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头条# 用工不签合同，诸城一企业被裁决支付两倍工资差额】
4月12日，诸城市人社局发布了一份劳动仲裁公告，内容显示：诸城一企业未签劳动合同被裁决为支付申请人两倍工资差额。
1968年，21岁的青岛女孩廖晓东，不顾父母反对，上山下乡来到山东诸城县。一年后，她毫不犹豫地嫁给了村民卢兆东，不曾想，悲惨的命运也从此刻开始了。
廖晓东是烈士遗孤，父亲牺牲了，母亲也要投入到战斗中。
临行前，母亲对战友说：“若我此行未归，请一定将她培养成国家有用的人。”不久后，母亲也不幸牺牲了。
廖晓东跟随养父母来到青岛生活，养父母十分怜惜父母双亡的廖晓东，给了她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成长条件，廖晓东在幸福的生活中长大。
廖晓东从小就品学兼优，按她的条件以后留在青岛是前途一片光明的，可是，她做了一个决定，让她的命运直接反转。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了全国，年轻的廖晓东心中充满了抱负，她要去建设祖国的大农村，她要给农村失学的孩子带去教育。
当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养父母时，没想到一向支持他的养父母表示激烈的反对。
“凭你的优异成绩，以后若有机会上大学，将来必定有一番作为，没必要选择下乡这条路。”
为了挽留住廖晓东，养父母还将她的身世说了出来，廖晓东第一次知道自己是烈士子女，她大哭了一场，作为烈士后代，更坚定了她要去最艰苦的地方的决心。
就这样，21岁的廖晓东踏上了下乡的路，考虑到这批知青都是城里的学生，当地领导给她们安排到了一个条件较好的村子。
得知领导的照顾后，廖晓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要去一个条件更艰苦的地方。
于是，廖晓东来到了诸城县一个贫苦的村落，这个村不仅破旧不堪，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道路也没有。
然而，建设村庄说起来容易，真正付诸行动时，才知道难度。廖晓东城里长大，没干过农活，现在每天要搬重物，干农活，细嫩的双手不久就变得粗糙，还长满了老茧。
村支书看着这个柔弱的小姑娘这么辛苦，很是心疼，他多次派村里的壮丁去帮她，没想到都被廖晓东一一拒绝了。
这一年春天，大雪封地，没法劳动，公社决定开展“忆苦思甜”运动。
在大会上，贫农代表卢兆东的一席话，彻底改变了廖晓东的命运。
”俺们家三辈都是讨饭的，三辈都没娶过媳妇！俺爷爷捡了俺爹，俺爹又捡了俺。俺今年都30多了，还是个光棍......”
廖晓东听完，腾地一声站了起来“刚才这位贫农的话我很感动，我要积极响应和贫下中农结合的口号，我愿意嫁给他”！
旁边的好友赶紧拉住她“你是不是疯了”？
“不，我没疯，农村条件不好，我要帮助他们，我要留在这里开花结果。”
就这样，廖晓东为了自己的理想，嫁给了穷光棍卢兆东，彻底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虽然廖晓东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可是当她看见卢兆东家里的情况还是惊呆了。
眼前这个破毛坯房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和一口缸。床上的被子破破烂烂，不知道多久没洗过了。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廖晓东抱着这又臭又硬的被子差点没呕出来，而卢兆东一双臭脚更是让他难以接受。
“你去洗个脚吧”！
“洗什么脚啊，就你们城里人事多，我们农村人哪有那讲究”！
廖晓东看着卢兆东那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也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她就将自己没用完的雪花膏送给了朋友。
“是我改变的不彻底，贫下中农不用这个”。她对朋友说。
不久，廖晓东怀孕了，可是卢家实在太穷了，没有什么东西吃，只能吃地瓜，啃树皮，饿得她面黄肌瘦。
由于成长环境和生活理念不一样，夫妻两经常有矛盾，然而，卢兆东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对妻子拳打脚踢，廖晓东的身上伤痕累累。
就在这如此生活条件下，廖晓东还是坚定自己的信念，她要办一所学校，教村里的孩子读书，受教育。
