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澧县黄码人员三天两检还要到酒店隔离？”的回复#常德头条#
澧县黄码人员三天两检还要到酒店隔离？
我是11月18号12点53分在澧县高速出口搞的核酸检测，晚上接澧县防疫指挥部的电话后就变成了黄码，显示是时空交集，三天两检。到了晚上一点多，澧县防疫指挥部派专车把我拉到酒店来隔离，20号早上就是绿码了。时空交集黄码人员应该是居家观测，三天两检。你们这是保护我还是层层加码小题大做呢？（见下图）
学会放弃
-11-21
澧县卫生健康局的回复↓
网友您好 :
收悉诉求，我局高度重视，迅速进行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该市民目前在澧县逸天酒店集中隔离，因其为11月18日混管阳性人员的同时段密切接触者，该时段有3名阳性人员（经核实为临澧县人），在澧县澧澹高速卡口采样时与其有近距离接触，故判定黄先生为密切接触者。根据国务院20条措施，对密切接触落实“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管控措施并核酸检测。该市民需集中隔离至11月23日，如核酸检测为阴性，可转居家隔离至11月26日，居家隔离期间再开展2次核酸检测，如无异常，可解除居家隔离。
澧县卫生健康局
11月23日
来源：红网巜百姓呼声》
《潜伏》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原型李俊才——李俊才于19农历四月十一日，出生于山西省临县玉坪乡李家圪塄村一个基督徒家庭，1936年考入山西大学工学院采矿系。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入侵山西后在国难中失学。
1938年初，李俊才怀着抗日报国之志在郑州投考了“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录取后赴湘西临澧县接受训练，三个月后正式接受了“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的军统特务情报系统专业训练。
抗战胜利后，李俊才于1945年11月在重庆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局”（简称“军统”）派往北平，任“北平肃奸委员会”司法组中校法官。1946年10月，“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1947年，李俊才任“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兼“国防部保密局华北军政督察组”第二科上校科长。
1948年7月，调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少将衔），11月代理处长，12月下旬正式接任处长，兼任“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站长”。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克天津时，李俊才在“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投诚。他在国民党天津特务组织任职的实际时间约为半年。
1966年4月，李俊才由西北战犯管理所特赦，被安置在西安市草滩农场劳动，1983年担任草滩农场职工子弟学校副校长，后曾被选为西安市第九届人大代表。1988年1月，被任命为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现仍在职，晚年的家庭生活很幸福。
关于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和“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具体活动情况，李俊才曾详细撰写过《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一文。
