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华语世界普遍流传着一则年兽传说,大意是说“年”是一种凶猛的怪兽,终日休眠,每逢除夕才现身世上四处肆虐,但它怕红、怕光、怕响声,因此每当岁末,人们贴红纸、点灯、燃爆竹来驱赶它。
年兽从何处来,又长相如何呢?似乎版本各异。其居所有说来自深山密林,有说来自山洞,也有说来自深海。样貌则或如狮子,或头上长犄角,或眼大如铜铃。
事实上,过年贴红纸、放爆竹等习俗,各有其来历。如门上贴红纸,始于在门旁插桃符,上画神荼、郁垒像。经五代后蜀皇帝孟昶题桃符板,书“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后,发展为春联。延至明清及近代,则春联、门神画并存。而春节期间燃放爆竹由来更早,据宋代高承《事物纪原》:“爆竹燃草起于庭燎。”即《诗经·小雅》中有“庭燎晰晰,君子至止”句。至南宋,有人发明“以硫磺作爆药,声尤震厉,谓之爆仗”。(《嘉泰会稽志》)时光流转,这些风俗沿习至今,“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的意象已深入人心。揆诸典籍,虽说自古以来门神画和爆竹都是用来驱邪的,不过所驱赶的对象,却从未涉及年兽。
又有人提出,“除夕”字面意思是驱赶“夕”而非“年”。然而“夕兽”一词出自童话作家郭明志笔下的中篇童话《“年”除“夕”的故事》(《巨人》1981年2期),并于1984年改编成剪纸片《除夕的故事》。这回,“年”变身为正义的仙童,受玉帝指派,下凡收服怪兽“夕”。显然,夕兽故事亦受年兽传说启发,它不仅更晚出,影响力也低。再从训诂学角度探析,无论“年”、“夕”,乃至“岁”,均与野兽或怪物无关,甚至“除”原初也无“祛除”之意。
《“年”除“夕”的故事》插图,郭明志绘制
近几年,年兽传说备受质疑。1月27日,果壳网编辑Ent(张博然)发表《年兽,到底是个什么兽?》,指出该传说缺乏文献依据,并于探讨可能的动物原型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将怀疑对象指向灵长类动物山魈。其实作者很清楚非洲的山魈与中国古籍里的山臊根本是两码事,何况年兽与山臊也不见得有什么必然联系。2月19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又见专事神仙鬼怪研究的青年学者李天飞写的《“年兽”到底是个啥》,也称“没有在任何一部古籍里看到过这个故事”,倒是找到民国时的两篇文献,即1939年底《申报》上署名“申”的《过年的传说》,以及1947年《大家》杂志李一的短文《年》。“再往前找,就再也没有了。”于是断言这故事编造的成分很大,理由是:一、它没有说明文献来源。二、如果是民间传说,也应指出是在哪里流传,由谁做过怎样的田野调查。如果都没有,就只能归于谣言。我想,这就有点厚古薄今了。毕竟古籍中荒诞不经的传说多如牛毛,即便告知出处,又何异于闾巷谰言?
问题在于,年兽传说流传之广,版本之多,简直令人惊异,又怎容轻易抹杀?故与其斥为谣传,不如追根溯源,并探求其广为流传背后的合理因素。
经重新检视,1980年2月1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所刊赵慈风、康新民合撰的《过年的传说和风俗》言称:“有这样一个传说:古时有一种凶恶的怪兽,长着血盆大口,人们叫它‘年’。每到腊月三十,它便出来挨村挨户残食人群。”“后来大家才知道‘年’怕响、怕红、怕火。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想出了许多抵御‘年’的方法,逐渐演化为过年的风俗。”此可视为年兽传说的通行版。它既不提流传的地区,也无出处,可是大量后出的民间故事、民俗学著作,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火把节,原与诸葛亮征南有关(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腾越之火把节》);土家族过赶年,源自明嘉靖年间永顺土司彭翼南平倭,然而近年出版的书籍中,竟都与年兽搅在一起,显得很不严谨。
再努力追溯,发现娄子匡《岁时漫谈》(台北:文星书店1967)里的一段话:
我们中国华北近海一带的地区,却把“年”看做是一只怪兽,而且已给它定名为“年兽”。说它一年四季都住在深海里,只有一到“除夕”那一天,它便要从海里爬上岸来了,可怕的就是它底脚所踏到的地方,便立刻发生水灾。因此沿海住民,在除夕之夜就忙着搬到高山上去避难了。
紧接着记录了天津附近一则“年的由来”的传说。
吓走年兽
有一年腊尽岁除的时候了,人家扶老携幼都在搬家,为的是避难到高山上去。这时候,村里却来了一个沿门求乞的老丐,因为大家都忙着要避灾,谁都没闲去布施他。他一直走到村子的尽头了,才有一位老婆婆给了他一块饼,并且告诉他:“你赶快走开吧,年兽要来了!”
