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班固于《经》十一卷下自注：《公羊》、《榖梁》二家。那么，《春秋古经》就是《左氏传》的经，因为它原来使用古代文字写的，所以称它为《古经》。
可能它一鲁国一公为一篇，鲁国十二公，所以它为十二篇。至于《公羊经》和《榖梁经》是到汉朝才写定的。《艺文志》说《公羊》和《榖梁》于战国末世口说流行，《公羊传》何休《序》徐彦《疏》引戴弘《公羊序》说《公羊》至汉景帝时，寿（公羊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则《公羊》谢雨西汉有明文可据。
《四库全书提要》直定《公羊传》为公羊寿所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榖梁》写定年代，虽然没有明文，但从《艺文志》及其内容看，也在西汉要知道十二篇和十一卷，主要分别不在数字十二、十一和十二篇（十二公各一篇）、十一卷（或者已闵公仅二年，与庄公合为一卷），而在于篇和卷。
汉人用此两字，大有分别。篇之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每简很窄，可写二十多字到一百多字（据武威《庆氏礼》汉简，木简容字多，竹简容字少），用素丝联为篇。若写在帛书上，则容字多，可能加轴卷起来，所以称卷。
《汉书艺文志》有篇有卷，篇指竹简、木，卷指帛书。另外还有纸本书，不过到今天未曾发现过实物。纸不能长久保存，自然不可能还有二千年以上的纸书存在。虽无实物，但当时有纸书，不能否定。另外还有石本，如《汉石经》，只存残石。
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所发现的帛书，不曾用轴，也补卷，而是折叠成方块，置于盒中。那是殉葬品应属特例。现在回到本题。《艺文志》于《春秋古经》用篇计，于《公羊》、《桂昂静》用卷计，一则可见《古经》写在简上，《公》、《榖》写在帛上；二则先秦书一般用简，汉代丝业较发达，大都用帛和纸，由此可以证明《左氏古经》是先秦物，《公》、《榖》是汉代才写定的。
《史记吴世家》说予读古之《春秋》云云，据下文，司马迁所读古之《春秋》就是中必书所藏的古文写的《春秋左氏传》。
《公羊》、《榖梁》因为都写于汉代，自用汉代通行文字，所以称为今文。《左传》一则出于屋壁，二则传于民，未得立学官。在西汉哀帝时，刘歆力争，而被今文家所否定。否定理由之一，是《左传》不传《春秋》。
《左传》是否传《春秋》，只有就《左传》本身来考察。上文徵引过桓谭《新论》的话，《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反过来，若有《传》无《经》，也有许多费解处，还有更多史事阙文。先举费解的例子。
成十七年《经》云：夏，公会尹子、单子、晋候、齐候、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传》云：公会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戯童至于曲洧。
《传》仅云诸侯，若没有《经》所记载的晋候、齐候等，离开《经》，不知道诸侯是哪些国君。同样，襄公十年《经》云：春，公会晋候，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楂。
襄公十年《传》云：春，会于楂，会吴子寿萝也。（下略）若没有《经》文，谁知道那些人在楂帝相会。桓谭说：“《经》不能离开《左传》，其实，《左传》也不能离开《春秋经》。不像《公羊》和《榖梁》。”
据《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现存《董仲舒春秋繁露》，也足以窥见《公羊》学说之一斑。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都曾采用或徵引严彭祖、颜安乐的遗说，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相见《公羊传）隐公第一徐彦《疏》）。
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试想，用《春秋》来判断诉讼，来救旱、止雨，难道不是愚蠢之至么？清代凌曙是通人，他著有《公羊礼疏》。他在《公羊礼疏序》中批评汉人讲《公羊》者说：《公羊》至汉，始著竹帛。邹、夹无传，严、颜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读亦失。
无怪乎《北史》《儒林传》说：其《公羊》、《榖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隋书》《经籍志》也讲过：晋时...《公羊》、《榖梁》，但诗读文，而不能通其义。《榖梁传》大多同于《公羊》，所以前任以两《传》并论。清人陈立作《公羊义疏》、钟文烝作《榖梁不住》，近人柯劭忞还专用“九旨”为全书纲领作《春秋榖梁传注》。
这些书，我都读过，真是越读越糊涂。不是这些学者糊涂，我认为是《公羊传》、《榖梁传》本身糊涂。柯劭忞纵然费尽苦心，不惜改动原文，使它通顺，但究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左传》直接解释《经》问的话比较傻，但基本上是必要的。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不像《公羊传》，把“元年”、“春”、“王”、“正月”先截成几段，加以无所谓的解释，又综合起来，从词的顺序加以臆测。《左传》仅说：不书即位，摄也。