我根据和李俊才四次在电话中交谈的情况，结合他在文章中提供的史料，针对电视剧《潜伏》的相关情节，做一些简单说明。
首先，抗战胜利后，电视剧《潜伏》中国民党天津特务组织头目们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确实存在。1948年5月，天津稽查处处长楼兆元因贪污被“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调南京关押，由李广和（山西籍，中将衔）、李俊才分别接任处长、副处长；当年11月，李广和又因纵容不法案被南京总统府电令扣押。正是因为李广和被扣押，李俊才方接任处长。
其次，《潜伏》剧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私自南逃属实。1948年12月14日，时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潜伏》剧中为吴敬中）在送李广和去机场时私自搭机南去。12月22日，毛人凤电告李俊才：“吴景中予以扣押严惩”。吴景中私自南逃后，毛人凤方委任李俊才兼任天津站站长。
第三，天津解放前，保密局天津站确曾有新任的副站长，此人名吕仕伦，系山西雁北人，与李俊才是中学和山西大学的先后同学，又曾于1938年在军统临澧训练班同队受训。吕仕伦是在李俊才的推荐下，经毛人凤同意后任副站长的。真实的吕仕伦不是中共的“潜伏”者，他于天津解放后南逃，后曾在台湾教书，有吸食鸦片的恶习，病故于台湾。
第四，按毛人凤指示，保密局天津站确实布置过四个潜伏组。潜伏组的具体情况，只有李俊才与吕仕伦知道，未对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透露。李俊才曾电报要求毛人凤派飞机将自己和吕仕伦接回南京，数日后，毛人凤复电称“已无机可派”。
第五，李俊才投诚后，立即向中共方面交待了四个潜伏组的具体情况。这四个潜伏组迅速被中共控制和利用，并曾与南京“保密局”继续保持过“联系”。
第六，近来不断有人向李俊才谈起电视连续剧《潜伏》，他得知这部电视剧收视率高，也听别人说了一些剧中的主要人物和重要情节。他对我说，这说明剧写得很好，演得也好；但剧毕竟是剧，有作者的许多艺术构思，真实地打入“军统”，并且“潜伏”那样长的时间，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转载自《文史月刊》，作者：李程光
#历史##历史冷知识#
恩人于伟华，湖南省临澧县人，在此衷心的感谢救了我们全家，今年春节来临之际，爱人去湖南出差，中途感觉身体不适，正好于伟华路过，看到他满头大汗询问情况后给买的水和糖块，以为是低血糖，并同时打电话120，医生判定是脑梗，在有效时间内做了溶栓，挽救了一个家庭，祝福好人一生平安，对此大恩铭记于心。
沈醉第一次与卢汉见面是1938年夏天。那时，卢汉率领滇军六十军参加台儿庄战役后，受到嘉奖，于是就带着副官长邱开基到武汉去见蒋介石。戴笠经邱开基介绍，与卢汉认识，立即设宴招待。正好沈醉从湖南临澧带一批特训班的学生去武汉，戴笠叫沈醉一起参加，这才有了一面之缘。
1948年春，沈醉由保密局总务处处长改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并由国防部任命为该部驻云南区专员。沈醉到昆明后，与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见面，当时卢汉是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和省政府主席，邱开基是省警保处处长。
军统过去在云南的负责人都是云南人，和卢汉的关系一向处得不错，而这次突然派沈醉这个湖南人去，卢汉有所警惕。沈醉特意向卢汉说明，调云南是自己的请求，因自己喜欢这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还说过去在云南工作的一些云南人常不合作，影响工作，蒋介石和毛人凤这才派自己来。