村领导同意了办学校的要求，廖晓东就拉上好友们一起，承担了教学任务。
廖晓东把学校改造成“半农半学”的模式，很受大家欢迎，孩子越来越多，廖晓东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
在工作结束后，她还要回家做家务，干农活，照顾孩子，再加上营养不 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瘦得皮包骨头。
可恨的是作为丈夫的卢兆东，丝毫没有怜惜之情，哪怕后来廖晓东又生了一个孩子，丈夫还是对她不管不顾，一言不合就开始家暴。
1974年2月的一天，廖晓东拄着木棍，撑着讲台，虚弱地给孩子们讲课，没多久，她就在孩子们的呼叫声这晕倒在地上。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到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肝炎，需要转到青岛的大医院治疗。
廖晓东拉着领导的手说“不要…不要给国家添麻烦”。
1974年2月8日，为村庄建设，奉献一生的廖晓东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浅书半夏】
廖晓东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她胸怀理想，乐于助人。
27岁的青春年华，本该可以在大城市享受良好的教育，过完幸福的一生，现在只留下4岁的儿子和6个月的小女儿，还有那重新沦为光棍的贫下中农丈夫。
对于廖晓东嫁给贫农的行为，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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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创作挑战赛#
鲁南战役最后阶段，我军一名干部带着一个排进入国民党军整编五十一师师部，中将师长周毓英立即站起身来，指指身边的表弟戴玉凤，说:“我早就不愿打了，不信，你问戴同志……”
周毓英，山东诸城县人，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他早年加入吴佩孚的直系，该部队后来又成了张学良的东北军。1939年3月，周毓英任五十一军副军长，军长牟中珩。1942年3月26日，周毓英接任该军军长职务。
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毓英率五十一师奉命进攻鲁南解放区，并侵占了枣庄。
蒋介石于1946年10月召周毓英赴南京开高级军事会议时，单独接见了他，百般打气，并合影留念。这使周毓英受宠若惊，回枣庄后将他和蒋介石的合影大量加印，分送给下级，鼓动部队“与枣庄共存亡”。周还多次吹嘘:“枣庄固若金汤，牢不可破!”
1947年1月13日和14日，我军对枣庄发起两次猛攻，由于敌人工事坚固，均未得手。粟裕、陶勇等赶到了前线，听取汇报后决定部队暂停攻击，用3天时间训练攻城爆破技术。
这期间，已被我军俘虏的马励武和第五十一师一一四旅少将旅长李步青，联名给周毓英写了一封劝降信。但周毓英收到信后连看也未看，即令人把信烧掉。
不过，周毓英暗中也留了一手。早在1946年10月，华东局“国军”工作部和山东军区兼新四军敌工部，派戴玉凤到周毓英身边做策反工作。戴玉凤刚来时，周问戴:“你不是当了八路了吗?”
戴答:“八路也是人干的。”
周问:“你是八路派来了解情况的吗?”
戴答:“这次来对你有好处。所以我才来的。”
周问:“你在青岛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去干八路呢?”
戴答:“我回老家诸城，见到家里和表婶家都被汉奸赵保元、张步云破坏了。为了抗日自卫，我干八路。”周毓英听了，沉默半晌后，即吩咐戴玉凤就留在身边照顾他的生活。
1月19日，粟裕和陶勇下令部队于当晚9时再次发动攻击。经过精心组织，这次攻击比较顺利，激战至20日中午，敌五十一师大部被歼。
绝望之中，周毓英打算突围。当此紧急关头，戴玉凤和周毓英作了一次恳切的推心置腹的谈话。
戴:“别人不敢说，咱是自己人，敢说。现在大家都不愿打了，突围是突不了的，你没见一一四旅从郭里集突围，不是全完了吗?李步青旅长不是被八路逮住了吗?”
周毓英点点头，愁容满面，默不作声。
戴:“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宽大政策，赵钖田师长在定陶放下了武器，保住了性命;赵保元在高密不肯缴枪，就被打死了。我看还是赶快派人去联系吧!”
周毓英突然反问道:“你认识陈毅吗?”