所以司马迁作《史记》，在《鲁世家》中用《左传》，而不用《公羊》和《榖梁》。没有必要，《左传》不但对《经》文不加任何解释，而且《春秋经》本文都不写。所以《左传》有不少的无《传》之《经》。杜预很懂得《左传》体例，假若《经》文和《传》文相类，如文公元年《传》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和《春秋》夏四月丁巳，葬我僖公，航向无所增加和说明，而杜预却注云：《传》皆不虚载《经》文。
那么，为什么这里“虚载经文”呢？杜预认为，后文穆伯如齐始聘焉......这条《传》文应在葬僖公下，就是孔颖达《疏》所说的既葬除丧，即成君之吉位也。
我则认为这是表示下一传文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若不懈僖公已葬，周王既不能使人锡命，文公也不得接受，并且是人大写。
正如宣十年经公孙归父帅师发邾，取绎，《传》仅云：师伐邾，取绎。实际为下文冬，子家如齐，伐邾故也作伏笔。
因为最初《春秋》作《春秋》，《左传》作《左传》，各自为书。古人叫别本单行。把《春秋经》文和《左传》分年合并，杜预《春秋序》自认为是他自己“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若在《经》、《传》为合并以前，作《传》者于与其他《传》文有关之《经》，不能不也写一笔。这不叫“虚载”。
《左传》还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何冰写成一条传，如僖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晋侯重耳卒，三十三年春王正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肴、癸巳，葬晋文公，一公四条经文，左传写成一条，不过今本左传因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间插入经文，因为隔断，文气实际是相联的。这又是左传一种体例。
左传有更多的无经之传，因此鲁史官虽然未必记载那事入春秋，而左传作者却认为不能不写出来。读者随时可以发现，不在举例。这又是左传一种体例。
左传有和经矛盾的，一般是左传对经的纠正，如昭公八年左传说：“夏四月辛巳，哀公（陈哀公）缢”，辛亥为四月二十日，而经文作“辛丑”，则为初十日，两者相差十天。孔《疏》说：“经、传异者，多是传实经虚。”就是传文实在，经文虚假。又如一般日食，传文不述。可是襄公二十七年经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撰文却做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按今法推算，这是当时公历十月十三日之日全食，丁亥朔日应该在十一月，日食也应在十一月，经写成十二月是错误的。作左传者大概掌握了更可靠的史料，才写这一条传文，依旧政经文。但他自己并不懂历法，说什么“辰在申”等等外行话。但他所掌握的日食日期的资料比春秋还是可靠的。
总额染指，公羊传，榖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价值的历史资料。但偶然发现一亮点全经体例，为汉人所重视所抄袭，甚至加以附会。这种地方，还应该加以表彰和说明。
如《公羊传》宣公十八年说：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葬，辟（避）其号也。《礼记坊记》因而附会说：“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往丧。”
郑玄《注》说：“楚、越之君僭号称王。不称其丧，谓不书葬也。春秋传曰：吴、楚之君不书葬，辟（避）其僭号也。”
我对春秋全部经文作过各种统计，以书“葬”而论，除葬周王、鲁君、鲁国夫人、路过女公子以外，外国之君书“葬”的，一共十四次，还不算定公四年经的“葬刘文公”，因为刘文公是周王室大臣，并非诸侯。盎然也有不书葬的，如左传成公十年云“冬，葬晋景公”，《春秋经》，即鲁史官便不书。
据左传的记事是鲁成公亲去送葬，而其他诸侯没有一人亲自去的，鲁人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因此不但不记载鲁成公去过晋国，甚至连晋景公的葬也不写。可见非鲁国诸侯的葬，由于各种原因，鲁国太史不记载的不少。吴、楚、越三国国君自称王，若写他们的葬，一定要出现葬某某王诸字，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书葬楚康王。
这边违反《坊记》所说土无二王的原则了。春秋全经的确没有写过楚、吴、越君之葬，公羊加以总结，成为全经义例，还是有道理，有参考价值的。
榖梁传也总结一条经例，也为《坊记》所窃取，附会。榖梁哀公十二年传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违取同姓也。
《坊记》因为说：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知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其实，这事《论语述而篇》有记载：陈司拜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 ? 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左转也有类似说明：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同姓不婚，虽是周礼“犹秉周礼”的路过也不遵守，各国早就不理会了。
晋献公以骊姬为夫人，晋文公的母亲也姓姬，郑国叔詹公开的说：晋公子，姬出也。（僖二十三年传）正如齐国的卢蒲癸娶同宗女为妻，别人说他：男女辩姓，子不辟宗，何也？卢蒲癸答说：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坊记虽然窃取《论语》和《榖梁传》并假托孔子的话来加以说明，实是孟子之称，在她为昭夫人时便已如此。