卢汉听了这些话，对邱开基半开玩笑地说:“我们云南人在一起工作，不像有些省的人那样讲团结，易出内讧，这一点是差劲。”
沈醉插嘴说:“湖南人也不大会照顾同乡。”
随后，卢汉转变话题同沈醉谈了起来。卢汉谈到军政之间不协调，致使地方上的“不法”武装活动没有能彻底肃清，其实是暗示他和当时掌云南兵权的云南警备司令何绍周有矛盾。
何绍周是何应钦的过房儿子。这位“衙内”早就想把卢汉撵走，所以他和卢汉一向明争暗斗，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沈醉这个湖南人一去，正合何绍周的心意，加上何绍周爱好打猎、打网球、打牌，前两样沈醉都是能手，很快便成了朋友。
他们每次去郊外山中打猎时，何绍周都和沈醉商量如何才能把卢汉赶出云南，这也正合沈醉的意。因为何绍周是“中央军”，他当了省主席，沈醉的工作就方便多了。
何绍周想通过沈醉去倒卢汉，是因为沈醉掌握了不少卢汉的材料。如卢汉对地方人民武装不但不派保安团队去围剿，而且在许多地方几乎是和平共处。最有把握使卢去职的是他居然暗中派他的副官处长朱家才，私送武器弹药给滇黔桂边区纵队司令朱家璧。
可是，当沈醉把卢、何两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自己主张支何去卢的意见给毛人凤去电请示时，毛人凤却一再表示不能去卢，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因何无法使云南局势安定。至于卢暗中接济边纵，毛认为这是卢作为向中央要挟的本钱，决不是希望边纵壮大起来，只不过是他的一种策略。
得到毛人凤的指示后，沈醉才放弃原来的主张，对卢汉表示亲近。
1948年冬，卢、何摩擦已达到互不相容的地步，卢准备以辞职要挟。沈醉暗中把中央支持卢的情况告诉了朱家才，朱转告了卢，卢即决定亲自去见蒋介石。
朱家才在行前来找沈醉，希望地方军统检查机关能多加关照。因为当时上海等地航空检查所对什么省长一类的地方官满不在乎，有时还故意刁难，更何况从出产鸦片烟地方去的人，大都喜欢带上鸦片烟等土特产去送礼。沈醉便打电话嘱咐上海航空检査所，对卢汉和朱家才不要怠慢。
卢汉回昆明的第二天就请沈醉去吃饭。其实沈醉早已得到消息，蒋介石同意调走何绍周，于是一进门就向卢道喜。卢汉也感谢沈醉安排上海的手下对他的照顾，并诚恳地表示，希望能一起合作。事后，朱家才还悄悄告诉沈醉，卢汉认为他这个人够朋友。
1949年夏天，云南人民民主运动高涨，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恨。毛人凤给了沈醉一封亲笔信，要沈立即去西安见胡宗南，把胡夫人叶霞翟接到昆明，并让胡宗南抽调两三个军开赴云南。
当时，有许多人纷纷把家眷送往台湾。由于胡宗南和陈诚的关系一向不好，陈诚又是台湾的负责人，所以毛人凤就想让胡宗南把家眷留在云南，从而对云南重视。
等沈醉回到昆明去看卢汉时，卢一听胡宗南要把老婆送往台湾，很高兴地说:“这不是白白让你跑一趟，还费劲为她准备了那么好的房子。”
当时，毛人凤已有命令来，同意把特务机关撤走。不料，卢汉竟然要沈醉留下来，还拍着沈的肩，用一种军人下令的口气说:“我负责保障你的安全，请你放心，留在昆明!”临别，卢汉用力地握着沈醉的手，再次表示希望沈能留下。
沈醉立刻向毛人凤汇报。毛人凤十分高兴，认为这是沈醉平日和卢汉相处很好的结果，并希望沈利用这一关系，在昆明加紧布置“应变”工作。于是，沈醉便留在了昆明，后来被迫参加了卢汉领导的云南和平起义。可沈醉并没被当做起义人员对待，被关押了十年。
1960年冬，沈醉被特赦时，卢汉是全国政协常委，住在北京。卢汉让统战部通知沈醉，去他家吃便饭。这次见面完全没了此前的勾心斗角，卢汉一再表示要帮助沈醉，沈醉都婉言谢绝了。卢在沈临走时还一再叮嘱，有困难可以随时去找他。
不久，沈醉也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和卢汉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有一次，卢汉带着歉意说：“在解放后没有让你参加工作，而是改造了十年。”