老乞丐不想走开,却问老婆婆:“年兽是什么?”又说:“那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老婆婆警告他说:“你不怕?它一来到,我们全村都成泽国了!”
老乞丐笑嘻嘻的说:“不要怕!只要你肯留我在家里过一夜,借给我一件红袍,我一定把它赶走呢。”
老妇人当然不相信,可是一想:他既然自愿这样做,也就在答应了他底要求以后,自己逃上山去了。
半夜时分,先是远处一阵阵的海啸,接着听似万马奔腾的声音迫近了,老乞丐朝着海面一点不怕,别的看不到,只见好像两盏红灯,跟着浪涛冲过来,他还是瞪着眼看,原来就是年兽真的来了,那两盏红灯就是它底一对眼珠。
年兽眼里所看到的,和往年不同的是村尾竟有一人家,门口贴着红纸,院子里灯光通明,那里面站着一个白发红袍的老人,手里拿着两把菜刀。一下子又看到他底刀剁个不停,发出来的声音很像击鼓,轰雷也似狂风暴雨,甚至盖没了年兽的万马奔腾的海啸声。这先把年兽怔住了,原来它什么都不怕,只怕看到红的颜色,再一听到剁个不停的震耳的刀声,吓得它不得不转身向海里逃遁,不多久,风平浪静。从此以后,年兽也就无影无踪了。
这次,传说及故事有了较明确的出处,可是海兽版主要在台湾地区流传,以后也出现在台版《岁时丛话》(民俗丛书103,1970)、《中国民俗搜奇·第五集》(金文丛书130,1983)等书里,内容均一脉相承;而《中外著名神话故事精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里的故事以之为蓝本,并加以精简。
继续向前追溯,还发现1959年2月15、16日《新民晚报》王一萍《“年”的故事》。
在中国古老的传说里,“年”是一种神奇的野兽。它长着两个可怕的头,四只耳朵,八条腿,专门吃人过活。但是“年”很懒惰,一年四季它都在昏沉沉地睡觉,一直到除夕的夜晚,才从阴暗的山洞里爬出,寻找它的牺牲品。“年”害怕日光,不喜欢红色,尤其讨厌喧闹的声音。因此,按照中国的习惯,在除夕的夜晚,应在大门上张贴红色的对联,窗上贴上红色的纸花,点起耀眼的灯,同时,打鼓、放爆竹来惊吓“年”。
这段话来自苏联援华专家亚加莫夫的女儿莲娜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莲娜的爷爷老亚加莫夫是位退伍的苏军指挥官,曾参加击溃日本关东军解放哈尔滨和长春的战役。所以她从小听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故事。这故事由爷爷的一位朋友所告,但同学们根本不信,非说是她自己编的。于是写信来求证。可惜作者查询无果,“无法解释这个谜”,碰巧遇到一位重庆来的文学工作者,据他说,“年”是一种想象中的野兽,在西南的民间传说中,有例可寻。旧社会年关难逃,当残酷无情的野兽“年”潜入穷人之家的时候,走投无路的弱者就会“一把刀刀一条绳”,结束自己苦痛的一生,求生欲望强一些,或勇敢一些的,也得在漆黑的夜里藏到原始老林里躲债。由于这答案将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印记,实际效果并不好。而出人意外的是,年兽传说竟曾传至苏联。好在这则很有些恐怖的两头怪兽版仅此一见,以后没有流传。
解放前的年兽故事可不止一二种,有的也挺诡异。如1949年1月28日香港《大公报》“虚人”《年关考》称:
中国有一个传说故事:上古时代有一种非常凶猛的野兽,名叫“年”,全身的毛像雪一样白,脚迹行处留有粉白的印痕,每到十二月三十日便出来噬人,撞开大门到家家户户去拣选壮大的人吃掉,以后这种“年兽”们被人合力扑杀掉以致灭种,后人为纪念此事起见,特定十二月三十日为“年”。