戴玉凤是青岛卷烟厂工人出身，参军后当过连长，忠实可靠。但他文化水平不高，缺乏敌工经验，就据实回答:“我没有见过陈毅军长。不过，我知道陈军长爱交朋友，愿意团结各界朋友。”
周毓英颇感失望地叹了一气，说:“这次他们伤亡很大，一定会报复的。”
戴玉凤解释说:“不会的。人家有宽大政策呀!你尽管放心好了！”
周毓英当即派人事科长曾金坡前往联系投降事宜。谁知曾金坡竟痛哭起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我们部队83年的历史，难道就这样完了吗（该部队的前身甚至参加过甲午战争）……”
周毓英果断改派军法处李法官前往接洽，随后就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周毓英部1.1万余人向我军投降后，陶勇给三旅旅长彭德清打电话说:“我要亲眼看看这位中将师长。”
见面时，周毓英老远就脱下了军帽，深深地一鞠躬。陶勇这一年还不到35岁，比周年轻16岁，于是主动和周握手，笑着说:“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嘛!”
周毓英连忙抹下左手无名指上的一枚贵重戒指，双手呈献给陶勇。陶勇连连摆手说：“我军向来不搜俘虏的腰包，更不收俘虏的财礼。”
周毓英大感意外，毕恭毕敬地站着，现出一副尴尬的模样。后来，华中野战军联络部部长吴宪宴请周毓英时，周反映了一个情况：被俘时带的两皮箱钞票被没收了。
吴宪问道:“你这些钞票是公款，还是你的私人财物?按照我军政策，私人财物不没收，但公款是要没收的。”
周毓英解释说:“你们的干部很廉洁。但我们国民党军队不像你们，我们一个军长，两皮箱钞票算得了什么!这完全是我个人的钱。可是你们部队的一个指导员，却将它当作公款，统统没收了。”吴宪耐心地向周毓英作了解释，后来还将周所有的私人财物，包括他的一颗心爱的水晶图章和两箱钞票，悉数还给了他。
陈毅于2月2日晚在百忙中接见了周毓英。被接见的还有整编五十一师其他4名将军:少将副师长韩世儒，少将参谋长李献中，第一一三旅少将旅长李玉堂，第一一四旅少将旅长李步青。
受到陈毅接见后，周毓英到处对人说:“共产党人材真不少，真了不起。这样的人材国民党哪里找得出来?有这样一批人材，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
后来，周毓英后来被送到山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由于没有犯下什么反人民的罪行，他和韩世儒、李献中、李玉堂、李步青等先后被我军宽大释放。
鲁南战役最后阶段，我军一名干部带着一个排进入国民党军整编五十一师师部，中将师长周毓英立即站起身来，指指身边的表弟戴玉凤，说:“我早就不愿打了，不信，你问戴同志……”
周毓英，山东诸城县人，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他早年加入吴佩孚的直系，该部队后来又成了张学良的东北军。1939年3月，周毓英任五十一军副军长，军长牟中珩。1942年3月26日，周毓英接任该军军长职务。
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毓英率五十一师奉命进攻鲁南解放区，并侵占了枣庄。
蒋介石于1946年10月召周毓英赴南京开高级军事会议时，单独接见了他，百般打气，并合影留念。这使周毓英受宠若惊，回枣庄后将他和蒋介石的合影大量加印，分送给下级，鼓动部队“与枣庄共存亡”。周还多次吹嘘:“枣庄固若金汤，牢不可破!”
1947年1月13日和14日，我军对枣庄发起两次猛攻，由于敌人工事坚固，均未得手。粟裕、陶勇等赶到了前线，听取汇报后决定部队暂停攻击，用3天时间训练攻城爆破技术。
这期间，已被我军俘虏的马励武和第五十一师一一四旅少将旅长李步青，联名给周毓英写了一封劝降信。但周毓英收到信后连看也未看，即令人把信烧掉。
不过，周毓英暗中也留了一手。早在1946年10月，华东局“国军”工作部和山东军区兼新四军敌工部，派戴玉凤到周毓英身边做策反工作。戴玉凤刚来时，周问戴:“你不是当了八路了吗?”
戴答:“八路也是人干的。”
周问:“你是八路派来了解情况的吗?”
戴答:“这次来对你有好处。所以我才来的。”
周问:“你在青岛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去干八路呢?”
