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国乐活起来、潮起来,是琵琶演奏家俞冰近些年一直在努力、在探索的方向。
俞冰在他看来,国乐不应该仅仅呈现于一个平面的舞台,局限于一个人、一把椅子、一盏白灯、几首简单的曲子,而应该将视觉、故事和音乐融为一体,从视、听、感上去打通所有的情感。9月26日在上海大宁剧院,俞冰带领月之源乐团奉上了一台国乐专场,这也是疫情以来,大宁剧院的首场复演音乐会。
俞冰和7位好友,让琵琶、二胡、竹笛、中阮等地道的中国乐器,与小提琴、钢琴等西洋乐器交融,配以精致的创作和编配,带来具有世界曲风的跨界音乐——国乐不再是传统印象里的曲高和寡,而是触手可及、耳目一新。
“让国乐活起来,就是将演奏家和观众的心拉近”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俞冰就进了上海民族乐团。因为想一起“玩点新东西”,,俞冰和几个摩登好友成立了月之源乐团。十多年来,它从一个只有5个成员的小乐团,发展成了一支包括8名台前演员、20多名幕后人员的团队。
“月之源”的核心价值在于原创曲目,这也被俞冰视为他对艺术的答卷。
音乐会上的《琴人梦》,就是俞冰为管子和钢琴写的二重奏。管子也叫篦篥,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多用于军中和民间,但很少出现在国乐作品中。有一年在日本巡演,俞冰眼见着日本皇室一位演奏家吹篦篥,“声音太美了,太好听了!”乐器虽古老,曲子的曲风却非常当代、非常世界,他当即就发愿,要为管子写一首新作品。俞冰是琵琶演奏家,然而不管是本人创作,还是找作曲家委约,他的视野都不局限于琵琶。
音乐会上的《焰》《少女心》《梦见吉普赛》都是委约作品,《少女心》用到了钢琴、二胡,《梦见吉普赛》是为二胡、竹笛、小提琴、钢琴而写,《焰》则是为琵琶、二胡、笛子、中阮而作。
“乐器本来就没有界线,只要旋律或感觉符合一件新乐器,我们就让它重生。”俞冰感慨,如今的民乐器都面临一个问题——需要多样性、需要包容性,演奏家们既要把传统的、民族的作品演奏出彩,同时也要包容原创和外来,要和当下流行的元素嫁接。
也因此,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爵士鼓、电吉他等西洋乐器,都被他们拿来和琵琶、二胡、竹笛、中阮等地道的中国乐器对话、交融、渗透,带来具有世界曲风的跨界音乐。“完全没有违和感,只是我们的观念和创作手法的问题。”俞冰并不担心国乐因此丢失其原有的特质,“民族音乐原本的调性已经存在了几百甚至几千年,你说它会丢吗?我用琵琶弹一首古曲,就能听到原汁原味。把传统文化做到极致是很有品位的,但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我追求的是把民族音乐融入到其他音乐门类里,还让人觉得不违和,觉得顺理成章。”
创作时,俞冰遵循现代人的审美,更追求戏剧化。
音乐会上的《游园惊梦》,是俞冰带队参加广东卫视《国乐大典》,受导演邀约而写的。也正是凭借这首曲子,“月之源”一举夺得总冠军。
导演要求从传统里发掘当代性,还有什么比昆曲《牡丹亭》,比杜丽娘和柳梦梅亦真亦幻的爱情更合适?演出时,三位演奏家同台,用琵琶、笛子、大鼓,生动演绎了生(柳梦梅)、旦(杜丽娘)、仙(花神)三种形象。
“现在的人更希望有突发的一些变化,所以里面有一个角色是花神,花神的降落打破了杜丽娘和柳梦梅之间美好的爱情,让杜丽娘回到现实,她被关在闺房,爱人只在梦中出现。这种现实和精神的两重境界,很具有戏剧性,观众是能感觉到的。”
其实早在,俞冰就尝试过戏剧化的创作。那一年,受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委约,他将项羽的几个人生节点,浓缩进60分钟的音乐剧场《霸王》:首次出鞘杀人、和虞姬初见、大胜巨鹿之战、险入鸿门宴、被十面埋伏、和虞姬道别、在乌江自刎……观众不是听一首首曲子,而是有脉络,有故事情节,有连贯的一生。
俞冰同样用不同的乐器代表不同的人物:笛子代表初见项羽的虞姬,清澈柔美;大鼓代表项羽心中的心魔,有反面寓意;古筝代表在帐子里为项羽舞剑的虞姬,凄美哀婉;琵琶则代表项羽,初见虞姬时分外轻柔,演到“霸王卸甲”,又将他的纠结、痛苦尽现,最后,俞冰几乎是用整只手拍打琴弦,将项羽自刎的悲壮烘托到极致。
“演员不光是演奏乐器,而是带有角色感、带有鲜明的身份,这样观众更容易进入,知道你是谁,知道你在弹什么。”
俞冰说,国乐里有不少古曲是意象化、意境化的,很容易曲高和寡,而戏剧化带来的好处是,演奏家更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观众也能更精准地捕捉到演奏家的表达,这也是为什么他提出要做音乐剧场,“让国乐活起来,就是让它更有当代性,而要让它更有当代性,就要将演奏家和观众的心拉近,情感的点能够融在一起。”