这白毛年兽似乎吸收了喜马拉雅雪人传说,但说其足迹能留下白印,地上总得有霜雪,如杜甫所云“玄冬霜雪积”,但问题是上古时代冬季并不会到处积雪吧。后面又说这兽成群出现,以后还被灭了种,不知根据何在。难道发现了化石?至于说十二月三十日为年,则全然不顾事实了。总之,故事编得不圆融,破绽太多。
1947年4月1日出刊的《大家》杂志里,李一的随笔《年》开篇述及:
古老相传,年是一种猛兽,食人伤生,残暴无比,想起来,大概和恐龙之类差不多吧。不过据说年是怕光的,所以它在无月之夜才出现,俗谚形容欠债不还,说“除非等大年三十出月亮”,那意思就是说除夕无月,那也正是年出现的时候,生灵遭殃的时候。
这传说是否可信呢?学识不够,无从考证。不过由此传说,和现在还在流行的若干习俗相印证,却还可以解释得通。
说年兽像恐龙,不免过甚其辞,似乎不喻为恐龙就不能言其大。后文则举宁波乡间的旧俗,如除夕要点灯守岁,或去附近的庙宇坐夜;房门不允许忽关忽开,可能会使灯光忽明忽熄,无异通知“年”有隙可乘等等,来证明年兽传说的确有着广泛的解释力。文中同样提及年关,说是人为造成的威胁。
1939年12月31日的《申报》文章记道:
据说,在四千多年前的时候,世界上有一种物,名叫年。这种动物很大,性喜冷,在每一年的终了,与第二年开始的那一夜,他就要出来吃人;所以,那时候的人,都是存有惧怕之人,并且没有一个方法来制阻他的活动。于是在这时,大家就把他当做一个关,就是现在所说的“年关”;又因为逃过了未被年吃掉的缘故,所以就把第二年的第一天,叫做:“新年”。后来人类渐渐的聪明了,想了一个法子,就是在新年的前夕,大家挂了红色的东西,因为年是最怕红色,所以这一家倘挂了红色的东西,年就不敢近了,于是人类得了较安定的生活。
“四千多年前”云云,不见文献依据,无疑也是捏造的。就好比盘古神话,故事很晚出现,主角盘古却后来居上,被尊为开天辟地神。
自1937年2月16日起,上海的小报《铁报》一连五日在第四版设“年景”专刊,向读者介绍各地年俗,新年气象等。其中首日所刊啼红(本名谢豹)的《年兽》及另一篇署名“春官”的《闲话拜年》短文里,都提及了年兽。后者开篇称:“相传混沌初开,有独角怪兽曰年,每岁出面噬人一次,其时人类只知有昼夜,不知有岁时,逢年出现,则知一岁又除。今人宰牲祀神盖即古人以牲饲年,俾少食人之意,岁首拜年,则互庆未为年食也。”所述较笼统。前者文字古朴,引经据典,学术气息浓郁。但其引文令人生疑:
……世人咸知“年”为一种节序之名称。殊不知另有一说,系指物而言,且为一种极可怖之怪物,其说虽荒诞无稽,类似神话,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可也。据云:“年,古兽名,形似狮,体大,性凶残。以同类为餐,吼声撼山岳,虎豹闻声,莫不慑伏,素穴深山,入腊,气候严寒,同类深匿,无可为餐,乃离山入市,觅人饱腹,遇难幸免,迨除夕闻爆竹声,方惊去。”
兽类有无“年”之一物,意者,古代或有之,亦未可知,至近世动物学辞典中,则已无此物存在。岂亦如“龙”与“麒麟”之类已受天然淘汰欤?古之生物,因不适于环境之生存而绝种者,固不一而足;“贪”、“犹豫”,亦均古兽类,今其字悉作别解,知其本意者反渐少,亦犹今人之但知有年节,不知古有年兽也。
相传,世俗过年,例放爆竹,即系驱年,而贺年之初意,则亲友互相称庆侥幸未为年噬也。
近世年兽虽已绝迹,而年之噬人依旧,债主紧逼,何以卒岁?因而自杀者有之,如此次废历年底惨死之建中银行经理陈恂如,谓为被年所噬,谁曰不宜?索债人之狰狞凶狠,不让古时食人之“年”也。