鲁国国君先和宋国通婚，桓公以后，多喝齐国通婚，到昭公彩盒吴国通婚。可能这是第一次和同姓女子通婚，鲁有事注明的遵守周礼的国家，才羞羞答答的不敢直称“吴姬”，改称“吴孟子”。鲁太史写中“卒”，连“吴”字都去掉，因为吴为太伯之后，自然也姓姬，存一“吴”字还是表明同姓通婚，所以仅写“孟子卒”。《榖梁传》这一总结，并没有多少意义，只是表明鲁国一些人的保守观念而已。
除此之外，《公羊》、《榖梁》两传也偶有说得对的。如庄公七年经夜中，星云（公羊作霣），同如雨二传解“如”字便作像字解，和恒星雨天象符合。《左传》解“如”为“而”，说成是“与雨偕”，便错解了。
然而《左传》以具体史实来说明或者补正以至订正经文，行文简劲流畅，自东汉以后更为盛行，自魏晋以后变压到》公羊、《榖梁》二传了。
最后因日本学者《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春秋经传集解》（卷子本）一段，补充说明《春秋古经》和《左氏传的来由》：据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
案：《古经》十二篇者，《左氏》之单经，盖因十二公为十二篇也。（自注云：《史记吴世家》，余读春秋古经。）周官小宗伯注云：《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而其三十卷者，左氏之单卷。（....以左氏传名者，北平候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是也）。
顾所谓《春秋左氏传》者，当分别《春秋》于《左氏传》而观之。盖张苍所献，有经有传，而孔壁所得，有传无经也。.....夫始除挟书之律，在惠帝四年；则苍之献书，当在此际。而恭王坏孔子壁，则景、武之间也。
乃知春秋经之出，必在恭王坏孔壁前矣。张苍生于先秦，曾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则其所藏左氏传，即先秦旧书，当与孔壁所得无异矣。见《后魏书江适传》所言，北平候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子相类，即钱袋之顾问矣，而可徵也。
馆长：赵尔巽
总纂：郭曾炘、沈曾植、宝熙、樊增祥、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
纂修兼总纂：李家驹、劳乃宣、于式枚、金兆蕃、吴士鉴、李瑞清、耆龄、陶葆廉、于式棱、王乃征、谢远涵、朱钟琪、温肃、杨钟羲、袁励准、万本端、邓邦述、秦树声、王大均、章钰、王式通、顾瑗
协修：宋书升、唐晏、宗舜年、李葆恂、安维峻、张仲炘、俞陛云、姚永朴、罗敦曧、吴广霈、袁金铠、吴怀清、张书云、张采田、张启后、韩朴存、陈敬第、陈毅、袁嘉谷、蓝钰、李岳瑞
后来添聘者
马其昶、姚永朴 、姚永概、唐恩溥、刘师培、黄翼曾、夏曾佑、王树楠、夏孙桐、吴昌绶、瑞洵、戴锡章、朱师辙、邵瑞彭、檀玑、刘树屏、何震彝、陈曾则、陈田
受聘未到或到馆未久者
简朝亮、袁克文、朱孔彰、王崇烈、陈能怡、方履中、商衍瀛、秦望澜、史恩浩（培）、唐邦治、陈曾矩、吕钰、余嘉锡、王以慜
校勘兼协修：王庆平、齐忠甲、吴璆、叶尔恺、田应璜、李景濂、傅增淯、何葆麟 （骆）、成昌、徐鸿宝、赵世骏、杨晋、金兆丰、胡嗣芬、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饴
提调：陈汉第、李经畲、金还、周肇祥、邵章
收掌：谢绪璠、黄葆奇、尹良、王文著、尚希程、容濬、曹文燮、文炳、孟昭墉
收掌校对科长：董峻清、周仰公、秦化田、金善、刘景福、赵佰屏、史锡华、曾恕传、诸以仁、惠澄、胡庆松、刘济、伍元芝、锡荫、张玉藻、金梁
以上受聘者131人，实际到馆工作者前后共117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调等30余人。
○2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一百多人，不在此列。
○3前后三期实际撰稿者
第一期：1914—19体例初定，开馆经费充足，故撰稿人最多，共66人到馆，其中总纂8人，纂修15人，协修43人。
第二期：1917—1926年，因受时局影响，经费支绌，薪水叠减，停薪自去者众多，撰稿人仅剩24人，新增聘协修2人，共有撰稿者26人，其中总纂8人，纂修7人，协修11人。
第三期：1926—1928年，此时馆中仅剩14人坚守撰稿，其中总纂4人，纂修3人，协修7人。 参加清史稿编纂的人员，按当时标准，这些人“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但这仅是对撰稿者的起码要求，从所聘撰稿者的实际情况看，还显示出下列几个特点：
1.遗臣居多
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数旗人因祖辈、父辈居功位显荫及子孙为官者。
柯劭忞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
王树楠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知县、兰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统庚戌（1910）罢任还京，民国时遂不复出。
吴廷燮 光绪甲午（1894）顺天乡试举人，历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夏孙桐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国史会典》，文渊阁校理。历官知府、护宁绍台道。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
