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差不多这个时间,天愈加蓝,阳光也日渐暖,市里的花便睡醒了般,陆陆续续地争先开了,很美。我给母亲打电话:“妈,花儿都开了,来我这住段日子吧。”
母亲与二哥同住在村里。再过些日子,要开始忙春耕。对于家里的活计,母亲也总里里外外地帮着搭把手。
她历来心气高,倘若说:“你别干了,就在家里休息。”她要是看到别人家的活干在了前面,就不免心焦,连催促二哥带自己上阵,总想把落在人后的活儿抢回来。
她累了一辈子,我希望她能歇歇。
可母亲说:“哎呀,再看吧。”就挂了电话。
不几天,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剑,你那天不是让我到你那住吗?我已经在来的车上了。”
我又气又笑,这说来就来,也不提前招呼一声,我这才跟朋友约好,要一起去山上看花。
好在母亲有家里的钥匙,对家里的食物摆置也并不陌生。我跟母亲说了当下就要出门,且要晚归。母亲在电话里回:“哎呀,你去你的,不用管我。”
山上的花开得明黄一片,是十分靓丽的春天的颜色。正与朋友们看得高兴,又接到母亲的电话:“剑,我今天去职业介绍所找了份保姆的工作,已经到人家家里来了,你明天帮我把包给我送来吧。”
我听了,十分生气,在电话里就按捺不住,冲母亲嚷:“不是到我这来住一段时间吗?怎么就去找工作了呢?你都多大年纪了,还去伺候别人?”说着,竟有眼泪要滚出来。我吞吞声,把眼泪咽回去。
母亲听我吼完,才小心翼翼地说道:“哎呀,没事,我自己想出来干一干嘛,又不关你们的事儿,是我自己愿意干的嘛。人家家里都挺好的,活也不累,没事的。”
我不愿再说什么,挂了电话。第二天去给母亲送包,母亲到小区门口来迎我。我远远就看到她,她矮矮的身影立在那里,把目光尽可能地往远了送。我叫声“妈”,她看到我,走过来,牵住我的手。
她的手很硬,是一双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手。她说:“走,进去坐会儿吧。”我板着脸摇头,“不。”把包递给她,转身就走。我不愿进去。
我不愿面对我60岁的母亲给别人当保姆的这一现实,我也不愿让别人看到,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女儿的母亲,还要出来依靠给别人当保姆赚钱。
我一边走一边抹眼泪,不知道是心疼母亲多一些,还是责怪自己无用更多一些。
母亲在我背后喊:“挺好的,我自己愿意干的嘛,你别难过,啊,别难过……”我终究没有回过头去。
这一晃,两年过去了,母亲仍然在当保姆。她时常跟我聊她工作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我也会去她工作的地方看她——我不再为母亲当保姆这件事情感到难为情。如果要感到难为情,我只会为两年前的自己感到这样。我已经能够明白母亲。
作为一个没有退休工资的农村老人来说,她想通过自己的力量,赚钱养老。在这个自食其力了一生的劳动女性眼里,生活的尊严,只在于踏踏实实地凭借自己的双手,敞亮地活着。
如果母亲的人生有什么座右铭的话,我觉得,这就是。
而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回顾一番母亲的人生。回顾一番这位出生于1955年的普通农村女性——她一生的奋斗。
我的记述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之所以要从这里开始,是因为,对于他们这辈人来说,从那个时候起,生活由集体回归到个人。回归到个人的生活,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人的主体意志和个人奋斗吧。
母亲的奋斗,从一台电视机开始。
那时,我还没出生,母亲正值二十多岁的芳华。她在家里守着田地,照顾大哥二哥。父亲在乡里开饭馆。当时村里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王大妈家买了一台电视机。
这让平日里寂静无声的乡村夜晚陡然热闹起来。每当夜色降临,村里老小都端着板凳,像集体看电影一样,大声说着笑着,从四面八方涌到王大妈家,看那个方方的小盒子里所展现出来的外面的世界。
母亲也在人流中。她一手拎着板凳,一手牵着二哥。大哥则吸着鼻涕,趿拉着鞋子,跟在她身后。她也随人们一块说笑,一块期待盒子里面当天会继续怎样的故事。
王大妈豪爽,她热情地招呼满屋子挨挨挤挤的人。她满意地看着大伙儿在电视机前打趣,议论,时而发出一阵嘘声,时而又爆出一阵哄笑……这是她带给大家的。这种感觉,比电视机里的故事,更能让人高兴。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乡亲们对于电视的兴致不减,但当初带给王大妈的那种骄傲的感觉日淡。日日的喧嚣,日日的不得安宁,日日地赔着笑脸,这真让人疲倦。王大妈的脸色开始日渐难看。
母亲看在眼里。她可受不了别人的脸色。她思忖着,同样是一个家,同样是两双手,人家家里能有电视看,自己家里就不能?