沈醉爽朗地大笑起来，说:“我十分感谢你让我受了十年的改造教育，如果在1949年就让我参加工作，我肯定会当个反党的右派分子。”
卢汉听了也笑了，在场的许多人也都笑了。
1945年9月5日，胡宗南乘飞机去郑州受降时，对同机的文强说：“念观兄收编伪军有大功，我跟雨农已联名推荐你为陆军中将，安排为接收华北、东北的要员之一。”9月22日，在受降仪式结束当晚，晋升文强为陆军中将的命令就到了。
随后，被加挂上将（中将加上将衔）的胡宗南要文强陪他到新乡、开封两地视察。这次视察中，文强以兼第一战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处理了一些肃奸事宜。
文强先是处理了别动军纵队司令刘慕德贪赃枉法一案。刘慕德与胡宗南是黄埔一期同学，原别动军纵队司令廖宗泽调任兵工署稽查处长后，刘慕德继任，被告发有贪污罪行并活埋了已经投降的伪军将领多人。
在开封，文强又得到已反正过来的庞炳勋部的情报科长汇报：有一个中统局特派员通过行贿放走应惩办的汉奸。文强亲自去调查，发现那所谓中统局特派员办事处挂出的牌子上写的是“调查统记局”，将“统计”错写成了“统记”，一字之差，露出了冒牌货的马脚。
文强向胡宗南面报此事后，下令军统局河南站长刘暨查办，将此人逮捕。在新乡视察时，文强给胡宗南引见了孙殿英。
孙殿英在1943年4月，在太行山区率部投日，当时的文强以军统少将联络官的身份协调太行山区的孙殿英。庞炳勋、刘进等部的关系，文强带着情报组随孙殿英部行动。孙殿英投日时，文强险遭不测，最后是历经艰险才得以突围，所以这次孙殿英见到文强自然有些尴尬，但他马上就以文强已见惯的那套热情诚恳、赌咒发誓的表演将场面掩饰过去。
刚由伪军司令反正的孙殿英，非常怕被胡宗南“收编”，又怕被西北军系统的人吃掉。一见到胡宗南，就痛哭流涕，连声悔罪。
胡宗南问孙殿英有什么困难没有，孙殿英回答说：“困难是有的，但是见到了委员长身边第一将军，就有靠山了：“
听了孙殿英的吹捧之语，胡宗南非常舒服，于是安慰说：“过去的种种，已听文将军述之甚详。你能表明心迹，反正归来，值得肯定。对你的队伍不作改编，你部仍驻汤阴，按一个军的编制补给。“
孙殿英闻言大喜，连忙说：“我的部下可以三个月不领薪金粮饷，现还存有金条五百余条及伪钞若干，一并请胡长官派员接收存入。“
胡宗南表示，薪金粮饷应照章领取，所存金条伪钞也不必上缴。但孙殿英坚决表示要上缴。
文强明白孙殿英的意思，便在一旁对胡宗南笑着说：“让他上缴了吧，这是他的心病所在。让他上缴了，他才能安心的。”胡宗南这才把长官部军需总监陈开椿叫来，嘱他将孙殿英献出的清单收下，并负责办理其他手续。
不久后，文强突然接到西安打来的电话，向他转告说重庆有急电，要他星夜返回西安，从西安机场乘飞机去重庆。
文强赶回西安之后，见到戴笠以“金水”代名发给“西安文定远”（文强与军统局北方区的代名）亲译的电报，电报称要调文强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已派军统局上海办事处处长徐远举前来接替文强在西安的职务。
文强匆匆向徐远举办好交接手续后，当即飞往重庆报到，见到了局本部主任秘书毛人凤。毛人凤对文强说：“戴老板在北平相候，有意请兄到东北主持工作。本局先后派了几批人到东北都不得力，非兄全盘筹划不可。”
原来，戴笠虽曾千方百计地想把军统局的机构或人员深入到东北，但一直打不进去。截至日本投降为止，军统局情报特工人员只有在临澧训练班（中央警官学校特别警察人员训练班）受过训的一名东北青年毛乃昌出关活动过，但没有多久，他就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所幸没有被抓到任何证据，他才侥幸活到日本投降后释放出狱。
这时，戴笠决定有计划地在东北开始建立军统机构，他认为哈尔滨是被称为“东北国际都市”的所在，特别挑选了曾留学美国专门学警察的余秀豪，随着新任命去哈尔滨的杨绰庵前往东北，担任哈尔滨市警察局局长，借警察局的掩护，建立军统局组织。
