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差不多这个时间，天愈加蓝，阳光也日渐暖，市里的花便睡醒了般，陆陆续续地争先开了，很美。我给母亲打电话：“妈，花儿都开了，来我这住段日子吧。”
母亲与二哥同住在村里。再过些日子，要开始忙春耕。对于家里的活计，母亲也总里里外外地帮着搭把手。
她历来心气高，倘若说：“你别干了，就在家里休息。”她要是看到别人家的活干在了前面，就不免心焦，连催促二哥带自己上阵，总想把落在人后的活儿抢回来。
她累了一辈子，我希望她能歇歇。
可母亲说：“哎呀，再看吧。”就挂了电话。
不几天，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剑，你那天不是让我到你那住吗？我已经在来的车上了。”
我又气又笑，这说来就来，也不提前招呼一声，我这才跟朋友约好，要一起去山上看花。
好在母亲有家里的钥匙，对家里的食物摆置也并不陌生。我跟母亲说了当下就要出门，且要晚归。母亲在电话里回：“哎呀，你去你的，不用管我。”
山上的花开得明黄一片，是十分靓丽的春天的颜色。正与朋友们看得高兴，又接到母亲的电话：“剑，我今天去职业介绍所找了份保姆的工作，已经到人家家里来了，你明天帮我把包给我送来吧。”
我听了，十分生气，在电话里就按捺不住，冲母亲嚷：“不是到我这来住一段时间吗？怎么就去找工作了呢？你都多大年纪了，还去伺候别人？”说着，竟有眼泪要滚出来。我吞吞声，把眼泪咽回去。
母亲听我吼完，才小心翼翼地说道：“哎呀，没事，我自己想出来干一干嘛，又不关你们的事儿，是我自己愿意干的嘛。人家家里都挺好的，活也不累，没事的。”
我不愿再说什么，挂了电话。第二天去给母亲送包，母亲到小区门口来迎我。我远远就看到她，她矮矮的身影立在那里，把目光尽可能地往远了送。我叫声“妈”，她看到我，走过来，牵住我的手。
她的手很硬，是一双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手。她说：“走，进去坐会儿吧。”我板着脸摇头，“不。”把包递给她，转身就走。我不愿进去。
我不愿面对我60岁的母亲给别人当保姆的这一现实，我也不愿让别人看到，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女儿的母亲，还要出来依靠给别人当保姆赚钱。
我一边走一边抹眼泪，不知道是心疼母亲多一些，还是责怪自己无用更多一些。
母亲在我背后喊：“挺好的，我自己愿意干的嘛，你别难过，啊，别难过……”我终究没有回过头去。
这一晃，两年过去了，母亲仍然在当保姆。她时常跟我聊她工作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我也会去她工作的地方看她——我不再为母亲当保姆这件事情感到难为情。如果要感到难为情，我只会为两年前的自己感到这样。我已经能够明白母亲。
作为一个没有退休工资的农村老人来说，她想通过自己的力量，赚钱养老。在这个自食其力了一生的劳动女性眼里，生活的尊严，只在于踏踏实实地凭借自己的双手，敞亮地活着。
如果母亲的人生有什么座右铭的话，我觉得，这就是。
而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回顾一番母亲的人生。回顾一番这位出生于1955年的普通农村女性——她一生的奋斗。
我的记述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之所以要从这里开始，是因为，对于他们这辈人来说，从那个时候起，生活由集体回归到个人。回归到个人的生活，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人的主体意志和个人奋斗吧。
母亲的奋斗，从一台电视机开始。