她不再带着大哥二哥奔赴人流。她跟父亲说:“咱们好好干它两年,也买个电视回来。”父亲应得轻飘飘,“不就一个电视机嘛,我给你买。”他自信他的饭馆能轻易为家里赚一个电视机回来。
可是,父亲始终是一个做梦的能力大于行动能力的人。母亲在家里等着。等过一年,再等过一年,每到年底,父亲除了一些“白条”,实在没能给家里带回来什么。他也不提电视机的事情。
又一年春天到来,母亲嘴里恨恨:“不就是一台电视机,老娘自己也能买!”她叮嘱家里大的照看好小的,套上牛车,就去了距家十多公里外的镇子,买回家一窝小猪。
母亲后来总说她是家里的饲养员,不仅要料理好几十亩的田地,还要管好家里人、牛、猪的嘴。我们从没介意过母亲将我们跟家里的牲畜们归为一类。她说这样的话,有时是在抱怨自己的操劳,但大多是带着对自己辛劳的成果的欣赏和得意。
那一年,母亲忙得团团转。那一年的年底,一窝小猪,拱成了一群膘肥体厚的大猪。除了留一头母猪外,她全数卖掉,转身拿着热烘烘的一沓钱,去镇子上买回来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电视机抱回家的那一天,她很风光。当晚,摆置着电视机的屋子,也挤挤挨挨坐满了人。她坐在人群边上,一边看着电视里的热闹,一边感受着电视外的喧嚣,就整个忘记了这一年的操劳。或者说,她觉得,这一年的操劳,与这一刻的满足,对于她来说,都非常值得。
她从不惧怕操劳。我从小听她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人生下来就是干活的”,她觉得不干活不奋斗的人生,就像浪费粮食一样可耻,应该遭“天打五雷轰”。这样的一种生活理念,也贯穿于她的余生。
她靠着这种理念,拽着父亲,盖起了村里第一座砖房。房子正面,贴着青白相间的碎石。房前还带走廊、花台、两根门柱。门柱上贴着黑白菱形格子的瓷砖。阳光下,仿佛整座房子都会闪耀着盈盈的光芒。
光芒折射在母亲的脸上,让这位年轻的农村女人,有着比大西北的天空更澄澈的骄傲。我也很骄傲。房子盖起来那年,已经是九十年代初,我初初有了对人世的记忆。
那天,我坐在房前一棵大榆树下,榆树下有一座石桥,桥底下没有水。我坐在那里,有一辆马车从我面前“哒哒”过。马车上的人指着我家的房子,用一种赞叹的语气说:“你看,这小李子把房子盖得多好看!”
只是,这种骄傲的日子并不长久。我说过,父亲做梦的能力远远大于行动的能力。他继开饭馆之后,还养过鸡,种过树……
母亲从不反对父亲做梦。与其说不反对,不如说,她也是一个爱做梦的女人。她站在父亲身后,支持一切他想做的,也满心期待着她的男人能为家里带来更好的前程。可是,美好的前程没有来,父亲的梦想最终败倒在因开办玻纤厂而亏欠的大额债务中。
继而,他病倒了。
继而,他怀着对人世的深深眷恋去了另一个世界。
继而,母亲开始了她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奋斗——这个家,不能垮。她不想被人小瞧了去,在背后戳着她的脊梁骨说:“看,没了男人,那个家就成了那副鬼样子!”
