句话是不是有点多了，但希望在你的心中能留下痕迹）
朱安（1878-1947），鲁迅先生的原配夫人。浙江绍兴人，21岁成为鲁迅先生的议婚对象，29岁才与鲁迅先生在绍兴完婚，婚后第四天鲁迅先生就携弟弟周作人还赴日本去了，自此与鲁迅先生做了一生有名无实的夫妻。虽无文化，但三从四德，为人隐忍宽厚，默默无闻，婚后主要游离于婆婆、日本弟媳（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和许广平四个女人之间，心中其实从未落脚。1947年6月在北京孤独离世，葬于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没有子嗣，没有立碑，享年69岁。
朱安的的人生轨迹：
一、出身：187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祖上为官，父亲朱耀庭、母亲俞氏、弟弟朱可铭，朱安祖上与朱自清祖上有联系。父亲做过师爷经过商，朱家在当地与周家算是门当户对，都是大户人家。朱安自幼接受旧时礼教，裹小脚、做女红、不读书、骨子里刻着三从四德，夫为妇纲。
二、议婚：1899年，21岁的朱安议婚对象是小她三岁的鲁迅（当时叫做周树人，狂人日记之时改成鲁迅），当时的鲁迅正在江南（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一直到1906年成亲之前双方并没有见面，但鲁迅和她有书信往来。在此期间鲁迅从南京东渡日本求学，思想和眼界已经大为开阔，接受的是新思想和新文化，对旧社会包办婚姻必然是极度排斥的和反对的，对朱安也没有任何好感，出于对母亲的顺从勉强接受了此事，但向朱安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放足，二是进学堂。但这两点对于生活在绍兴古镇，受旧时礼教禁锢和熏染的朱安是不可能，裹足和不读书不是朱安的错，是那个时代强加给她的，她无力抗争，也不想抗争，因为她没有像许广平新女性的那样生长环境。
三、成亲：1906年鲁迅母亲以生病之名骗鲁迅归国与朱安成亲。成亲当日朱安为了隐藏自己的小脚特意穿了一双大鞋，但在落轿的时候鞋掉了下来，掀开头盖鲁迅才第一看到了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的朱安，在周作人的眼中朱安是“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成亲当日鲁迅极为顺从，按照旧时礼法穿礼服带鞭子，完全遵从司仪的安排行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是当晚鲁迅并未与朱安同床，第二天晚上及以后也没有再进婚房，第四天带着弟弟周作人回去了日本。估计此时的朱安是极为痛苦和不安的，或许她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会受到丈夫的这般的对待和冷落，当时他唯一的依靠就是鲁迅的母亲鲁瑞同志。鲁瑞一直是非常喜欢朱安，主要因为一是朱安是自己包办的，他俩都是中国传统女性，并能常伴其左右，自然会亲近和喜欢一些；二是那两个日本儿媳妇太不靠谱。
这里还要讲一讲鲁迅先生为什么会顺从这桩婚事，个人以为一是鲁迅先生从小耳濡目染的是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虽然厌恶包办婚姻，但没到万万不可的地步。二是百善孝为先，父亲已经去世，作为家中长子孝敬母亲是鲁迅在当时不可能不考虑的事情。就像他对好友许寿裳说过一句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四、婚后生活：
1、第一次搬家，离开故土绍兴。自1906年鲁迅先生婚后出走日本以后，朱安独自在绍兴陪伴婆婆鲁瑞，19朱安也曾找人代笔提议鲁迅纳妾，鲁迅没有同意并称颇谬。而此时的鲁迅经过不断的努力及在同乡蔡元培的提携下逐渐风生水起，生活也富足了起来，于19花费了3500大洋（鲁迅筹集了2500大洋，绍兴的祖宅卖了1000大洋）购置了北京八道湾11号大宅，同年朱安随婆婆、周建人以及周作人一家搬了进去，周家团聚，直到19夏天，《阿Q正传》著于此地。期间朱安一直与婆婆住在中院，而鲁迅执意住在外院，夫妻分居而住。
鲁迅负责赚钱养活一大家子人，由于朱安不识字，没有文化所以家庭日常开销是由周作人的妻子羽田信子（一个日本女佣人）负责，信子没少挤兑朱安，也正是因为这个日本女人，周建人被挤兑的去了上海，而鲁迅也因为她与二弟周作人反目，迫使鲁迅搬离了八道湾，临走时鲁迅先生调侃道，“这下好了，这个大宅只剩下一个中国人了”。
2、第二次搬家，搬入塔砖胡同61号。因为二弟周作人的一封信（羽田信子事件），19夏天鲁迅离开了八道湾，临走时和朱安说，“我没地方住，暂时搬到砖塔胡同，你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绍兴回娘家？”朱安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了，婆婆迟早也要过去，我一个人跟着叔婶侄子过算什么，再说婶子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绍兴娘家我也不想去，你搬砖塔胡同，横竖总要替你烧饭、缝补的，这些事我都可以做，我想和你搬过去”。鲁迅同意了。朱安本想借此机会可以和鲁迅亲近亲近，但是鲁迅毅然决然的分居。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但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意，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鲁迅排行老大）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
3.第三次搬家： 因为塔砖胡同61号是鲁迅临时租赁而来，所以半年以后鲁迅购置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住宅，现改成了鲁迅故居，一直到1926年8月，他携许广平离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而朱安陪婆婆鲁瑞终老此地。
鲁迅其实希望朱安能够清白的改嫁，而此时的朱安虽然与鲁迅有名无实，但毕竟嫁入朱家十几年，当时已经40多岁的她已经不可能做出改变，何况婆婆喜欢她，周家的在北京也过得相当凑合，改嫁不如死掉。
鲁迅先生从感情上至始至终都没有接受过朱安，他只是想养活她，让她活下去，他也认为责任不在于朱安自身，鲁迅先生只能给与朱安物质，给不了她感情。所以他在《随感录四十》中，谈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婚姻：“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于是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4.许广平及周海婴的出现:
