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令人费解的非常显著的差异。
宋朝的政治重心发生了由西向东的历史性转移。
唐朝（公元618-907年）通过西部陆与西亚各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唐朝皇帝的目光所及翻越了帕米尔高原，远至夷播海（现巴尔喀什湖）。
大诗人李白就诞生在夷播海南边的唐朝边城碎叶城（现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还有尽人皆知的玄奘法师遍游西域取的佛经的故事。
但是到了宋朝（公元960-1279年），中原地区与西部的联系明显地中断了。
宋朝西北地区被西夏和甘州回鹘所占据，西部高原被吐蕃所隔离。
宋的领土与唐时期比有了大幅的降低，受到了北部的辽朝、金朝的压迫。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巨大的转变，现有的中国史书上并没有明确地说明。
在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逻辑上的假设和判断。
当时，阿拉伯帝国（公元632-1258年）已在欧亚大陆兴盛了300年。阿拉伯帝国的延续时间与整个唐、宋时代相重叠，它与东亚之间产生频繁交互是必定无疑的。
只是我们无法从史书上无从了解到这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无论原因如何，从一个面向西方的内陆唐政权，转向了一个面向海洋的宋政权。
北宋的都城定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但经济中心却向东南沿海转移。
这期间，航运业和造船业有异乎寻常的发展。
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包括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
而当时的欧洲大陆仍然处于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中国与西方的主要贸易
对手无疑就是当时强大的阿拉伯帝国。
在《海外诸散地理图》、《诸藩图》、《诸藩志》、《岭南代答》等史料中，都对阿拉伯帝国有着详细的描述。
包括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也门，以及远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的摩洛哥。
可以发现，早在元朝马可波罗时代之前，中西方的海洋航运的交流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此时中国的造船业也处于很高的水平。
在现在的江苏、福建、广东境内遍布造船厂，如扬州、楚州、台州、福州、泉州、广州等地都由船厂。
据《梦粱录》记载，仅福州一地就有三百艘宽一丈二以上的海船。
宋朝时期的航海技术有了高度的发展，航行者们能够熟练地应用信风，采用牵星术使用罗盘进行深海导航。
同时，具有高超的深水探测和绘制详尽海图的能力。
三百年以后，欧洲才具备了航行出地中海，进行远洋航海的能力。其中一位葡萄牙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就是被西方史学家高度赞誉的恩里克王子。
14，他刻苦专研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航海资料，创建了葡萄牙第一所航海学校和一个天文台。同时他还开设船坞，制造出欧洲第一艘能够在大西洋中中航行的海船，而在此之前欧洲人只能制造出在地中海和内河中航行的船。
从此，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具备了航海霸权，并有了一系列“地理大发现”。
不过，让人好奇的是，那“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航海资料”到底来源于哪里？
西方的航海技术发端于葡萄牙，其原因并不难解释。
葡萄牙人在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经营已久，无论时北非的摩洛哥、非洲东海岸的摩加迪沙，还是印度半岛上的古里国都有葡萄牙商人的身影。
在中国的广州、泉州，他们的生意也是亨通兴隆。
不过，那是他们的身份都是阿拉伯帝国的臣民。
在中国被统称为色目人。
元朝的杨维桢在《修齐唐记》中描述住在苏州的色目富商：“翡翠明珠载画船，黄金腰带耳环穿。自言家住波斯国，只种珊瑚不种田。”
在两宋时期，来自中国的海上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和瓷器。
进口货物则主要是香料、皮毛、杂货，以及大量的契丹羊。
货物的流向总是被巨大的价差所引导。
风险巨大的航海运输，更需要高额利润的补偿。
在阿拉伯帝国的交货地，丝绸的价格等同于与丝绸同等重量的黄金！
中国的丝织业在巨大的外部需求下，遍布全国。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丝织技术就在全世界范围内领先。
否则，不可能成为如此大范围的国际贸易的货物标的。
同时，中国本地的丝绸成本并不会太高，有如此规模的产能支撑，相互间竞争使得国内丝绸价格被有效压低。
但是，这却是最符合远洋贸易商人们要求的理想的货物。
因此，在如此之高的丝绸的交货价格中，其进货成本基本上可被忽略不计。
就是说，售出的价格就是其利润本身！
辽阔的大海的阻隔而建立起来的价格落差，就是利润的来源。
同时，只要严格限制中国本土丝织技术的外流，就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维持这种货物的价格落差，以赚取超高额的利润。
从宋朝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历了短暂的元朝，到了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后就戛然而止了。商业航行被明朝廷全面封禁，中国的航海时代彻底结束，从此进入了漫长的黑暗。
仅仅在明朝禁海令发布八十年后，葡萄牙人就率领着自己制造的船队，开进了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