略事小结,上述版本中,年兽的形貌差异很大,有的抽象有的具体,若说它们有一共同的源头,简直难以置信。不过它们多半与年关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隐约又有共通处。若欲搞清个中奥妙,非寻获源头不可了。此前,翻阅成书于南宋,并屡经扩充的《岁时广记》、清道光年间记吴中风俗的《清嘉录》以及民国时期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娄子匡《新年风俗志》、杨荫深《岁时令节》等书,均未发现年兽相关的片言只字。于是便将目光转向城市小报。等浏览了上百篇相关的文章后,终于有了突破。
1935年2月1日《金刚钻》漱石《说过年》提及:
忆幼尝闻诸父老言,年恶兽也,其形似狮非狮,似狗非狗,专喜夜出食人,画家绘紫微星,柱上所锁之兽,即系此物。以是迷信之人,每有于新岁间悬之中堂,以为禳解者,此一说也。虽不见经传,无从考证,或有为齐东野人之言,然年为恶兽,以迩日之社会观之,颇为近似。盖穷人之视年关,恒有生命危险之虞,其慄慄畏惧,有甚于猛兽当前,几乎不膏其血吻者。是则安得有紫微星其人,为之执缚此兽,或竟扑杀之,以为民除此大患,使人人得安度残冬,相率共游乎熙皞之天耶?
1933年1月17日《金刚钻》海上漱石生《沪壖话旧录·岁时风俗之回忆》:
(掸埃尘)各家于送灶之后,皆须洒扫过年,于是以掸埃尘为第一要务。尽有终岁埃尘厚积,至此日始一扫而空者。屋中埃尘既净,乃俱悬挂字画,出自名人之笔者固多,而俗不可耐之天官、或众神图,亦触目皆是。其有悬紫微星画轴者,画家每绘一石柱,柱上锁一似狗非狗之兽,或云是兽即天狗星,或云是兽名年,常欲食人,紫微星故锁系之,不令至下界肆恶,而使人不逢年患,故过年时悬此最宜。然腹俭如余,殊不知此典出处,且愧无从考证也。
海上漱石生、漱石,为沪上知名作家孙玉声的号。孙氏生于1864年2月1日,浦东人,所著小说《海上繁华梦》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齐名,记老上海种种风物,足为后人考证之需。《金刚钻》系上海的著名小报,由施济群创办,原为三日刊,后改日刊。出版至抗战前夕,历十馀年,销路与《晶报》相埒。1932年郑逸梅主编《金刚钻》,年近七旬的孙氏以《沪壖话旧录》一稿付之,排日登载,内容无所不包,堪称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其中《岁时风俗之回忆》连载50多日,为晚近上海最完备的节令风俗志。
由于给出了新的关键信息,故笔者推断孙玉声幼时的耳食之谈,便是年兽传说的源头。
紫微高照年画,制于辛丑年(1901)春
年兽概念如何成型的呢?一则孙氏口中“俗不可耐”的紫微星画轴,当为传统木版年画。若扩大搜索范围,发现佛山、绵竹、陂北等地都有“紫微高照”、“紫微正照”题材的年画作品,寓意驱邪避凶。其二,近代中国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底层民众每逢年底收账,常觉年关难过,从民间流传着大量的“年关竹枝词”,亦可窥见一斑。一旦有人将年关概念与传统的紫微星年画里的怪物形象挂上钩,年兽便出笼了。质言之,年兽属于隐喻性认知,其成立取决于两点:一幅特定内容的年画以及年关概念。这两项元素可谓想象的源泉及现实物质基础,二者缺一不可。
自民国肇始,万象更新,年画成为改良对象。转至一九三〇年代,随着石印技术的普及,又兼农村经济破产,传统年画已为新崛起的月份牌画所取代,逐步淡出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如学者唐鲁孙在暮年忆及:“在苏浙皖湘鄂赣等地过年,就从来没看见过年画,有之只是英美、南洋几个大卷烟公司,请曼陀聿光几位名家画的美人风景画片而已。”(《老古董·年画琐忆》)与之同龄的嘉定籍的唐大郎也道:“幼小时在乡下过年,总要觅一张郑曼陀画的、衣裳穿得越薄越好看的美女月份牌。”(《闲居集·春灯词》)可见上海近郊木版年画也已淘汰。此种感受应还能举出不少。