她虽然不再年轻,却比以前更卖力地劳动——欠别人的钱,她要一分不少地还给别人;她要给两个儿子娶妻生子,为他俩每人准备好一座没有背负着任何债务的敞亮亮的宅院;她要供她的女儿读书,她的女儿能读到哪一步,她就供到哪一步——她不能被人,小瞧了去。
我想我算不上是一个十分懂事的女儿。父亲去世那年,我不满十四岁,虽然深知家里的处境,却也耐不住虚荣心的滋长。
去学校的路,有三公里,我们每天需要骑车上下学。同伴们上了中学后,家里都为他们买了新自行车。它们看上去非常轻巧好看。
而我骑的是一辆带着大杠、由亲戚家淘汰的土黄色的自行车。这辆车子,我从小学骑到中学。它除了时常跑气外,没有别的长处。我常常在下午放学后,推着它四处找气筒打气。有时,还会出现连气都打不进去的情况。这个时候,母亲会端盆水,坐在院子里,给我的自行车补胎。而我,则要仰赖同伴载我去上学。
载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路途颠簸不算,还要面临长长的上坡。载的次数多了,我便能从同伴的脸上看到无奈,看到努力压抑的不甘愿。一个少女单薄而倔强的自尊遭到挑衅。我回去跟母亲抱怨,哭诉。我甚至把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夸张到命运,想:自己的命运何以如此不堪?
母亲面对我的哭诉,她的脸上呈现出混合着不耐烦、疼惜以及不服气的复杂神情。她在又一次给自行车补胎的时候,一面用锉子狠狠地锉着轮胎,一面说:“哭什么哭,不就一辆自行车吗,别人能骑新的,你也可以!”
当年秋天,她起早贪黑地忙完家里的活计,就跑到博乐去摘了十多天的棉花。我记得她回来的那天,太阳不算耀眼,可是,记忆里却是明晃晃的一片。大门“哐”的一声响,母亲在明晃晃的日光里推着一辆崭新的、红黑相间的自行车走了进来。
我迎上去,看着她,白色的日光下,母亲的面容里没有憔悴,只有兑现承诺后的满足和踏实。她把自行车往我怀里一推,“妈说今年能让你有新车子骑,说到做到。”
我想,我之所以后来长成了一个面对种种事情并不怨天尤人、心智还算健全的人,这里有母亲以身作则的影响。
那些年里,家里发生了很多意外。大哥打农药中毒,二哥修房子遭电打,母亲从装满了黄豆的拖拉机上摔下来……我有时觉着,命运这东西,也是一个十分势利的家伙。它若瞅着你潦倒,不仅不会怜惜,还会将脚踩在你身上,哈哈大笑。
可是,在那些年,我几乎没有见过母亲哭。
父亲在的时候,母亲哭过。她是一个打着赤脚长大的四川女人,身体里滚动着犹如辣椒般爽辣热烈的气息——她从来都是大声哭,高声笑,歇斯底里地骂,气焰嚣张地恨,义无反顾地爱。
可是,在那些年,我几乎没有见过母亲哭。
母亲的眼泪,被自己吞进了肚子。她对生活所有的信念便是——不能倒下,她既然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她就有责任将我们抚养成人,妥善安置。
所幸,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信诚实劳动和踏实奋斗的时代。她所信仰的“人生下来就是干活的”这句话,带着她,和她一双被辛苦劳作所造就的骨节粗大、掌心皴裂如柴的手,挺过了她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
她清偿了所有债务。她为两个儿子各自安置了一座宅院。她将女儿送进了大学。她终于可以喘口气,坐在门口的榆树下,一边纳着鞋底,一边想一想她的少年,她的青春,她埋于心底的热望。
上大学前,我和母亲去看望住在市里的姑姑。母亲和姑父聊天,听姑父说他和姑姑周游四处的经历。母亲听得歆羡,忍不住说道:“我以后也要去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看看。”
姑父嗤笑:“你知道在北京住一晚上多贵吗?100块钱才能住一晚上!你还去北京看看……呵呵。”在他眼里,母亲是一个从四川老家的山沟里随着父亲一路西奔,落脚在天山脚下的一个山沟里的农村女人。她这一生,除了干一个农村女人该干的事情之外,怎么还能有余力做非分之想?去北京上海看看?哼!