缪荃孙 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庚子之变后，张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缪积极赞襄，并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创办江南图书馆。
秦树声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云南府知府、调护迤东（西）道，特旨以道员补用，擢迤南道、迁云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广东提学使，革命军起，叹时事不可为，避居沪上，自是不谈世事。
吴士鉴 壬辰（1892）科进士，授职编修，充会典馆汉文总校，并武英殿总纂，提督江西学政，署理湖南提学使。武昌起义后奏请开缺允准，至沪侍奉父母起居。
奭良（1851-1930）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光绪年间，因旗人故，荫奉天县令后擢东迤道，山西河东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
瑞洵大学士琦善之孙，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荐至内阁学士，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被人以“赴任骚扰台站”劾官，自具疏抗辩，愈拂上意，遂废置不复用。
撰稿者在清朝为官的经历和背景，首先使他们对前朝存一种特殊的感情，歌颂清朝、宣扬忠君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其次，他们熟悉清朝典制，了解政体运行过程，又多为文职官员，有的还直接任国史馆编史修志之职。当事者修当朝史，成了修中国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实的可靠性。为官的背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世事多变，兵荒马乱的条件下，协调关系，想尽办法，使《清史稿》得以成书。
2.文人为主
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学多闻，国学底蕴较深，有的是当世公认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柯劭忞元史专家，集30余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旧闻，撰成《新元史》257卷。19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为廿五史。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特赠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有自刻诗集《蓼园集》，著有《文选补注》等书。
王树楠 年青时随读莲池书院，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殚心著述，至老不少辍，尤以小学特精，常以《尔雅》、《广雅》、《夏小政》诸书订证经文，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其著书共53种，685卷，内容涉及训诂、算数、地舆等方面。
王式通 法学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参稽律例，充修订法律馆纂修，更定新律。后擢刑部员外郎，提调法律学堂。学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学务，奏请调查法典，总办法律馆。民国时任司法次长代理部务，因反对袁称帝，遂谢病去官。预修《四库书目》，合撰辑《清儒学案》《清诗钞》等，自著《志盦诗文集》。
朱孔彰 曾国藩督师皖南，延揽人才，诣安庆上书，被曾国藩所器重。后欲入曾国藩幕，委襄校江南官书局。著有《说文粹》，辑有《十三经汉注》等。
朱希祖经史学家，晚清藏书家。学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从章炳麟，创制汉语注音字母。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系主任、教授。倡导语体文，主张治史当兼治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题跋》、《汲冢书考》等11种，58卷。
刘师培 主持《警钟日报》，创办《天义报》、《衡报》，曾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著述凡群经小学、学述及文辞、群书校释、诗文集、读书记等60余种。
劳乃萱 宣统元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官，兼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后擢大学堂总监督，署学部副大臣。其著作多散佚，现存《遗安录》、《古筹算考释》等14种，43卷。