而至于传统的古曲,俞冰笑说,要一级一级慢慢来,“不能说小学、中学都不读,直接让你上大学,那是精神更高的一个层次。”
“你要让创造力萌芽,而不是去掐灭它、浇灭它”在俞冰眼里,国乐是一颗会发光的金子,但很多年一直被埋在土里,他希望挖出来,用更多元素、更多形式,让它不断发光发彩。
“国乐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大,有太多空间可以挖掘。我们可以演几千前的古曲,也可以演非常当代的曲子,还可以和西方音乐元素融合,和东方元素的服装、家具、水墨、书法、茶文化融合……它包罗万象,可以有很多面。”
而要让国乐化成国潮,成为国人追捧的对象,对下一代的教育不容忽视。
,俞冰牵头成立了一支少儿琵琶国乐团,从上海各个学校的琴童里挑选出12位,组成“十二琴童”。琴童们分为高、中、低三个声部,年龄最小的6岁,最大的12岁。
每年,团队都会为她们开一台专场音乐会。曲子都是量身定做的,喜欢什么、怎么弹法,12个孩子会和大人们一起探讨、一起创作。俞冰要求,不能很专业性,也不能太趣味性,要有一定的基础能力,同时又能打开她们的创意。
“十二琴童”未来,俞冰还会亲自带队,每年来一次“艺术之旅”,让孩子们带着12把琵琶走进国外的音乐学院、艺术节、文化地标,深度感受当地的人文气质。每去一个国家,他还会邀当地作曲家为她们创作,让中国琵琶演外国作品。今年7月,她们原计划去法国,因为疫情改到明年,曲子都已经定好了,比如改编法国国歌《马赛曲》,还打算将比才的《卡门》做一个串烧。“这样就打开了她们的音乐视野,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每天弹三个小时琵琶。”俞冰感慨,很多孩子常常是为了弹而弹,每年考级,考到18岁,“音乐生涯”就结束了,在“十二琴童”,“我们希望她们通过琵琶这个媒介去往更大的世界,可能她们以后不弹琵琶,但这些种子会植入心里,十年或二十年以后会开花。”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什么?创造力!”为了保护孩子的创造力,俞冰鼓励“十二琴童”自画乐团logo,自画妆发、造型,自写推文文案……“有时候她们会想去敦煌,骑在沙漠骆驼上弹琵琶,很多想法出人意料,为什么不帮她们达成心愿?你要让她们的创造力萌芽,而不是去掐灭它、浇灭它。这对国乐未来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
俞冰对创造力的珍视,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他学琴的“血泪史”。
俞冰的父母都是苏州著名的评弹演员,评弹里有琵琶和三弦,还有唱,弹比唱轻松一点,父母就要求他先从琵琶学起,为将来做评弹演员打基础。七八岁时,他就和姐姐一人抱一把琵琶,在院子里对坐弹琴,日复一日,并不快乐。
“我是被逼、被迫的。”小时候的俞冰并不喜欢琵琶,因为父母的期望,他坚持了下来。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后,他都考好托福,准备去美国读书改行了。谁承想,他在一个琵琶比赛轻松拿下第一名,毕业后,他又很顺利地考进上海民族乐团,“父母说,你看,你就是应该弹琵琶。所以我的生活中充满了对冲性。”
直到八年前,他才真正感受到琵琶带来的快乐。他开始“往内心求”,把琵琶当成抒发情感的一个通道,身心俱疲时,他也把琵琶当成一种自我疗养的渠道。
在上海龙华寺的藏经阁,方丈给他留了一个场地,有空他就去。坐在菩萨像下面,盘腿、打坐、弹琴,他不会想弹出来的是什么,而是想他要传递什么样的感情。
琵琶曲有文武之分,文曲着重左手的技巧,格调细腻,比如《昭君出塞》《汉宫秋月》《月儿高》。武曲着重右手的技巧,以叙事为主,气魄宏大,比如《十面埋伏》《霸王卸甲》。
虽然部分武曲名声更响,但在俞冰看来,琵琶最经典的是文曲,不在武曲,他也更喜欢文曲,因为很多文曲是往内心走,能把人内心点点滴滴细微的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很多音乐太外露、太直面、太用商业去衡量,但恰恰琵琶没有办法做到往商业走。”他说,“人到了一定的时候,文曲也好、武曲也好,弹琴一定是由心而发的。就像白居易《琵琶行》形容的,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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