同时，军统局又电令北平办事处（又称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马汉三遴选熟悉东北情况的军事人员，携带电台随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指挥部进入东北。马汉三介绍了荆有章前往，荆有章很快被杜聿明发表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
在军统局作出上述两处布置的同时，原驻安徽西北部界首镇，专事对汪伪策反的东北特别情报站站长陈旭东，急于重返东北，已在久等不得戴笠指示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将该站全部人员移调至天津，作好了随时进入东北的准备。陈旭东是东北人，当过张学良的情报科长，在张学良被软禁后，他投入戴笠门下。忍辱负重多年，戴笠也认可他的能力。陈旭东一心想要趁机重建东北军，准备迎接张学良的归来。
在先期派遣进入东北的军统局人员中，余秀豪级别偏低，荆有章与军统渊源不深，加之其到达东北之后，招兵买马，到处收编伪军，为自己扩充实力，影响恶劣，被戴笠认为是不羁之马，难以驾驭。对在东北威望甚高、能力很强的陈旭东，戴笠则因已发现蒋介石并无释放张学良之意而有所顾忌。
当时的文强刚被发表为陆军中将，军衔还在戴笠之上，加之他能力不错，且在军统中未成派系，因此，戴笠思前想后，决定调文强去东北。
1934年间，沈醉在上海担任军统局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兼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有一天，戴笠打电话要沈醉去他在上海的枫林桥寓所吃午饭，在这里，戴笠介绍沈醉认识了唐生明。
戴笠再三叮嘱沈醉，以后唐生明在上海有什么小麻烦事找你时，一定要尽全力去办。戴笠还补充了一句，“不会有什么大事找你，大事他会找杜月笙，只有遇到一些小事时才会找你的。”
当天，唐生明与戴笠边吃饭边谈话，都是谈些吃喝玩乐的事，没有一句涉及国家大事与时局。临告辞时，唐生明要沈醉当晚到扬子舞厅去找他。戴笠听了马上代沈醉拒绝，戴告诉唐生明说：沈醉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平时不会上舞厅去玩的。
沈醉自从认识唐生明后，唐从南京到上海去玩时，除请沈吃过两次饭外，也为了一些小事找过沈几次。
有一次，唐生明在一家理发店理发，一位女的给他修完指甲后，唐顺手在她脸上掐了下，没想到那个女的不依不饶，说唐调戏她。全理发店的人都围过来责备唐，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要唐拿出500元赔偿。唐生明答应了，说打电话让人送钱来。于是，他们把唐扣在一间理发员休息的小房内，等人送钱来。
沈醉接到唐生明让带500元去赎人的电话时，就知道是有人在敲诈唐。因为唐绝不会缺钱用，他身上带有支票，随时可以取钱。沈醉便带了两个组员，开了一部小警车，直奔理发店。
快到理发店时，沈醉把警车上的回声喇叭按了两下，刺耳的警备叫声响起，全理发店和附近商店的人员都出来看。沈醉带着两个组员下车，还把上衣搁在手上，露出腰上的手枪和手铐，并向唐生明脱帽行礼。理发店的人都惊呆了……
沈醉故意问唐生明：“钱带来了，做什么用?“
唐把手一指，叫沈醉问理发店老板。那人一看这种势头，连连鞠躬说:“误会!误会!”唐生明这才高高兴兴和沈醉一道走了。
还有两次，是唐生明在吃饭时和服务员吵闹打了人，也是被人扣了起来，沈醉带人去把他接了回来。
由于沈醉和唐生明有过这些往来，1938年初，唐以长沙警备副司令代理司令的身份，与常德警备司令兼第二行政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酆悌对调到了常德，沈醉恰好在军统局临澧特别训练班当教官，便去常德看望唐。
唐生明提出要沈醉到常德，当警备司令部稽査处处长。沈连连摇头说不行，因军统局的人事制度很严，不允许个人活动工作。唐生明说这不是个人活动，而是工作需要。
原来，唐生明调到常德时，军统局遵照戴笠指示，选派了黄埔四期毕业、与唐生明是同班同学和湖南同乡的邓墨村，去当他的稽查处长。邓为人忠厚拘谨，害怕出事，因警备司令部的主要工作都是落在稽査处头上，邓墨村便遇事都去向唐生明请示。
