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晚期的北欧，流动小贩主要分为哪四种群体？
在19世纪晚期的北欧，许多人暂时或不断地在迁移。形形色色的流动群体，如小贩、收破烂的和季节工人，四处寻找生计。有些源自北欧以外，将该地区的当地社区与跨区域和跨国的人员和货物流动联系起来。
许多小贩来自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他们在民族、语言和宗教方面不同于定居人口。这些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俄罗斯卡累利阿的所谓“背囊俄罗斯人”。
其他群体包括主要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省的穆斯林鞑靼人、来自帝国西部定居点的犹太人和来自诺夫哥罗德省的锯木工人。
戈兰·罗桑德将十九世纪末描述为北欧地区移动贸易在范围和种族多样性方面的顶点，这是一个现代化和消费增长的时代，由于工业化的萌芽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都在增长。
这种增长也包括社会较低阶层，这部分人第一次拥有能够满足最基本需求之外的消费的资源。在地域广阔但人口稀少的北欧地区，小贩在日益增多的大宗商品的分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研究的四个群体中，在芬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四处兜售的“背囊俄罗斯人”在该地区的历史最长。其中大多数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白海卡累利阿或奥洛涅茨省北部。
虽然芬兰从1809年起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大公国，但根据芬兰法律，俄罗斯卡累利阿人的贸易在形式上是非法的，其中包括公民权利，这在法律上将其居民与其他帝国臣民区分开来。
与“背囊俄罗斯人”相比，东欧犹太人和鞑靼人是北欧贸易舞台上的新来者，只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在该地区。犹太人起源于俄罗斯帝国西部的定居地，并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向瑞典移民。
他们是从东到西的大规模欧洲移民运动的一部分，是许多并发因素的结果，如人口危机、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战争。
大多数犹太人最终打算移民到美国，但也有一些永久定居在西欧，包括瑞典。在1860年至1900年期间，瑞典的犹太人口从1155人增长到3912人，增长主要归因于俄罗斯和波兰犹太人的移民。
少数来自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也移民到了挪威，在那里，大多数人最初靠叫卖为生。以移民早期过渡阶段的典型方式，叫卖为许多新来者提供了一种低门槛的生计，因为它不需要投资。
来自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也出现在芬兰，尽管原因不同。建立在十八世纪瑞典法律基础上的芬兰立法禁止犹太人移民到大公国。这种情况在185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俄罗斯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俄罗斯军队的士兵在服役期满后，在他们曾经服役过的地方定居。
由于该法令被解释为包括犹太人，犹太公民社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维堡、赫尔辛基和图尔库的驻军城镇出现。1869年颁布的一项芬兰法令规定，退役士兵及其家人只能靠出售次要商品谋生，如面包、雪茄、二手衣服和鞋子。
这种贸易必须在犹太人居住的城镇中专门用于这一目的的地方进行，同时，犹太人被正式禁止在农村地区叫卖或参观芬兰其他城镇的集市。
鞑靼人专门在芬兰进行贸易，与犹太人同时从俄罗斯帝国移民过来。然而，直到1880年左右，芬兰新闻界才开始注意到一群以前不为人知的“东方人”在大公国游荡，在城市集市上交易，在农村地区叫卖。
鞑靼人大多来自莫斯科以东约550公里的下诺夫哥罗德东南的谢尔加区的几个村庄。许多人之前居住在圣彼得堡，季节性或永久性地以做小商贩为生。在芬兰没有公民权，鞑靼人不被正式允许贩卖。
第四个群体是来自诺夫哥罗德省的锯木工，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访问瑞典和挪威。虽然他们的生活是基于提供服务、磨锯和其他公用事业，而不是出售商品，但流动性是他们生活的先决条件，就像小贩一样。
这四个群体起源于幅员辽阔的多民族俄罗斯帝国，在外貌、种族、语言和宗教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不同于北欧社会的大多数人口。虽然他们的绝对数量相对较少，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但小贩们流动的生活方式，加上他们与众不同的特征，使得这些群体格外引人注目。
“背囊俄罗斯人”是东正教徒，这是他们区别于以路德教徒为主的顾客的一个特征。他们在一些文化属性方面也很突出，比如服装。然而，他们也与卡累利阿有关，卡累利阿是一个跨境地区，在19世纪芬兰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在这方面，他们部分被视为与芬兰人有关，这一特点因他们对卡累利阿语的了解而得到加强，卡累利阿语在当时被认为是芬兰语的一种方言。
出处：
《“背包俄罗斯人”在芬兰：兜售和文化接触》
《跨国巡回贸易中的情感、贸易惯例和交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芬兰“背囊俄罗斯人”和他们的顾客之间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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