戴答:“我回老家诸城，见到家里和表婶家都被汉奸赵保元、张步云破坏了。为了抗日自卫，我干八路。”周毓英听了，沉默半晌后，即吩咐戴玉凤就留在身边照顾他的生活。
1月19日，粟裕和陶勇下令部队于当晚9时再次发动攻击。经过精心组织，这次攻击比较顺利，激战至20日中午，敌五十一师大部被歼。
绝望之中，周毓英打算突围。当此紧急关头，戴玉凤和周毓英作了一次恳切的推心置腹的谈话。
戴:“别人不敢说，咱是自己人，敢说。现在大家都不愿打了，突围是突不了的，你没见一一四旅从郭里集突围，不是全完了吗?李步青旅长不是被八路逮住了吗?”
周毓英点点头，愁容满面，默不作声。
戴:“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宽大政策，赵钖田师长在定陶放下了武器，保住了性命;赵保元在高密不肯缴枪，就被打死了。我看还是赶快派人去联系吧!”
周毓英突然反问道:“你认识陈毅吗?”
戴玉凤是青岛卷烟厂工人出身，参军后当过连长，忠实可靠。但他文化水平不高，缺乏敌工经验，就据实回答:“我没有见过陈毅军长。不过，我知道陈军长爱交朋友，愿意团结各界朋友。”
周毓英颇感失望地叹了一气，说:“这次他们伤亡很大，一定会报复的。”
戴玉凤解释说:“不会的。人家有宽大政策呀!你尽管放心好了！”
周毓英当即派人事科长曾金坡前往联系投降事宜。谁知曾金坡竟痛哭起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我们部队83年的历史，难道就这样完了吗（该部队的前身甚至参加过甲午战争）……”
周毓英果断改派军法处李法官前往接洽，随后就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周毓英部1.1万余人向我军投降后，陶勇给三旅旅长彭德清打电话说:“我要亲眼看看这位中将师长。”
见面时，周毓英老远就脱下了军帽，深深地一鞠躬。陶勇这一年还不到35岁，比周年轻16岁，于是主动和周握手，笑着说:“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嘛!”
周毓英连忙抹下左手无名指上的一枚贵重戒指，双手呈献给陶勇。陶勇连连摆手说：“我军向来不搜俘虏的腰包，更不收俘虏的财礼。”
周毓英大感意外，毕恭毕敬地站着，现出一副尴尬的模样。后来，华中野战军联络部部长吴宪宴请周毓英时，周反映了一个情况：被俘时带的两皮箱钞票被没收了。
吴宪问道:“你这些钞票是公款，还是你的私人财物?按照我军政策，私人财物不没收，但公款是要没收的。”
周毓英解释说:“你们的干部很廉洁。但我们国民党军队不像你们，我们一个军长，两皮箱钞票算得了什么!这完全是我个人的钱。可是你们部队的一个指导员，却将它当作公款，统统没收了。”吴宪耐心地向周毓英作了解释，后来还将周所有的私人财物，包括他的一颗心爱的水晶图章和两箱钞票，悉数还给了他。
陈毅于2月2日晚在百忙中接见了周毓英。被接见的还有整编五十一师其他4名将军:少将副师长韩世儒，少将参谋长李献中，第一一三旅少将旅长李玉堂，第一一四旅少将旅长李步青。
受到陈毅接见后，周毓英到处对人说:“共产党人材真不少，真了不起。这样的人材国民党哪里找得出来?有这样一批人材，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
后来，周毓英后来被送到山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由于没有犯下什么反人民的罪行，他和韩世儒、李献中、李玉堂、李步青等先后被我军宽大释放。（照片为陶勇将军）
#我在头条搞创作#南宋为什么会亡？
元朝灭宋，令华夏中原王朝完全沦亡于异族，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以广为流传的“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为代表，华夏民族心理遭受的剧创可想而知。
南宋为什么不敌蒙古而亡？许多人认为，北方产良马，北人体健而坚忍，熟习弓马，南北开战，通常是北方强于南方，南人打不过北人。
反驳者认为，中国历史并非总是北强南弱，南北强弱不仅仅在于军人体格、马匹等军事层面的原因，更在于总体的国家形势：中原王乱了、弱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便乘机做大做强，为害中原；