孙玉声是新闻界颇具影响的老前辈,他关于年兽的表述一定让读者留有印象,至少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谢豹(1898—?,武进人)、《申报》记者和李一(本名李之华,1911—1955,鄞县人)等媒体人。同时,年画在城市已然消失,后辈们再度提及年兽时,就因缺乏实际经验而忽略了紫微星年画,致使其样貌与天狗脱钩,遂各自发挥想象,衍生出各种新版本。起先年关隐喻尚存,但经过时光的磨折,终于也渐次湮没。
其实多年以前,年兽传说也曾遭受驳难。1973年3月,台湾民俗学家朱介凡撰《“年为怪兽”传说质疑》(《台湾风物》23卷1期),说他自1948年赴台后才听说此传说,起初为其“说法新奇,很留下一番印象”,后因对南北各地礼俗稍加探讨思辨,认为它“不合中原文化传统”,“缺乏民俗学的情味,也缺乏现实生活的渊源”,故呼吁学界抵制。有趣的是,此文附录编者毛一波的按语,引娄子匡《岁时漫谈》里的记载,大致消解了朱的建言。毕竟,少年成名的娄氏不但是顾颉刚口中“研究民俗学同志中最努力的一个人”,渡台后又为彼处民俗学界的巨擘,其表述自带权威气场,不由人不信。于是该传说立稳脚跟,流传至今。
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东西就是合乎理性的。”同样的,年兽传说的产生与传播,还能用如下理论进一步阐释。
首先,宗教民俗学。据哈利孙女士《〈希腊神话〉引言》,“全世界的宗教仪式不出这两种,一是驱除的,一是招纳的”。(周作人译)反映了先民们普遍的趋利避害观念。而除夕驱邪也非中国独有。如弗雷泽在《金枝》“公众驱邪”章提及定期消除邪恶,“一般是一年一次,为的是使人们能够重新开始生活,摆脱他们周围长期积累起来的邪恶影响”,并记“泰国每年赶鬼,在旧历年的最后一天。宫里放信号枪,下一站响应,一站一站地传下去,直到枪声达到城市的外门。这样一来,鬼就一步一步地被赶出去”。正与驱除年兽的说法异曲同工。
其次,信息传播学。近代以前,民间传说多以口耳相传方式传播,随着报章兴起,其传播力提升了何啻千百倍。究其传播过程,则类似于时空维度扩展了的传话游戏。岁月流转,原有信息日益损耗,同时带着传播者的理解或喜好而增添新内容。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年关一词荡然无存,已使传说失去隐喻基础。又因天狗星环节早已缺失,故年兽的样貌飘忽不定,被随意赋形。之后地理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如在沿海地区,该传说就与当地特定的海啸灾害结合,出现海兽版。而到了山区,年兽的居所又相应变成密林或山洞。此外,波普尔《客观知识》提过“知识进化论”概念,即合理的会留存,过于离奇、复杂的则会被淘汰。则雪人版、两头版年兽最终未能流传,便种因于此。
综上所述,尽管漏洞百出,年兽传说却风头正劲。不仅故事纳入小学课本,其形象还升级换代,改编入时兴的游戏、动漫作品中,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闻乐见。即使年兽概念本不存在,但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指出的,“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因此,若想消除其影响,亦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