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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香港试图通过禁止食客进入餐厅来应对第三波新冠疫情时，有关部门很快遇到了问题——有些人无处可去。
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户外工作者利用午休时间，顶着高温在城市公园里、或下雨时在公共厕所里吃东西的照片。尽管上述决定在48小时内被撤销，但它将这个拥有750万人口的城市公共空间匮乏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当古希腊和罗马人将城市广场作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时，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提供变得复杂起来。仅仅有空间是不够的，它必须是可进入的，便捷的，也许最重要的，是好客的。新冠疫情下的封锁和社交隔离政策，都突出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在香港，公共绿地实际上占土地总面积的40%，与伦敦和纽约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尽管大多数居民居住在城市四分之一的土地上，但最大的公园却位于人口较少的地区。据香港智库思汇交易所(Civic Exchange)高级研究员赖嘉玲(Carine Lai)说，居民要到达大型郊野公园，平均需要花一个小时。
相较于其他城市，香港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供公众使用的户外休闲空间）特别小，只有人均2.7平方米，就比棺材或卫生间隔间稍大一点。而在只有香港面积一半的新加坡，人均城市公共空间有7.4平米。根据的一项研究，在因高地价而闻名的纽约，人均公共空间超过10平米。
“香港的城市公园也并非总是对用户友好，”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城市设计课程主任亨德里克•蒂本(Hendrik Tieben)表示，他进一步补充道，“在(城市)公园里你能做的事不多，比如坐在草地上，在公园里吃东西等。而大多数时候，人们是不被允许触摸植物的。”他说，即使公共空间里有喷泉，喷泉的一侧也是倾斜的，这让人们坐着不舒服。
禁止堂食后，户外工作者只能在路边进食/图源：人民视觉
然而，对于许多因房价飙升而居住空间有限的香港人来说，呆在家里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选择。住宅研究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 UK) 报告数据显示，就私人住宅而言，香港每平米的平均价格为22507美元，是纽约的4倍，新加坡的两倍。官方数据显示，香港一个家庭平均每人只有15平方米，而在公寓里，这个数字下降到5.3平方米。
如果你想找地方坐，必须先消费
部分原因与历史有关。以香港为例，赖嘉玲表示，在19世纪，英国殖民政府创造公共开放空间的动力非常有限，因为它严重依赖卖地收入以保持低税收。
“当时，‘开放空间’这个词仅仅意味着要求业主把房子后面的未建土地腾出来，用于卫生、通风和疾病预防。那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公共开放空间。”她说。
赖嘉玲说，英国政府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将现代公共开放空间的概念融入城市规划。尽管如此，由于香港采取了一种自由放任的方式来监管私人开发商，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被称为“购物天堂”的香港，到处是各式各样的购物中心——这是香港以旅游业为主导发展方式的副产品。蒂本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平衡居民的空间需求和开发商的商业利益。这些政策围绕着私有公共空间(POPs)的出现。
疫情下的香港购物中心/图源：中新社
私有公共空间——伦敦和纽约也长期使用这种方法——目的是作为对开发商的一种激励。作为绕开分区规定的交换，开发商必须向公众开放部分空间。
然而，私有公共空间在香港、纽约和伦敦都遭到了抨击。调查发现，尽管私有公共空间严格来讲是对公众开放的，但由于某些功能的缺失，人们并不愿意使用它们。例如，在香港，像购物中心这样的私人室内空间里，很少有长椅这样的设施，如果你想有一个坐的地方，就必须先消费。
“为了找到自动扶梯，我们必须先经过无数商店；我们只能吃商场内餐馆提供的食物；我们被鼓励在里面消费，但却不能坐在地板上或在商场里大喊。”当地学生克莱尔·罗（Claire Lo）在香港岭南大学的一项研究中，写下了香港城市设计的缺点。
公共空间与幸福感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城市公共空间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急需的逃离家庭局限、进行社交距离外步行的场所。
世界各地的城市也在争先恐后地安置居民：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允许酒吧和咖啡馆进入公共场所，来保证顾客的社交距离；旧金山当局已经关闭了一些供车辆通行的道路，让居民可以安全地跑步、骑车和步行；游客也开始大量涌入美国墓地，来寻求一些户外空间。
城市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地方。研究表明，与农村地区相比，生活在城市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要高出40%，患焦虑症的风险高出20%。简而言之，公共空间对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有好处。
“在香港这样人口稠密、公共空间有限的城市中，这可能颇具挑战性。”城市设计与心理健康中心(Centre for Urban Design and Mental Health)主任莱拉•麦凯(Layla McCay)博士表示，“特别是当人们被要求离自己的家非常近，或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减少病毒传播风险时，这可能会减少他们前往香港更大的绿色和蓝色区域的机会。”
单身妈妈琳达·陈（Linda Chan），和她三岁的女儿以及七岁的儿子住在一个不到9.3平米的公寓里，那里是香港最拥挤的地区之一。在第一波和第二波新冠疫情期间，他们坚持在周末去远足，但在第三波疫情到来后，限制变得更加严格，他们现在只得呆在家里。
“孩子们总想出去玩，因为公寓里没有太多空间让他们玩耍，”她说。“他们从每周去一次公园到现在一次也去不了，他们不高兴……每个人都变得更暴躁了，我也经常生气。”
“人们不应该不得不习惯没有足够的公共空间”
蒂本希望看到城市官员和地方团体之间更多的合作，将香港未被充分利用的区域转变为公共空间，就像纽约所做的那样。作为未来城市规划的一部分，纽约城市广场项目旨在为居民提供10分钟步行范围内的优质开放空间。“你想要公共空间，可以创造场所，让社区赋权。”他说。
香港有40%的地方都是绿地，但对居住在人口密集地区的人来说，是否方便到达可能是个问题/图源：中新社
香港政府近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修建海滨长廊。负责管理香港公共公园的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将宠物公园的数量从的19个增加到的45个。该事务署发言人补充说，他们现在提供了50块多功能草坪供公众使用，从的39块增加到的51块。
“欢迎市民们利用这些草坪进行不同的活动，比如野餐、玩游戏，或者只是躺在阳光下看书。” 发言人说。
城市规划部门还公布了一项计划——到2030年，将人均最小公共空间面积从2平米提高到2.5平米。
对于居住在最拥挤地区的人来说，这将是一种改善，但仍达不到赖嘉玲建议的3-3.5平米标准——即便如此，香港仍将落后于东京、首尔、上海和新加坡等亚洲主要城市。赖嘉玲认为，香港应该更加雄心勃勃，特别是考虑到疫情的教训。“人们不应该不得不习惯没有足够的公共空间。”她说。
随着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寻找安全的、社交距离外的方式来供人锻炼、社交、工作和娱乐，我们意识到这些空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把这些设施放在一个城市的心脏和灵魂中，不仅仅是美学，它关乎社区、参与和联结。
来源：
/worklife/article/2031-hong-kong-public-space-problem-social-distance（作者/李雪梅Chermaine 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