一旦中原王朝统一、强盛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就构不成什么威胁了。汉朝击败匈奴，唐朝消灭东西突厥，以及明朝自南而北的扫平、统一，都是明证。
国家形势或者说国家治乱，又取决于什么因素呢？
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集》中说：
蔡州之胜，雪百年耻，要以孟珙氏为将，故坐收成绩。不尔，金纵垂亡，岂宋所能必克耶？蒙古灭金，势已压宋，而孟顾能于其间收复襄邓诸城。庐州之围，杜杲以数千御八十万之众，元人倾国不能进跬步。余尝谓国势无强弱，人实为之。
胡应麟认为，孟珙能取蔡州之胜，换了别人则未必行；蒙古对南宋有压倒之势，但孟珙仍能收复襄阳、邓州等诸城；杜杲在庐州之战中以数千兵成功抵御八十万蒙古大军的进攻。因此，国家形势本身并无绝对的强弱之分，所谓强弱，其实是人的作为所致。
胡应麟此处提到的“人”，当然不是指一般百姓，而是指执政者一一那些掌握国家政权、国家命运的君臣将帅。这些人把国家治理得好，军事上应对得好，弱可敌强、弱可胜强；治理得不好，军事上应对失措，则强不能胜弱、强可以变弱。
这并非是胡应麟的独见。南宋初，陈规在其《〈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中指出：治乱强弱，虽曰在天有数，“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
北宋欧阳修在著名的《新五代史伶官传》的开篇写道：鸣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
欧阳修随后结合后唐庄宗李存勖兴衰成败的史实，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著名论断。有人认为，南宋定都于远离前线的临安，致“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国家日渐沦亡。
如果“直把杭州作汴州”确实存在，那么，其原因并不在于南宋定都何处，而在人，在统治者耽于享乐的风气。这种风气，恰恰是对“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最好注脚。
国势强弱，国家盛衰，不在于天命，不在于定都杭州还是建康，不在于南北地理，不在于有没有良马，而在于执政者的作为。南宋执政者的作为出了哪些问题呢？
第一，政治上碌碌无为。
南宋中后期的几任皇帝大都碌碌无为，或健康不佳，受制于后宫；或出身疏族，受制于权臣；或时有更革，却未见成效；或懒政怠政，沉迷享乐。南宋先后出现史弥远、贾似道两大权相，他们长期擅权，结党营私，打击异己，排斥忠臣良将，擅自扣押蒙古来使，令倾覆之危日甚一日。南宋末期降将频出，蒙古方面则几乎未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宋蒙政治的优劣和人心向背。
第二，军事应对上消极被动。
北宋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采消极防御之策，南宋国土锐减，军马不足，军事上愈发被动。
南宋虽在金蒙战争最后关头、鉴于形势所迫才采取联蒙灭金之策，但在总体的军事战略上亦陷入当初北宋联辽灭金的历史迷局中，所得甚少，所失甚多。
南宋诸帝除高宗赵构外无一人有军旅经历，理宗空有恢复之志，但仓促中发动“端平入洛”，不仅损兵折将，还为蒙古出兵南侵提供了口实。南宋有曹友闻、孟珙、杜杲、余玠、王坚、向士璧等忠诚敢战的杰出将帅。
宋蒙战争初期，强化了战区制置使制度，在两淮地区以水网和城池制骑，在四川地区以山制骑，在荆襄地区固守襄阳、武昌、江陵，发挥水军、坚城优势，多次击败蒙古军，但整体上的军事被动局面始终未能缓解。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赵宋右文抑武的祖宗家法上。武将常常无端遭受猜忌、压制甚至迫害，致将士离心，对战斗力发挥形成严重制约。
第三，经济上濒临崩溃。宋室南渡后，经济重心南移。但由于长期备战打仗，军费开支浩大，南宋经济发展一直受到严重干扰，繁荣的背后带有战时经济的脆弱性。进入13世纪后，南宋经济已面临较大问题。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指出：“有关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这座大厦已是十分脆弱，只要蛮族用力地推它一把，就会倒塌下来。”