唐生明是一个不爱管事的人，有空便打牌、跳舞，很少去司令部上班，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感到邓墨村太啰嗦。唐生明知道沈醉在上海搞这项工作熟悉，所以希望沈醉去。沈醉认为邓墨村没有犯什么错误，没有理由调动他。但唐生明一再向沈醉表示，一定要向戴笠去说，把沈醉调过去。
不久，戴笠从武汉经常德去临澧特训班，唐生明向戴笠提出此事。戴笠也认为邓墨村只是谨慎一点，没有理由换他，便答应把沈醉派去帮助邓墨村，任稽査处副处长。
但是，沈醉去了不到两个月，唐生明还是把邓墨村免职，由沈醉担任处长。戴笠只好把邓墨村调到江西，去任省站站长。唐生明要沈醉兼任第二区保安司令部侦察组组长，有关常德及第二区治安问题，要沈醉全部负责放手去办，不必遇事找他。
沈醉到常德不久，就看到军统局派了几辆大卡车来，由军统局特务总队一个大队长拿了戴笠一封亲笔信给唐生明。
原来，上次戴笠经过常德时，看到警备司令部特务连正在下操。他一眼便看中了这个连的兵身材高大结实，而且一律佩带驳壳枪，便向唐生明提出，把这个连的士兵、武器、装备等，都送给军统局特务总队的武装大队。
当时军统局特务总队(后改特务总团)刚刚成立，三个武装大队还差几个中队，唐生明便一口答应了，一点都不含糊。所以戴笠回到重庆，便马上派人派车到常德来接运这个连。
唐生明刚调到常德时还有点后悔，因为常德远不如长沙好玩，连吃饭的几家菜馆做出来最好的菜也感到不合口味。过了不久，长沙大火，一夜之间全城化为瓦砾灰烬。
在全国一片责难声中，张惶失措的国民党当局，只好把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保安团团长徐昆三个人抛出来当替罪羊，公开枪决，以平民愤。造成历史上一件“下令无罪，执行有罪”的“三颗人头万古冤”。
当这一消息传到常德那天，唐生明和夫人徐来、沈醉等正在参加常德商会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唐一听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高兴地说:“我要不调到常德，这顿饭就吃不成了!”
沈醉也补充了一句:“常德的菜虽比长沙的差一点，但却安全得多。”在座的人自然就这件事频频举杯为唐生明祝贺，说他真是位名不虚传的“福将”。
1932年，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胡宗南时任第一师师长，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戴、胡两人的关系迅速发展，之后更是达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
特务处组建之初，戴笠的经费非常紧张，没有钱建造新的房屋，胡宗南就把第一师驻南京办事处的场所借给戴笠使用，从此戴笠就成为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的老板。胡宗南每次到南京，都住在戴笠的寓所内，还经常在戴的寓所内宴请自己的亲朋好友。
胡宗南一直不把戴笠当外人，这种作风一直带到了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有一次，胡宗南从西安去重庆公干，碰巧赶上戴笠外出了，军统局的主任秘书毛人凤就叫总务处长沈醉负责接待，并叮嘱说一定要把戴所有吃的、用的都拿出来。
沈醉是戴笠的亲信，知道这个老板有时候其实很小气，特别是吃的、用的东西。毛人凤看出沈醉有顾虑，就说：“对胡宗南，戴笠比自己的兄弟还要亲，尽管向外拿，一定要和戴笠一样招待。”于是，沈醉就拿着戴笠存放的好东西大摆筵席，宴请胡宗南。
据特务处书记长张严佛回忆，1935年10月，他由南京调到西安，戴笠就指示说：“胡宗南先生在西北，重要的情报要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
张严佛到了西北后，隔三差五就要到西安东仓门1号胡宗南的住处去一次，汇报西北各方面的情况，如同在南京向戴笠请示一般。胡宗南向来故作神秘，有时部下来访都拒不相见，但是军统的人则随来随进，毫无阻拦，军统历来派在西安的负责人皆是如此。
