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一系列外力将作用于生猪养殖行业,行业将进入转型期。
转型一:生猪养殖集中度有望不断提升
集中度提升驱动力之一:农户散养加速退出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在1990年以前主要以散养模式为主,年出栏生猪占比达到90%。近年来,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不断上升,到末已经接近65%,散养户在不断退出,为规模化养殖企业留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农村生猪散养户退出并非养殖成本处于劣势。由于散养户一般与家庭小农经济相结合,家庭剩饭剩菜甚至田间杂草都可以成为猪的饲料,猪的养殖成本为非完全成本,与专业化养殖场相比其养殖成本并不高。
农场生猪散养户退出的大背景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很多农村劳动力不愿留在农村外出打工,农村人口越来越少,特别是养猪需要的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将不断减少。
小规模养猪的收益越来越不及提高的机会成本。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尤其是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劳工荒”现象越来越多,劳动力价格开始逐步上升,我国农民工平均工资上涨至2290元/月左右,较2049元上涨11.76%。随着农民工工资的快速增长,以及农民工就业条件的不断改善,导致生猪养殖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
以生猪自繁自养的头均盈利为例,从1月至5月,我国生猪养殖头均盈利的波动区间在-126元/头至691元/头,近两个低点(6月和6月)间的平均值为270元/头,年出栏规模在50头生猪的散养户(散养户的出栏上限,假设只需1个劳动力参与)每年的盈利水平在1.35万元左右。
如果按头均盈利较低的专业育肥猪养殖来算,其平均盈利水平大约为60～70元/头,年出栏规模在50头生猪的散养户每年的盈利水平在3000～3500元左右。
相比养猪,农户外出务工收益更高。按照外出务工月工资2000元计算,每个劳动力的年收入可到达2.4万元,远远高于养猪的收益。
未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不断提升,外出打工更好的经济效益将驱使更多的农民退出生猪的散养。另外,相比于生猪养殖,农民外出务工还可规避养殖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也节省了生活支出(包括吃、住、甚至服装费用),甚至减轻了劳动强度,又脏又累的养猪工作显然更难留住农民。
当然,农民也可以不外出打工,而是选择扩大养猪规模。但是扩大规模后需要增加劳动力,而且扩大规模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以及过硬的养殖技术,这并不是所有农户都具备的,从而退出养猪可能是他们更好的选择。
由于扩大规模需要增加劳动力,我们按一对夫妇来进行计算。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掌握的养猪技术有限,假定他们将进入技术和资金门槛较低,市场风险较小的专业育肥猪养殖。比较发现,扩大规模需要投入较多,收益不明显,退出养猪是绝大多数农民的更好选择。
集中度提升驱动力之二:生猪养殖的内在规模经济
前面讲到的是农民散养不断退出养猪市场,其背后的动力是务农与进城之间的抉择,而非成本方面的竞争劣势。当我们去考察规模化养殖场的时候,因为其成本变成完全成本,大型养殖场内在的规模经济将不断显现,促使养殖场向更大的规模跃升。
1、大型养殖场在劳动效率和饲料成本方面优势明显。
大型养猪场需要更多的专业设备,但是由于每个劳动力可以养殖更多的数量,从而其在劳动效率方面具备优势,另外,大型养殖场饲料可以集中采购或者自备饲料工厂,从而其饲料成本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以日本生猪养殖为例。日本的大型养殖场在单头劳动效率方面优势非常明显,从成本占比达85%的物料费来看,虽然大型猪场每头猪承担的兽医兽药费、母猪费、猪舍费以及农机具费用较高,但是由于饲料费用具有明显优势,总体物料费成本较低。
2、规模化与技术进步相互促进,引发良性循环。
大型养殖场更有能力应用新的养殖技术。以美国为例,其养殖规模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养殖技术出现新的突破,科学饲养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主要体现在改良种猪、分段养殖,专业化饲养设备的出现等。这些投入超出小规模养殖场的能力,而大规模生产者通过改进养殖技术,赢得了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小生产者被淘汰,大规模生产者确立了市场地位。
当大型养殖场不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后,便可以有能力继续加大投入,反过来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效率提升。从美国的例子来看,1992～间,大型养殖场的成本降低比例更大,体现了规模化对效率提升的作用。
进入90年代后,美国生猪养殖场数量减少,大型猪场存栏比例不断提高,相对应的是生猪养殖的效率不断提升,可见这种相互促进在时间序列上是稳定的,这样的过程是持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