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徙木立信论
普通一班毛泽东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来由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译文：
我读历史书籍知道了商鞅变法时“徙木立信”这件事。不禁感叹我国国民的愚昧，同时也感叹这位执政者的良苦用心，更感叹几千年来民众心智的闭锁和中华民族几乎沦亡的悲惨。不要以为我夸大其词，容我说个明白。
国家的法令和政策的出发点，应当是为人民谋幸福。如果法令和政策是好的，就能够多多地造福于民，人民唯恐你没有这种法令和政策，唯恐国家的好政策不能发生效力。那么人民必然竭尽全力来保障和维护它。一定要让它实现完善的目标。政府和人民群众紧紧地互相依靠，法令和政策怎么会是没有信用呢？如果法令和政策不好，那就不光是不能造福于民，而且危害人民。人民就必然竭尽全力来阻挠你的法令和政策，即便我愿意相信你，可根据在哪里呢？就拿商鞅那时候他与民众的关系来说，明明二者的利害是一致的，却恰恰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又是为什么呢？
商鞅变法是正确的。我国上下四千多年来，商鞅是第一位追求利国福民的伟大政治家。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正是中原地区最混乱的时候，战争不绝。举国疲劳，不堪言状。在这种形势下企图战胜诸国，统一中原，岂不困难得很吗？于是他变法图新，制定了四大政策，一是惩治贪官污吏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二是发展生产以提高国家的实力和人民的富裕，三是鼓舞军队多打胜仗树立国家的国威，四是把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由于懒惰不务正业而致贫困的人及其妻子儿女收为奴隶，以此杜绝人力和物力等资源的流失。这是我国史无前例的新政德政，还怕不能取信于民吗？哪想到商鞅竟想出徙木立信这样的办法来解决政府诚信的问题，我从中理解了这位执政者是多么煞费苦心。我从中明白了数千年来民众心智的闭锁蒙昧和民族几乎沦亡，是有根源的。
不过话说回来，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对政府的的恐惧心理。人民的希望和国家的政策，总是对立的。这能怪罪人民吗？我真担心这徙木立信的事情，要是被世界文明国家的人们听说了，一定捧腹大笑，尖锐嘲讽我们。唉唉唉，我不想再说下去了。
说明：
这是毛泽东19[不满19周岁时]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写的作文（465字）。国文教员柳潜（1878-1930），字钧湄，号涤庵，不愧为一位有眼光的国文教员。他从毛泽东的这篇比赛作文看到了这位来自农村的学生那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立志“利国富民”的改革抱负，顿时拍案叫绝，情不自禁地在这篇仅400多字的作文上，竟然作了六个眉批，还破例在文章的最后写了一个总评，共计141个字的批语。六个眉批共76个字：“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精理名言，古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章末尾的总评计65个字：“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从眉批和总评来看，柳先生对这篇作文的评价相当之高，而且慧眼独具地认为毛泽东是“伟大之器”。
柳先生写完眉批和总评意见后，毫不犹豫地给毛泽东的这篇作文打了一百分。其他阅卷老师看了这篇作文的内容和柳先生的眉批及文尾的总评后，也一致同意柳潜先生的上述评价，称赞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无可限量”。
最后，全部获奖作文报到校长符定一那里审定，符校长不仅同意阅卷老师柳先生等人的意见，而且特地在毛泽东这篇作文的首页上批了“传观”两个朱红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