保守秘密是军统特务的第二生命，有些绝密消息是要烂在肚子里的，但戴笠对胡宗南却是例外。
戴笠、胡宗南两人凡遇到大事经常在一起商量对策。戴笠一心想搞特务部队，苦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向胡宗南请教。戴因对忠义救国救国军总指挥俞作柏不满，就起用了胡向他推荐的马志超，给予优厚待遇；戴嫌临澧特训班的女生少，胡就将他在长沙以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七十多名女生送给了临训班；戴笠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与杜月笙组织别动队所用的短枪，也是由胡宗南所部的军械库调拨的。
胡宗南对戴笠如此仗义，戴笠当然要投桃报李。胡要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戴就马不停蹄地给胡挑选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还为胡的情报机构配置了无线电台。胡宗南常叫自己的特务与军统西北区联系，交换情报，自己有的任务也叫军统特务代办。为了胡的安全，戴笠派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唐西园担任胡的警卫组长，并经常叮嘱他要与军统局西北特务密切联系，保证胡宗南的安全。
戴笠不但对胡宗南本人关心备至，就连他的亲信也另眼相看，胡的亲信范汉杰、盛文等人可以在各地的军统站受到优厚礼遇。
胡宗南的关系网也要戴笠为他编织。戴笠经常把从国外买来的奢侈日用品送给重庆的权贵，替胡拉拢人事关系。逢年过节或权贵们过生日，像何应钦、钱大钧、林蔚等人，戴笠除了自己备一份礼物之外，还叫总务处长沈醉也为胡宗南备一份礼。
每次送礼前，戴笠还要叮嘱手下千万不要让自己的那份与胡宗南的一样了，免得让别人看出破绽。并且用胡的名义送出的东西，价值往往略高于戴本人所送的那份。
送礼之后，戴笠再打个电报或用长途电话告诉胡宗南一声，送礼的钱都是戴自己掏腰包，胡从来都不归还，也不用军统费用支付，两人之间的秘密谁也说不清。
对于胡宗南的婚事，戴笠也没少操心。抗战时期，CC头子陈立夫曾想为胡宗南介绍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伟。
对于这样的大事，胡宗南当然少不了同戴笠商量，戴笠建议胡宗南不要招惹这个孔二小姐，因为她说爱穿男装、行为诡异、作风跋扈。胡宗南不放心，又乔装一番去孔令伟的寓所观察，果然像戴笠谈的那样，于是便以战时不宜谈婚事为由向陈立夫谢绝了这门婚事。
胡宗南拒绝孔令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已经有一个秘密的女朋友叶霞翟。叶霞翟是军统的女特务，她从浙江警官学校毕业后，被安排到上海的军统无线电通讯培训班工作。
叶霞翟在女特务中学历算是高的，长得也漂亮有气质，所以戴笠便将其介绍给了胡宗南。不过军统的女特务的名声毕竟不好，为了让叶霞翟能和胡宗南结婚，戴笠将她送到美国留学。叶霞翟倒也是聪明好学，先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1944年，叶霞翟学成回国后，戴笠又将她安排到成都光华大学去当教授。就这样，叶霞翟从军统特务摇身一变成了大学教授，这自然让胡宗南非常满意。
1947年3月，胡宗南部侵占延安，处于强弩之末的国民政府为鼓舞军心，对此大作文章，授予胡宗南“河图勋章”。胡宗南春风得意，当即在西安宣布要同叶霞翟正式结婚，结婚的理由之一就是纪念亡友戴笠。
1962年2月14日，胡宗南病逝，他入殓时穿着三十年前戴笠馈赠的毛衣，当年位居师长的胡宗南每次到南京寒酸地只穿灰军装，戴笠亲自为他选衣料，挑裁缝制作新装，并送给他一件毛衣。
可以看出，戴笠和胡宗南虽然有互相利用的成分，但是也确实是有深厚友谊的，这点还是要承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