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材料对于史籍的编纂是很重要的,对于编繁象《史记》这样一部大书,尤为重要。司马迁编述《史记》的材料主要有五个来源.
一、当时见存的先秦古籍。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论赞里说:司马迁据《左氏(春秋)、《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天)汉。司马迁参考的古籍,其实不止这几种。学者们曾经作过专门统计,光是《史记》引证了而且指明名称的书籍就有八十余种之多,未指出名称的还不计算在内。足见班固远没有说出司马迁采摭前人著述的底蕴,他所列举的只不过是全豹的一斑而已。
二、汉朝宫廷专藏的各种文献档案。武帝时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的情况相当严重,为了防止古代典籍和百家著述散佚,朝廷特地设置了写书的官员,并且建筑了藏书的地方,专门保藏历代各种文献和档案。当时的藏书处,宫廷里有天禄阁、延阁、广内等处,宫廷外则有太史和博士的官署,做太史令的人,就能到这些地方去阅读典籍和整理史料。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绌缀集史记石室金匮(朝廷藏书处)之书”,指的就是这些事情。
三、民间流传和私家收藏的古文书传。从战国以至秦末的连年兵燹(xan险),使得古代典籍文献损失很多,特别是秦始皇焚烧《诗》、《书》,和项羽火烧咸阳的两次浩劫,民间和宫廷藏书丧失尤烈,秦始皇还严令天下不准藏书。但即使如此,不顾生命危险的人,还是想法把书传暗藏下来了。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到了惠帝的时候,又废除了私家藏书的禁令,民间暗藏的这些书传,才重新流传开来。这些用古文字记载的书传,受到了司马迁的重视,经过鉴别之后,便被吸收到《史记》里去了。
四、亲身采访和实地考察得来的材料。在世界文化史上,我国是最早具有文字记载的国家之一,而文字的出现,是有利于历史知识的积累的。远自公元前六世纪以来,我国就有了最初的一些历史著作了。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历史记录,在汉以前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它们不但保存了许多史料,而且标志着我国史学的萌芽。正是由于有了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楚汉春秋》之类的史籍和百家的著述,有了前人积累下来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司马迁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创作编纂出宏篇巨幅的《史记》。然而,历史材料并不限于书面上的记载,象口头传说和亲身经历的见闻,也具有重要的史价值。司马迁固然极重视古代的文字记载,但他并没有忽视流传在人民口头上和自己实地访间、考察来的活材料。从二十岁的漫游开始,他就十分注意搜集和积累这些活材料了。《史记》里的许多人物之所以能够写得栩栩如生,许多事情之所以能够写得如此详尽,就是因为大量运用这些活材料的缘故。
五、司马谈生前搜集下来的材料。前面已经说过,司马谈生前原有写一部史书的愿望。他做太史令的时候,正是武帝统治的极盛时期,著书立说的条件相当好,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谈既然是太史令,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为著述做些准备工作,或写成一些篇章。司马迁后来继承父志著述《史记》,肯定也利用了他父亲毕生积累下来的史料。尽管今本《史记》的一百三十篇文章,究竟那一些是司马谈的手笔,现在已很难辨别出来,可是司马谈在搜罗记录和保存史料方面的功绩,还是不可抹煞的。事实上,《史记》这部书,虽说成于司马迁之手,但其大体规模,是和司马谈的草创工作分不开的,所以后人又把它看作是他们父子的共同著述。
积累史料,这是编纂史籍的先决条件,而鉴别史料和考证史实,这又是历史编纂的重要关键。司马迁不仅善于积累和掌握丰富的史料,而且还能够正确地鉴别史料和确定史实。例如他写《五帝本纪》时,觉得:学者多称五帝,尚(久远)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缙)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在著述年代较早的《尚书》里,没有关于黄帝的记载,而百家之说又不很典雅,不足为训,司马迁曾因此怀疑历史上是否有黄帝这个人物。在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古代或者的确有一些记载黄帝的著述,但由于汉儒都不把这些书列入“正经”,“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致使孔子关于黄帝的一些叙述,也随着它们的失传而一起湮没了。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司马迁并没有轻下论断,而是暂时存疑不论。后来他扈从武帝循行封禅,到过相传黄帝杀蚩尤的涿鹿等地,知道民间确有许多关于黄帝的传说: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②者近是经过这一番考察,司马迁才相信黄帝的存在,于是根据古文和百家的记载,结合自己实地采访来的民间传说,写成《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第一篇文章。