那时，我还没出生，母亲正值二十多岁的芳华。她在家里守着田地，照顾大哥二哥。父亲在乡里开饭馆。当时村里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王大妈家买了一台电视机。
这让平日里寂静无声的乡村夜晚陡然热闹起来。每当夜色降临，村里老小都端着板凳，像集体看电影一样，大声说着笑着，从四面八方涌到王大妈家，看那个方方的小盒子里所展现出来的外面的世界。
母亲也在人流中。她一手拎着板凳，一手牵着二哥。大哥则吸着鼻涕，趿拉着鞋子，跟在她身后。她也随人们一块说笑，一块期待盒子里面当天会继续怎样的故事。
王大妈豪爽，她热情地招呼满屋子挨挨挤挤的人。她满意地看着大伙儿在电视机前打趣，议论，时而发出一阵嘘声，时而又爆出一阵哄笑……这是她带给大家的。这种感觉，比电视机里的故事，更能让人高兴。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乡亲们对于电视的兴致不减，但当初带给王大妈的那种骄傲的感觉日淡。日日的喧嚣，日日的不得安宁，日日地赔着笑脸，这真让人疲倦。王大妈的脸色开始日渐难看。
母亲看在眼里。她可受不了别人的脸色。她思忖着，同样是一个家，同样是两双手，人家家里能有电视看，自己家里就不能？
她不再带着大哥二哥奔赴人流。她跟父亲说：“咱们好好干它两年，也买个电视回来。”父亲应得轻飘飘，“不就一个电视机嘛，我给你买。”他自信他的饭馆能轻易为家里赚一个电视机回来。
可是，父亲始终是一个做梦的能力大于行动能力的人。母亲在家里等着。等过一年，再等过一年，每到年底，父亲除了一些“白条”，实在没能给家里带回来什么。他也不提电视机的事情。
又一年春天到来，母亲嘴里恨恨：“不就是一台电视机，老娘自己也能买！”她叮嘱家里大的照看好小的，套上牛车，就去了距家十多公里外的镇子，买回家一窝小猪。
母亲后来总说她是家里的饲养员，不仅要料理好几十亩的田地，还要管好家里人、牛、猪的嘴。我们从没介意过母亲将我们跟家里的牲畜们归为一类。她说这样的话，有时是在抱怨自己的操劳，但大多是带着对自己辛劳的成果的欣赏和得意。
那一年，母亲忙得团团转。那一年的年底，一窝小猪，拱成了一群膘肥体厚的大猪。除了留一头母猪外，她全数卖掉，转身拿着热烘烘的一沓钱，去镇子上买回来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电视机抱回家的那一天，她很风光。当晚，摆置着电视机的屋子，也挤挤挨挨坐满了人。她坐在人群边上，一边看着电视里的热闹，一边感受着电视外的喧嚣，就整个忘记了这一年的操劳。或者说，她觉得，这一年的操劳，与这一刻的满足，对于她来说，都非常值得。
她从不惧怕操劳。我从小听她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人生下来就是干活的”，她觉得不干活不奋斗的人生，就像浪费粮食一样可耻，应该遭“天打五雷轰”。这样的一种生活理念，也贯穿于她的余生。
她靠着这种理念，拽着父亲，盖起了村里第一座砖房。房子正面，贴着青白相间的碎石。房前还带走廊、花台、两根门柱。门柱上贴着黑白菱形格子的瓷砖。阳光下，仿佛整座房子都会闪耀着盈盈的光芒。
光芒折射在母亲的脸上，让这位年轻的农村女人，有着比大西北的天空更澄澈的骄傲。我也很骄傲。房子盖起来那年，已经是九十年代初，我初初有了对人世的记忆。
那天，我坐在房前一棵大榆树下，榆树下有一座石桥，桥底下没有水。我坐在那里，有一辆马车从我面前“哒哒”过。马车上的人指着我家的房子，用一种赞叹的语气说：“你看，这小李子把房子盖得多好看！”
只是，这种骄傲的日子并不长久。我说过，父亲做梦的能力远远大于行动的能力。他继开饭馆之后，还养过鸡，种过树……
母亲从不反对父亲做梦。与其说不反对，不如说，她也是一个爱做梦的女人。她站在父亲身后，支持一切他想做的，也满心期待着她的男人能为家里带来更好的前程。可是，美好的前程没有来，父亲的梦想最终败倒在因开办玻纤厂而亏欠的大额债务中。