吴士鉴 古文字学家，翰林院编修，会典馆汉文总校，武英殿总纂，曾往日本考察学务。对钟鼎文字颇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释例》，有著述11种152卷。
吴廷燮 清末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编辑，法制局参议。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对近代掌故研究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万历百官表》等9种100余卷。
罗敦曧民国时任总统府秘书，曾为袁克定老师。后热衷于戏曲创作，曾为程砚秋编《红拂传》、《孔雀东南飞》等戏。
姚永朴 经史学家，专治经于注疏，旁及子史、小学、音韵自成一家，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北京大学法政学校、东南大学、安徽大学讲席。所著书有《尚书谊略》、《蜕私轩易说》等18种约数百余卷。
袁嘉谷翰林院编修，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通音韵之学，尤重《广韵》。著有《滇绎》、《卧雪堂诗集》等7种49卷。
缪荃孙 翰林院一等编修，晚清藏书大家，目录学家。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主创人之一。历主南菁、钟山、泺源、经心等书院讲席，毕生研究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撰《书目答问》，编纂《顺天府志》等共25种，约315卷。
金兆丰 文史学家、书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学日本。充大学堂教务提调，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实录馆纂修，武英殿校对各职。著有《校补三国疆域志》、《尔雅郭注补》等。○16
马其昶 学部主事，经学家，师从桐城古文派吴挚甫。《易》、《书》、《诗》、《礼》，皆有成书，共17种300余卷。
《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为主，他们熟读经史，远崇孔孟，近效万（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虽然《清史稿》的纂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但陈腐的观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学术水平受到严重影响。
3.关系密切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赵尔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实际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写汉传、列传；旗籍文人多主义，主写满传、本纪。昔日虽然满汉官宦间政治上的防范根深蒂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又由来已久，但两派的学术旨趣在编纂清史时渐趋一致。总之，两派的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同出一门，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坛占有主要位置，“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门下。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门下，娶桐城大家吴挚甫之女为妻。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后裔，姚永概又为马其昶妻弟。夏孙桐之母姚太夫人为姚鼐之裔，自小受教于其下。夏孙桐与缪荃孙为同乡，其三妹嫁与缪荃孙。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三女纬磷，适朱方殆”，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其婿。八旗籍文人中，奭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骆）成昌为表兄弟。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王树楠、柯劭忞、秦树声、瑞洵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夏孙桐、吴士鉴为光绪十八年同榜进士。秦树声、柯劭忞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张尔田曾师秦树声。
总之，清史馆人中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情况虽“远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别是第三期编纂人员中，清朝遗臣居多，前朝文人为主，且相互间关系密切，显示其独有的特点，为《清史稿》在其军阀混战，经费枯竭的条件下成书创造了条件，“在馆之员，等于半尽义务，皆为赞成清史必成之人”。
《 清史稿》有关外本和关内本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