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2月5日,是旧历新年。这一天,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提到,“节赏已下,明晨须入内谢恩”(详见《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里的“节赏”,是指逊帝溥仪在过年时照例发给的赏金。虽然此时溥仪已经退位了,但按照《清室优待条例》,仍旧住在紫禁城里,依旧保持着晚清旧制,还是可以给予其任命的一些官吏或差役,发一点“年终奖”的。王国维于194月经溥仪聘任为“南书房行走”,自然也领到了这份奖金。
大年初二,王国维入宫叩拜溥仪,行“入内谢恩”之礼。除了叩谢皇恩之外,他还连夜修书一封,感谢远在上海的蒋汝藻。原来,就在除夕当天,他收到了由蒋氏托兴业银行送来的一份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的“贺礼”——黄绫裱《观堂集林》一部(这是专门给皇上特制的)、连史纸大开本特制《观堂集林》四部(这是送给宫内同僚大臣们的)、普通竹纸《观堂集林》三十部(这是可送人也可销售的),共计三十五部刚刚印制完毕的样书。他郑重地挑出那唯一的“进呈本”,用于大年初二的“入内谢恩”,诚惶诚恐地敬献给溥仪去了。
事实上,由蒋汝藻监印的《观堂集林》20卷本,是唯一王国维生前亲自审校过的版本,学术界通称为“蒋本”;它有别于在王国维逝世后,经罗振玉、赵万里编校的《观堂集林》24卷本。这部“蒋本”的版本价值自不待言,关键是在1927年就投湖自杀的王国维生前,能亲眼目睹这部集大成之作的问世,本身也是一桩令其终生难忘的书缘。试想在新春佳节之际,能看到自己的著作以三种不同装帧方式印制完毕,此时此刻的王氏心情,一定是激动到想哭了罢。
过年得皇帝节赏,入宫献黄绫新书——王国维的这个新年过得既气派又有品位,自然毋庸多言。溥仪的心情也颇佳,御笔一挥,画了一幅牡丹图,让王氏为这御笔画题上几首喜庆赞颂诗。他一口气写了九首《题御笔牡丹诗》,虽是纯为御用而定制,却在“普天颂圣”的同时,也看得出他自己的“春风得意”。谨摘录最后两首,即可见一斑,诗云:
富贵前人品未真。
欲识和平丰乐
天香国色世无伦意
玉阶看取此花身。
履端瑞雪兆丰年
甲子贞余又起之。
天上偶然闲涉笔
都将康乐付垓埏。
接下来,君臣互动,气氛热烈。溥仪又一下子画了四幅花卉,有碧桃、牡丹、藤萝和桂菊海棠。南书房里,王国维也一一为御笔画题了四首诗。接下来,他又为同僚、王爷们题诗多首,甚至还为南书房的太监朱义方也题了诗,忙得不亦乐乎。这俨然已不再是“人间词话”里的气象,而是颇有些“天子门生”的意气了;此刻,他从金石甲骨的古学堆里钻了出来,在这遍是御笔奇葩的南书房中,活得格外春风得意了。在给蒋汝藻的感谢兼贺年的信中,除了开篇即送上“献岁发春,敬维起居多胜”的吉祥祝语之外,王国维还迅即表示,他将与友人、书商们接洽,投入到新书的销售工作中去。信中称“待与森玉、叔平接洽后,能销若干……再交富晋可也”。这里的“森玉”,是指徐森玉(1881—1971),浙江吴兴人,是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叔平”,则是指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徐、马二人皆与王国维有过学术交流与交往,《观堂集林》请二人在学术圈子里、大学师生中予以推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信中提到的“富晋”,则是指北京著名的富晋书社,冀州人王富晋(1889—1956)开办的这个书社,活跃在京沪两地,不但收购各类古籍,也兼营各类书籍的代销。
这位书商与蒋氏有过交道,也曾登门拜访过王国维,托其代销事,蒋、王二人之前也早有商议。由此可见,王国维对资助其出书的蒋氏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更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该书的销售,以期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回款给蒋氏,以冲抵印制成本。即使在春节期间,这位大学者也没有只顾着居家欢度佳节,或者埋首于学术研究;他一方面要忙不迭地“入内谢恩”与访友贺年,另一方面还是要将自己新书的销售渠道进一步落实。看来,1924年的春节,王国维不但有得到皇帝“节赏”之喜,更有自己新书出版之喜,可谓双喜临门,大吉大利。一面要在宫里张罗着,题诗写字,给皇上过个有文化味的年;一面还得给出版商、书商和文化人们拜年,虽没搞读者见面会和新书发布会,可还得商议着来年的新书码洋怎么运作。忙虽是忙了一点,但也忙得不亦乐乎哩。王国维的这个春节,过得挺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