继而，他病倒了。
继而，他怀着对人世的深深眷恋去了另一个世界。
继而，母亲开始了她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奋斗——这个家，不能垮。她不想被人小瞧了去，在背后戳着她的脊梁骨说：“看，没了男人，那个家就成了那副鬼样子！”
她虽然不再年轻，却比以前更卖力地劳动——欠别人的钱，她要一分不少地还给别人；她要给两个儿子娶妻生子，为他俩每人准备好一座没有背负着任何债务的敞亮亮的宅院；她要供她的女儿读书，她的女儿能读到哪一步，她就供到哪一步——她不能被人，小瞧了去。
我想我算不上是一个十分懂事的女儿。父亲去世那年，我不满十四岁，虽然深知家里的处境，却也耐不住虚荣心的滋长。
去学校的路，有三公里，我们每天需要骑车上下学。同伴们上了中学后，家里都为他们买了新自行车。它们看上去非常轻巧好看。
而我骑的是一辆带着大杠、由亲戚家淘汰的土黄色的自行车。这辆车子，我从小学骑到中学。它除了时常跑气外，没有别的长处。我常常在下午放学后，推着它四处找气筒打气。有时，还会出现连气都打不进去的情况。这个时候，母亲会端盆水，坐在院子里，给我的自行车补胎。而我，则要仰赖同伴载我去上学。
载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路途颠簸不算，还要面临长长的上坡。载的次数多了，我便能从同伴的脸上看到无奈，看到努力压抑的不甘愿。一个少女单薄而倔强的自尊遭到挑衅。我回去跟母亲抱怨，哭诉。我甚至把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夸张到命运，想：自己的命运何以如此不堪？
母亲面对我的哭诉，她的脸上呈现出混合着不耐烦、疼惜以及不服气的复杂神情。她在又一次给自行车补胎的时候，一面用锉子狠狠地锉着轮胎，一面说：“哭什么哭，不就一辆自行车吗，别人能骑新的，你也可以！”
当年秋天，她起早贪黑地忙完家里的活计，就跑到博乐去摘了十多天的棉花。我记得她回来的那天，太阳不算耀眼，可是，记忆里却是明晃晃的一片。大门“哐”的一声响，母亲在明晃晃的日光里推着一辆崭新的、红黑相间的自行车走了进来。
我迎上去，看着她，白色的日光下，母亲的面容里没有憔悴，只有兑现承诺后的满足和踏实。她把自行车往我怀里一推，“妈说今年能让你有新车子骑，说到做到。”
我想，我之所以后来长成了一个面对种种事情并不怨天尤人、心智还算健全的人，这里有母亲以身作则的影响。
那些年里，家里发生了很多意外。大哥打农药中毒，二哥修房子遭电打，母亲从装满了黄豆的拖拉机上摔下来……我有时觉着，命运这东西，也是一个十分势利的家伙。它若瞅着你潦倒，不仅不会怜惜，还会将脚踩在你身上，哈哈大笑。
可是，在那些年，我几乎没有见过母亲哭。
父亲在的时候，母亲哭过。她是一个打着赤脚长大的四川女人，身体里滚动着犹如辣椒般爽辣热烈的气息——她从来都是大声哭，高声笑，歇斯底里地骂，气焰嚣张地恨，义无反顾地爱。
可是，在那些年，我几乎没有见过母亲哭。
母亲的眼泪，被自己吞进了肚子。她对生活所有的信念便是——不能倒下，她既然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她就有责任将我们抚养成人，妥善安置。
所幸，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信诚实劳动和踏实奋斗的时代。她所信仰的“人生下来就是干活的”这句话，带着她，和她一双被辛苦劳作所造就的骨节粗大、掌心皴裂如柴的手，挺过了她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
她清偿了所有债务。她为两个儿子各自安置了一座宅院。她将女儿送进了大学。她终于可以喘口气，坐在门口的榆树下，一边纳着鞋底，一边想一想她的少年，她的青春，她埋于心底的热望。