南宋与蒙古开战后，经济形势、财政状况更趋严峻。为解决财政困难，宋廷滥发纸币。史载，嘉熙四年(1240)临安附近一斗米价值十贯，到德祐元年（1275)二百贯还买不到一双草鞋，致物价飞涨，时人称之为“饮鸩止渴”。贾似道实行的买公田、推排法及币值改革等，均于事无补，令南宋经济雪上加霜，莫之振救。
而南宋面对的敌人却是灭国无数、堪称史上最具侵略性和最能打仗的游牧民族政权，灭亡之势无可逆转。
晨读历史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水利专家
苏轼
（接续38）
这下秦观却卡了壳，一时语塞，半天答不上来。羞愧难当的秦观逃出洞房，独自到后花园中苦思冥想，直至闻讯赶来的苏轼出手相助，为他对出了下联：“少游年少，少家少室少妻，少见且又少有，愿娶少女。”
故事的真假我们没有必要较真，类似的传说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草根百姓愿意把这些幽默风趣，又暖人心肠的故事往他身上安。这大约是因为他那样一个大艺术家，却有着邻家熟人一般随和敦厚的亲和力。
（四）他用不朽的作品，改写了宋词的地位
苏东坡有两首不朽的词作，一个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此词铺展博大开阔的自然，将浩荡江河与千古人事兼收并蓄于笔下，在一派通古今而观之的气度中，把历史、风物与人生情怀交织在一起，使其一同超越与升华，其豪放清雄前所未见，一举开创了宋词的全新格局与气象，被后世公认为豪放词的代表作。
理所当然，他的这首被贬黄州时的词作一问世，立马传遍大江南北，一夜成为十万+的爆文，并由此开始了他的霸屏时代。此后，他每有新作发表，都会成为北宋文坛的一个事件。
另一首便是《水调歌头•中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接过了初唐诗人张若虚词条在《春江叫花月夜》中提出的命题，继续着人与自然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但苏轼的感与思已和前人不一样，他的迷茫和感伤，已不对具体的现实或个人遭际，而是对人生意义的根本性怀疑与感慨，已上升到哲学层面上的终极关怀，是对人生空幻词条、无所寄托的无奈喟叹，表现出自我意识的彻底觉醒。
所以这首词也和上一首一样，开拓了婉约词的新境界。评论家历来认为写中秋的词，此词一出，“余词尽废”。
由此，他继柳永词条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首先在理论上破除诗尊词卑的传统观念，认为诗词同源，词“为诗之苗裔”，在文学史上为词正名，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
同时，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改变了北宋词原先的柔情软调，开启了南宋豪放词的先河。
他还将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
然而，说一句可能要挨骂的话，如果单从词的文学成就上说，苏轼或许还够不上独领风骚，因为至少有一个李煜、柳永、李清照、辛弃疾词条等组成的团队可以和他并驾齐驱。
但，读他作品总能联想到他那丰富而精彩的人生，这一点别的词人却很少能和他匹敌。
所以，他的最好的作品——是他的人生。
（五）比作品更令人神往的，是他的生活态度与方式
公元1101年，苏轼写下最后一首诗——《自题金山画像》词条：“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用二十八个字，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
诗中的那三个州都是他被贬落难的地方，而没有说他做官比较顺利的杭州、徐州等地。没有说，可能是因为苦难更容易在人的身心留下难忘的印记，而在他那样极具人文情怀的艺术家看来，苦难比幸福更具人生价值，也更有审美意义，就像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的：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个人。
问题是，怎样才能在苦难中活得像个人。我们来看看苏东坡交出的答卷：
