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选择关系的联合词组，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倾向性。中共体制内反思习惯使用的术语。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资料，1978年—1979年三年的出现频次占39.53%，而其余43年占60%；文革时期（）仅2条（4.61%）。
意指由泛政治化思维定势蜕变定型的顽固社会文化心态：从政治领导人到基层干部、普通百姓，在策略、行动上，偏向、主张左比右好的思维定式、经验判断。如，土改时多划地主富农（把中农拔高）、多分浮财、吊打虐待，反右时宁可多打右派，定罪量刑时宁枉勿纵（如给刑事罪也冠以“反革命”的衔头），统战工作中统左不统右、统大不统小，大跃进炼钢铁粮食增产时放卫星，以左的政治斗争推动左的经济纲领，等等。
由于中国现代化处于后发展的追赶状态，中共领导建立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和现代化进程，面临知识、文化、社会组织资源的严重短缺，它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粹主义的风格色彩和宣传手段的生动鲜明；因为它对鼓动、吸引、组织、掌握群众的社会动员，效率极高。认识论上的超前性、极端化是达到宣传效果的好办法。这一套形成传统的方法被沿袭了下来，判断基本政治形势时用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宁可估计得严重些，不能说无事；确定、处理运动对象，宁可多些、重些，不可偏少、偏轻。为达到预定目标，可以不惜采取包括蛮干、残酷斗争在内的一切手段。
从中共党史看来，“左”的发生率和危害都远远超过了“右”；“左”倾领导人卸任后的党内地位、待遇比“右”倾的好，形成了同为错误，“左”比“右”光彩的局面。有“左是方法问题，右是路线问题”的概括——因为过高的目标、过火的措施，也只是掌握政策的水平、分寸，工作方法得当与否（脑袋）的枝节问题，最多是一种片面性，他们的立场是忠诚的、坚定的、革命的，紧跟党的决策、部署的；消极旁观乃至取消却是立场、态度、感情、路线、组织原则（屁股）的是非问题，冷静独立的理性思考往往隐含着对组织意志的疏离倾向。而基层当权者只需要向上级负责，迎合上级的政治意愿，这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机会主义策略。进一步说，在革命组织的庞大机器系统里，参与者必须作为齿轮和螺丝钉顺势运转，不能容忍齿轮和螺丝钉变成操纵手，不能容忍独立意志的存在。
进入权力体制、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干部，最习惯采取显示革命的宁左勿右立场，哪怕他们的理智很清楚正确的方法是中和、稳健一些的策略定位。对处于竞争状态中的参与者来说，“表现”出革命，比真实对革命有利更重要（有比喻说锦标胜过健康）。因为政治领导人常常看得到的是对权力的服从、立竿见影的外表，而不是需要时间检验的效果。其理论基础是革命作为改变旧秩序的社会变革，就是要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以上表现在中共历史上源远流长。但在文革这一切被推向了极端化，使它的内在荒谬性完全暴露出来：认定党内走资派形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有完整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个人集权摧毁、代替原有制衡体制，连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都达不到法定员额（半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砸烂党政系统公检法，社会管理、生产供应几乎瘫痪；大批判无限上纲造成大革文化命，到处都是黑线专政，文化上寸草不生；阶级斗争观念四处滥用，黑牌大帽乱飞，阶级敌人满地走，草菅人命比比皆是；经济上的高积累、穷过渡，先治坡后治窝，把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对外经援脱离实际，在自己的事情都没办好的情况下，打肿脸充胖子，大把大把人民币换来离心离德（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的反目）。
如果这种政策反思、纠偏仅仅被当作危机以后社会修复的必要阶段，却通常不涉及制度本身及其内在机制的探究、矫正，往往容易成为新一轮循环的起点。
（参考资料：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书屋》2001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