可是,母亲真的去了。
这个敢想敢干、想到就做的女人,在张罗完大哥的婚事,两个儿子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家业后,于我大三那年,买了一张去南京的硬座火车票,一路东赴。
那年,她已经53岁了。这个从没有离开过土地的女人,第一次背上行囊,开始了她的远游和打工生涯。
那天,我和母亲在这座小城新开的商场里逛。累了,便找了个看得到远景的靠窗位置,点了两杯奶茶,一边喝,一边聊天。
和母亲聊起她十年前的远游。她眯着眼睛,呷一口奶茶,说:“那时候也怕,想我这样一个人,出去打工,怕是没人要。”但这些害怕架不住“看一看大城市的向往”。她鼓足勇气,一拍大腿,还是去了。
之所以选择南京,是因为很多年前,她的哥哥曾到过南京,在南京长江大桥上留了一张影,并寄给了她。这张照片一直夹在相册里。长江大桥的雄伟,舅舅在大桥前的意气风发,以及它勾起的母亲对于远方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大桥的向往,也一同被始终夹在相册里。
因此,她对大城市的见识,要从南京开始。
到了南京,她去郊区厂子里做过工人。去闹市区的餐饮广场当过服务员。她所秉持的“人生下来就是干活的”这句话,让她无论干什么,都用心用力。她不仅被人“要”了,还十分受欢迎。这使得这个农村女人,在面对这座陌生的大城市时,胸腔里也鼓荡起了与她面对土地时一样的底气和自信。
母亲说到这里,眉眼里全是兴奋。她说,每到休息日子,她就出去逛。逛嘛,到处走,也不用花钱。她去了南京长江大桥,去了夫子庙,去了总统府。总统府要门票,她狠狠心,买了。进去前,准备好馒头和水。里面的东西贵,她在外带进去,午饭也解决了,还能从上午玩到下午,把掏出去的钱,看够本。
她在换工作的空档,还坐动车去了上海。去看了黄浦江,看了东方明珠。去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的街道上来回地走。
她笑着告诉我,那些日子,她每去一个地方转,就给我姑父打电话,让他猜,她在哪。
她在电话里扯着嗓门喊:“我在总统府呢”“我在看南京长江大桥呢”“我正在东方明珠下面呢”……姑父听到她电话里尖利的喊声,总没好气地用“你能,就你能”来结束电话。
母亲一边讲,一边用手背擦掉笑出的眼泪。我也笑得腮帮子酸疼。她的远游岁月中,所有的艰辛都成了模糊的背景,这些被她笑着道来的,在记忆中越发鲜明。
我握着母亲的手,说:“妈,你可真时髦,十年前,你就开始一边打工,一边穷游了。”对此,母亲也十分自得,回顾那段日子,嘴角带笑,像欣赏一幅自己十分满意的作品——她又一次,凭借自己的双手和无畏的勇气,为梦买了单。
母亲结束远游后,回到家,与二哥同住在一起。我们都以为,母亲会像村里大多数迈入老年的人一样,在家含饴弄孙,帮着料理一些家务。空了,再约上三两人聊聊天,打打麻将,将日子软绵绵地消磨在一日日的余晖中。这样乐得颐养天年,就应该心满意足。
可是,母亲不。
她又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每天读点故事app作者:昔玉 | 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