上大学前，我和母亲去看望住在市里的姑姑。母亲和姑父聊天，听姑父说他和姑姑周游四处的经历。母亲听得歆羡，忍不住说道：“我以后也要去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看看。”
姑父嗤笑：“你知道在北京住一晚上多贵吗？100块钱才能住一晚上！你还去北京看看……呵呵。”在他眼里，母亲是一个从四川老家的山沟里随着父亲一路西奔，落脚在天山脚下的一个山沟里的农村女人。她这一生，除了干一个农村女人该干的事情之外，怎么还能有余力做非分之想？去北京上海看看？哼！
可是，母亲真的去了。
这个敢想敢干、想到就做的女人，在张罗完大哥的婚事，两个儿子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家业后，于我大三那年，买了一张去南京的硬座火车票，一路东赴。
那年，她已经53岁了。这个从没有离开过土地的女人，第一次背上行囊，开始了她的远游和打工生涯。
那天，我和母亲在这座小城新开的商场里逛。累了，便找了个看得到远景的靠窗位置，点了两杯奶茶，一边喝，一边聊天。
和母亲聊起她十年前的远游。她眯着眼睛，呷一口奶茶，说：“那时候也怕，想我这样一个人，出去打工，怕是没人要。”但这些害怕架不住“看一看大城市的向往”。她鼓足勇气，一拍大腿，还是去了。
之所以选择南京，是因为很多年前，她的哥哥曾到过南京，在南京长江大桥上留了一张影，并寄给了她。这张照片一直夹在相册里。长江大桥的雄伟，舅舅在大桥前的意气风发，以及它勾起的母亲对于远方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大桥的向往，也一同被始终夹在相册里。
因此，她对大城市的见识，要从南京开始。
到了南京，她去郊区厂子里做过工人。去闹市区的餐饮广场当过服务员。她所秉持的“人生下来就是干活的”这句话，让她无论干什么，都用心用力。她不仅被人“要”了，还十分受欢迎。这使得这个农村女人，在面对这座陌生的大城市时，胸腔里也鼓荡起了与她面对土地时一样的底气和自信。
母亲说到这里，眉眼里全是兴奋。她说，每到休息日子，她就出去逛。逛嘛，到处走，也不用花钱。她去了南京长江大桥，去了夫子庙，去了总统府。总统府要门票，她狠狠心，买了。进去前，准备好馒头和水。里面的东西贵，她在外带进去，午饭也解决了，还能从上午玩到下午，把掏出去的钱，看够本。
她在换工作的空档，还坐动车去了上海。去看了黄浦江，看了东方明珠。去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的街道上来回地走。
她笑着告诉我，那些日子，她每去一个地方转，就给我姑父打电话，让他猜，她在哪。
她在电话里扯着嗓门喊：“我在总统府呢”“我在看南京长江大桥呢”“我正在东方明珠下面呢”……姑父听到她电话里尖利的喊声，总没好气地用“你能，就你能”来结束电话。
母亲一边讲，一边用手背擦掉笑出的眼泪。我也笑得腮帮子酸疼。她的远游岁月中，所有的艰辛都成了模糊的背景，这些被她笑着道来的，在记忆中越发鲜明。
我握着母亲的手，说：“妈，你可真时髦，十年前，你就开始一边打工，一边穷游了。”对此，母亲也十分自得，回顾那段日子，嘴角带笑，像欣赏一幅自己十分满意的作品——她又一次，凭借自己的双手和无畏的勇气，为梦买了单。
母亲结束远游后，回到家，与二哥同住在一起。我们都以为，母亲会像村里大多数迈入老年的人一样，在家含饴弄孙，帮着料理一些家务。空了，再约上三两人聊聊天，打打麻将，将日子软绵绵地消磨在一日日的余晖中。这样乐得颐养天年，就应该心满意足。
可是，母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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