在著述过程中,司马迁接触到的诸子杂记里,记载着上古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相传尧做天子时,帝位是禅让给圣贤的。有一次,尧想把天下让给一位叫做许由的高士,可是这个人不但不肯接受,还逃到箕山里隐居起来。不久,尧又想召他做九州长,消息传来,他竟跑到河边去洗耳朵。有人间他为什么这样,他回答道:“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这样一个清高的人物,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呢?司马迁在《史记》里却没有为他作传。原因是,古代的经传,只称伯夷、叔齐,却不见关于许由的任何记载,而司马迁鉴别史料的原则之一,就是“考信于六艺”。“六艺”就是“六经”,司马迁那时虽则还谈不到有“六经皆史的观念,然而他是非常坚持这个原则的。许由既然不见经传,在司马迁看来,这个人显然是一些“说者”托古捏造出来的偶像,那是决不能把他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列入史传里去的。今天看来,“六艺”的记载也不完全可靠,司马迁把“六艺”作为信史看待,这当然是不够恰当的,至于他否定许由这个人的存在,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不过我们今天要肯定他的,还是他对史料取舍的审慎态度。司马迁考察古代的山川形势,主要是根据《尚书》,而不相信《禹本纪》和《山海经》。他在《大宛列传》的论赞里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醣泉、瑶池。今自张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禹本纪》是先秦古籍,今已失传,无从去说它了。至于《山海经》和《尚书》,今天都还能见到。前者虽然保存了一些神话传说的资料,但从史实的角度看,却多怪异之处;后者所载,尚能符合实际,无疑是最早著录我国古代地理情况的重要文献。象《山海经》里记载的地理材料,今天大多都无法把它弄清楚,相反,《尚书·禹贡》篇里的材料,在古代地理的研究上,就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已懂得根据《尚书》的记载来考察祖国古代的地理情况,这是很不容易的。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司马迁这种“考信”的精神,贯穿着《史记》全书,《史记》这部书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奠定的。司马迁著述《史记》,固然在鉴别史料和确定史实上,表现了谨严的、科学的“考信”精神,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在“考信”的基础上,“不虚美、不隐恶”,进一步把历史严肃地、忠实地记载下来。
譬如,关于刘邦的事情,司马迁就是善善恶恶地认真加以记载的。司马迁既不抹煞刘邦能够与民“约法三章”和从善如流的优点,也不因为他是本朝的创业主而隐瞒他的丑恶。对待与刘邦争天下的项羽也如此,司马迁一方面赞扬项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配商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的功绩,并肯定他对历史起了“近古以来未尝有”的作用。却也指出了项羽“炉贤嫉能”、“自矜功伐”、“阬秦卒”、“屠成阳”、“烧秦宫室”、“以力征经营天下”等专横和残暴的一面。那怕是象孔子那样的人物,司马迁也毫无例外地严正对待。他一面背定孔子的为人,详细记载孔子整理《诗》、《书》、《礼》、《乐》,著述《春秋》贬抑天下乱臣赋子的种种事迹,另一方面也指出孔子在《春秋》里,记事详于远世而略于近代的事实。对孔子这种忌讳现实、甚至歪曲历史的作法,司马迁并不因为孔子是自己眼里的“至圣”,对他就有所偏祖,而是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匈奴列传》意思是说:孔子因为忌讳时政,甚至不顾事实,来妄赞当代。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这种忠实于历史的精神,和他的“考信”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充分体现了他处理史料和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这种精神,也就是二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的“实录”精神。司马迁这种精神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不为正统的历史观念所囿,不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势利所左右,而是严肃和公正地把历史记载下来。其实,以“考信”和“实录”的精神对待历史,这不仅是史官应有的美德,也是史官的神圣职责。在汉代,史官的地位尽管有位在丞相之上的说法,其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然而,史官之权极大却是事实。唐韦安石云:“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治生死。”考信实录,直言不讳,善恶无隐,这就是史官之权。历史上,如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亦以其图法归周。这些史官面对本国君主的昏愤腐败,为了履行自己的职守,保存图法典籍和对历史负责,迫不得已,竟甘冒于君不忠和轻去故国之嫌而出走。前述之齐太史兄弟,晋太史董狐,因书国君言行,备记善恶而被杀。孔子笔削《春秋》,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惩罚,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乃至司马迁之著《史记》,均可谓以最大的决心,甚至不惜以身殉职来实行修史之权和维护史官这一职守的尊严。其中,除了孔子有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不足之外,其余都堪称具有良史之德,而司马迁自然更兼备良史之才了。
古代之史官,对国君言行和天下大事,真能用考信和实录的精神来行修史之权是极其不易的。他们若真是如此,手操褒贬与夺之权而不饰非护短,就必然要与专制君主和统治阶级产生矛盾,其结果不是史官在论述盛衰成败和古今之变时稍存曲笔以顺旨全身,就是史官因笔法“不虚美、不隐恶”而身陷囹圄(y雨或招致杀身之祸。有史以来,史官因之褒则荣于华衮,或因一言之贬则辱于斧钺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自《春秋》以降,后世史学之日衰,直笔信史之难得,这与历代统治阶级开了刑诛史官之风是密切相关的。明白了这一点,就可知汉武帝治司马迁以腐刑,实质上是特恶其史权太重和忌恨他的直言无隐,李陵事只不过是借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