苏轼四十一岁时出任密州知州（相当于今天山东诸城市市长），因为政治抱负难以实现，就常常去野外打猎励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词条？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毫无人在逆境时的悲观丧气，而句句张扬着气象恢弘的雄心壮志，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后来辛弃疾等豪放词人的创作范本。
再说说他与杭州。苏轼五十四岁时出任杭州知州，这距离他第一次任杭州通判时已过去十八年。
十八年前，他位卑官小，无力为百姓办什么实事，而他在“乌台诗案”被捕后，杭州百姓却沿街设立香案，祷告上苍让他早日获释。所以，这个南方小城的秀美与温情，一直让他魂牵梦绕。
（待续39）
#青岛头条#《老街往事 • 剃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住的这条老街上没有一家象样的剃头铺，都是一家一户的在堂屋中放上一把木制的包着皮革座垫的带扶手的理发椅子，后靠背是无法放平的那种，一个白瓷的洗手盆，上方的墙面的搁板上放只洋铁皮水桶，水桶下方的出水口按上一个铜质的水龙头，龙头咀上套一截橡皮管子就成了……当时女人鲜有进剃头铺的——结婚之前要扎小辫儿，剪了头发就意味着结婚了……医学院校教生理的女教师为了工作方便一上班就把辫子剪了，去烫上一头卷发先把自己倒饬成一个“小媳妇儿”模样儿。六十年代我们院里调来一位戴老师，她就是这样的扮相儿来报到……人事科长是位入城干部，介绍完了单位的情况后又关照了一句话——小孩子可以带来送本院的托儿所……那个时候的戴老师还是一个大姑娘，这个段子一直被讲了好多年。烫发是个专业的技术活儿，最近的理发店在东镇街里，周日要起早去排队。
后来，随着五十年代中期的《女篮五号》、六十年代初的《女跳水队员》还有王丹凤主演的喜剧片《女理发师》给我们街上的女人乃至全国各地的女人们带来了一场“发型革命”，女人的齐耳短发起初就是被称为“女篮五号”头的，后来又叫“上海头”，再后来到了七、八十年代就叫“白菜帮子头”了，我们形容个头型都没忘记自己的特产，这恐怕也是全国唯一的叫法了。
其实，当时的中老年女人也是挽着发䰖，在后来的那场“闹剧”中有几位老人的发䰖自始至终没人敢去动刀剪——宋先生、何先生（香凝）、林大夫（巧稚）……国人对于剃发历来还是很看重的。
建国以来，青岛的理发业一直都是被诸城、日照、胶南一带的人们所把持着，这也是人家从小就传承的吃饭的手艺，外人是不容易进入的……西村里和东广场有两家合作的理发店，每家有七、八只椅子已经算是中上等的大店了……西村里的这家手艺最好的是一位国字脸的老大爷，寿星眉都白了，一口日照乡音，他学徒的时候经常挨打，做起活儿来总是战战兢兢……有一次师父装上一袋旱烟，他立马上前点火，手抖的总是点不着——过去的旱烟袋杆儿比人的胳膊还要长，将烟咀含着的时候自己够不着点火。师父不高兴了，上来就是一把掌：协他娘！他这是在点大炮？！如果生活在农村生活，油灯、炉子都是借火的好地方——曾有前辈讲我们老院长家乡人的笑话，他们在传达室坐着等老院长下班，无聊时就拿出长烟袋杆儿装上烟末儿，然后将烟锅子贴在从天花板垂下的灯泡上面“吧哒、吧哒”地借火吸烟了……这是解放初期市郊的乡村还没有电灯的陈年旧事了。
那个时候的理发师傅俗称“代诏”，这是宫里侍侯天子的官衔儿，青岛市井都是称之为“代周”，把这个“诏”字给地方化了。这是一门绝技，属于家传——推拿、正骨、手法复位、点穴才是他们的秘笈所在，当时的大小剃头铺子还兼着骨科理疗康复的诸多功能呢！
我三十多年前的邻居是某医院的财务主管，他想让自己的女孩子接班也已经内定通过了，但需要参加人事局的统一资格考试走一下流程……结果差几分通不过。无奈之下只好去顶替了孩子的母亲，在中山路某理发店在后台洗了一年的头，那个年代的卫生条件洗头还真能洗下灰来！店里的老师傅看女孩子勤快，于是安排到前面学理发。两年后参加“全国美发大赛”获了一把“金剪刀”奖，第二年又是一把“金剪刀”……从此就名声大震了，每天都要提前上班先给两个新娘子盘头发，由于是名店收费近90元了还要提前约号儿，还有香烟和喜糖……他爸很庆幸自己的女儿没有去他的单位……“做天下头等事业，用世间顶上功夫。”哪一行当做精了都会当状元，不知不觉地身边的这项工作几乎都被温州人给拿走了，我们记忆深处的剃头铺也巳经消失了半个多世纪了……楼上的那个小姐姐也该退休了，我们的城市还有自己土生土长的“待诏”吗？（照片来自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