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我国资管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成熟市场相比，中国的资管行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行业基础文化有待形成；与国际一流资产管理机构相比，中国的资产管理机构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核心竞争力、诚信守规意识与风险控制能力亟待提升；法律及监管框架、监管能力有待完善和提高。”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11月17日在《财经》年会上表示。
尽管现阶段资管行业存在各种问题，但李超认为，经济发展需要、社会财富积累、居民投资理财需求持续提升使得资管行业有强烈的现实发展需求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化解和消除行业发展中的问题和障碍，实现资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资管业务规模约为60万亿元
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逐步积累，投融资需求日益旺盛，近年来，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迅速，各类资管产品日益丰富，参与主体和投资者众多，管理规模大幅增长，资管行业对中国的经济、金融、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行业发展及其监管均面临着新的课题和挑战。
李超表示，我国资管行业起步较晚，目前对资管业务尚无明确、清晰的界定，对其内涵和外延也有不同的解读和认知。从实践看，资管业务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接受客户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客户资产进行投资，客户获得投资收益并承担相应投资风险的各类金融业务。除大家熟知的信托计划、公募基金外，还有银行理财、券商资管计划、基金专户、保险资管计划等。近期市场上广为关注的万能险除具有传统保障功能外，还具有较强的资产管理属性。
据统计，截至6月底，各大类资管产品的规模为：银行理财26.3万亿元，信托计划15.3万亿元，公募基金8.4万亿元，基金专户16.5万亿元，券商资管计划14.8万亿元，私募基金5.6万亿元，保险资管2万亿元，简单相加后的规模总计88万亿元。
“由于在实际运作中，部分资管产品互相借用‘通道’，产品互相嵌套、交叉持有等，剔除这些重复计算因素，我国资管业务规模约为60万亿元左右，大体接近上年GDP总量。”李超表示。
客观而言，资管行业的迅猛发展，汇集了大量的社会资本，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创新创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问题。
四类问题仍需高度重视
李超认为，从近年来资管领域暴露出的问题和风险隐患分析，下述问题仍需要给予重视：首先，法律使用混乱。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各类“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资管产品不论使用何种名称，均应适用同种法律关系。但目前各大类资管产品的法律基础、法律关系并不相同。
其次，监管标准不统一。在分业监管体制下，由于历史形成原因，各大类资管产品，在产品准入、投资范围、募集推介、信息披露、资金资产托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方面，监管标准并不一致，有的还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再次，缺乏统一的监测监控。各类结构化资管产品日益复杂，资金来源、交易结构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业，投向上层层嵌套，对其信息报送要求在各监管部门之间不尽相同。
最后，存在隐形“刚性兑付”。部分资管机构从维护自身声誉出发采取了固定回报、隐性担保等经营策略，虽然保障了当期投资者的本金和收益，但偏离了资产管理业务的本质，恶化了行业运行环境，积聚了行业风险。
存在五大潜在风险隐患
在李超看来，上述问题带来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主要有下面几种：
一是不利于投资者保护。资管领域法律适用体现的主要是管理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不同，权利义务配置自然不同，法律关系不清，风险收益归属自然不明。不同的法律适用对管理人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不同，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和程度有较大差异。
二是导致市场分割。同类产品按照不同的监管要求运行，造成资产管理市场分割严重。受制于基础资产市场的割裂和分业经营的限制，部分产品通过交叉投资、借用通道间接投资，一方面导致了产品结构复杂、透明度低；另一方面，资管产品通过层层包装，不易识别和判断风险，也容易交叉传染风险。
三是影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刚性兑付”的预期，使得投资者只关注当期收益，忽视风险的存在，不利于形成“买者自负”的理性投资文化。
四是易引发监管套利，增大系统性风险隐患。部分机构通过产品结构调整、业务转移等途径，在不同属性的业务之间腾挪资产，将业务从监管较严的市场转向监管相对宽松的市场，变相规避监管规定。
五是脱实向虚，加大实体成本。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根基，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部分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以不同方式、借助不同渠道热衷于以钱炒钱，不仅没有真正创造社会价值，反而延长了投融资服务链条，抬高了融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