19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课，就在这里认识了许广平。这样的师生关系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25年3月，由于许广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才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原本疏远的师生关系才有了突破。1927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并生下周海婴。
朱安原以为只要他对鲁迅好，时间长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了，但是许广平的出现把朱安对鲁迅的希望彻底浇灭。正如房东的妹妹俞芳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呢”，她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显得相当激动：“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师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其实朱安虽然没有读书，但她是一个封建传统女人，更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允许丈夫“纳妾”，甚至也喜欢周海婴，她觉得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也看透了鲁迅的为人，料定鲁迅不会不管她，许广平的出现对她而言既是打击或许又是一种释然和踏实了。
5.鲁迅及婆婆去世后的生活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朱安（59岁）在北京的宅院里设立灵堂，一身孝服，为鲁迅守灵。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许广平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鲁迅先生去世后，朱安将鲁迅著作权的所有版权全权委托给许广平打理， 而许广平也对朱安和婆婆的生活设法维持，周作人也出了其中的一份。当时正值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自然过的辛苦和拮据，曾经有一位记者采访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个小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另外有几碟尖辣椒、腌白菜、霉豆腐。
1943年娘娘（婆婆）鲁瑞离世，生活更加困难和辛苦，许广平参加革命联系不上，而周作人每月150元的生活费无法维持日常生活，到了1944年欠下了不少钱。后来不得以登报准备出售鲁迅先生的藏书，许广平看到后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同时上海方面派唐弢（鲁迅先生资助的学生）、刘哲民造访朱安，看见她也只是默默地喝着汤水似的稀粥，吃着几块酱萝卜。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她冲着客人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以后许广平继续支付生活费直到朱安去世。在八年抗战、国内战争期间，朱安作为鲁迅的夫人，对社会各界的捐助，辞而不受，她说“宁自苦，不愿苟取”，同时也拒绝提供鲁迅先生的任何遗作。
以下这段是当时鲁迅先生生前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写信反对朱安卖书之后，朱安给内山完造先生的回信内容：
内山先生：我们虽未见过，从前听说鲁迅先生时常称道先生的道德学问，所以在我的意识上似乎一向对于先生是很熟悉而钦佩的，现承先生不惜下教……道义精神，尤为可感！我个人的身世状况，本来不值得一谈，但为寻求残年养生活命之计，又不能不率直而摘要地向先生说一说，希望先生用最公正的友谊，来同情我的一切。鲁迅生前，我和我婆母周老太太的生活费，每月提前寄到，过年过节总是格外从丰，并且另有存储一千余元，以备不时之虞，我也克尽我的天职，处处节省。
自鲁迅逝世之后，我秉承婆婆的意思，把储存之款分月拨作家内的家用，当时有一位许寿裳先生，来代许女士索要鲁迅先生全集的出版权，担保许女士嗣后寄回北京寓的生活费，不使缺少，同时许女士也有信来索取版权，并表示极端的好意，我自愧无能，慨然允诺，当将委托手续全部寄去以后，许女士如何办理，迄未通告，我亦未曾问过。到廿八年冬季，因家用不足，我婆婆周老太太函商许女士，请每月酌加二十元，未能办到，以后婆婆的花费，都由周作人先生担任，银钱之外，米面煤炭，常有送来，水果糕点，应有尽有，房屋亦来修过。卅一年五月，并我每月四五十元之零费没有了着落，只好典卖钗裙，黯自弥补，卅二年三月，我婆母周老太太逝世，一切丧葬费用，全由作人先生担任，并仍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元，实在可感！虽然这点钱仍是杯水车薪，但我也不便得寸进尺，计较盈绌。生活是飞也似的高涨，我的债务也一天天的加高到四千余元，这真使我无法周转！
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的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在北京的生活恐怕不在上海之下，前月华北新报曾有一段记载，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用即需六百元。我又老而兼病弱，烧饭洒扫种种杂事，又不能不雇佣一个女仆，因此每月最低限度也要支出在千元左右，像我这毫无收入的人，实在是“不知所措”啊！”
朱安离世：朱安去世前一日，对前来探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临终时，“泪流满面，她念大先生，念先生（许广平）又念海婴。”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朱安生前希望与鲁迅先生或者和婆婆葬在一起，但未能如愿。许广平出资将她葬于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现在已无法找到，这对朱安来说应该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毕竟她是鲁迅先生的夫人。朱安逝世后当时的报纸上有所报道。
朱安去世后一年，许广平在一篇散文里写道：“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这末句很有感情，也是颇细腻的一笔。
.10.19下午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