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鲁，有一种从不公开表述、无法明确指明，却极被看重的高贵意识，那就是服务社会、贡献国家。
局外人，耶鲁人
纽约的耶鲁俱乐部位于曼哈顿中城范德比尔特大街（Vanderbilt Avenue）50号，离中央车站很近。转过一条街，能看到22层高的俱乐部大楼时，我先被身旁拐角处灰色石头墙壁里嵌着的一个小小的纪念装置吸引住。这是一块金属牌，上面写着：“内森·黑尔（Nathan Hale），美军指挥官，1773届耶鲁毕业生。在搜集情报时被敌人抓获，于1776年9月22日晨被执行死刑。他最后的遗言是：‘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奉献给我的祖国。’”金属牌右上角，是纽约耶鲁俱乐部的圆形俱乐部徽章，与几步外俱乐部前悬挂着的美国国旗和蓝色的耶鲁校旗遥相呼应。就在这个街区不远的地方，还有好几个驻扎纽约的常青藤大学的俱乐部：哈佛俱乐部、普林斯顿俱乐部、宾大俱乐部和康奈尔俱乐部。它们以如此壮观的空间体量簇拥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繁华地段，成为美国私立藤校的俱乐部文化坚实的物质化存在。
私人俱乐部必然是以“非请莫入”的姿态示以非会员的。对大学俱乐部来说，“会员”则莫过于该校的学生与毕业生了。一进旋转门，守候在门左侧的侍应迎头便问：“有member（会员）邀请吗？”想象着把这样的场景移植国内，名校大学生毕业后享有大都会黄金地段的某幢古典主义老建筑内的会所式服务，大学的身份在这些场所像隐形的城堡，准入法则隔绝出内外两重社交空间，不禁颇觉古怪。在一楼大厅的沙发坐下，等待耶鲁毕业的孟克文（Christian Murck）先生之际，环视四周，不过是寻常酒店大厅的模样。22层的俱乐部里有3个餐厅、3个酒吧、一个可容纳500人的宴会厅、140间客房、一个图书馆和一个体育中心。除了专门的图书馆，这些设施听起来与星级酒店似无多大分别。来往的男人女人着装都比较正式，但想到他们其实也就是在此住宿或预订餐饮，私下揣测起私人俱乐部虚张声势的心态来，好像是故意为了引起局外人窥探的好奇心而矫作神秘似的。
一身黑色西装的孟克文先生很快出现在大厅中，他从纽约上西区的家乘地铁过来，说话短促而简洁。我们跟随他沿扶梯上楼，在墙上巨幅油画里的伊莱休·耶鲁（Elihu Yale）的注视下，来到主休息室。酒吧间就在主休息室旁，要了咖啡，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坐下，星级宾馆的错觉早已退却。在这环绕着古香古色镶木墙壁、壁炉，铺陈着细密地毯和悬挂着五位耶鲁毕业生肖像油画的宽阔休息大厅中，人们围坐在沙发上、壁炉边、大窗户前低声聊天。墙上那几位美国绅士——威廉·霍华德·塔夫特、吉拉德·福特、乔治·H.W.布什、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从高处俯视着大厅中的一切，提醒我们，这里是耶鲁人的私密场所。俱乐部1997年百年纪念的时候，它的会员包括乔治·H.W.布什、希拉里·克林顿、比尔·克林顿、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和纽约州前州长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不好意思正眼打量那些零零散散坐着聊天的人，却感觉余光里晃动的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富家子弟——安森·亨特的影子。安森·亨特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叔叔曾怂恿他参加一家全美最难申请加入的城市俱乐部——只有出生于曾“为建设纽约出过力”的家庭的人（1880年前就富有的家庭）方能加入。但安森在入会后并没拿那个俱乐部当回事儿，而是加入了纽约耶鲁俱乐部，而且从没放弃过这里。有时他会到这里喝威士忌喝到醉；有时会在这里打桥牌打到晚餐时分，然后去某人房间喝上四五杯纯鸡尾酒，过一个快乐而乱糟糟的晚上；亲戚都去外地的别墅度假时，他也会在这里的宾馆住上一段时间。耶鲁校友是他毕业后在纽约的主要朋友圈，只是随着纷纷结婚生子，大学的朋友也逐渐忙碌于各自的家庭了。恍惚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卡洛韦也正坐在某张沙发上，埋头写着他曾给《耶鲁每日新闻》写过的那些不冷不热的文章，等着晚餐时间的到来；《虚荣的篝火》里的谢尔曼·麦考伊，富裕的华尔街债券交易员，这会儿正准备起身上楼，在房间里泡个澡，然后躺在皮面的床上，等着做按摩。这时，一位侍应生走过来低声对孟先生说，有会员抱怨他带来的客人鞋子穿得不合时宜，意外地把我的思绪拽进了现实。在这各自窃窃私语的大厅里，摄影师同事淹没在茶几后面的那双新百伦跑鞋竟处于一些人默不作声的目光审视之下，顿觉空气中漂浮着挑剔的视线，愈加有局外人之感了。大概是为了缓解尴尬，孟先生向我们道歉说，他也并不知道这里的着装规矩。
这种“局外人”的感觉，哪怕在耶鲁待了很多年，也不一定会随时间而逝。动身前往耶鲁所在地纽黑文之前，曾与在耶鲁英语系教过书的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有过一次长聊。德雷谢维奇如今已离开耶鲁，成为一位专职作家。当我向他提及我尚未到纽黑文便已隐隐知觉的疏离感时，他笑道：“你抓住了耶鲁的某种特质。即使对我这样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来说，因为我不是在耶鲁长大的，我也从未感到我真正成为过耶鲁的‘局内人’。”德雷谢维奇来自纽约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说，作为一个犹太人后裔，“我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太具‘犹太性’。就连20世纪50年代就一直在耶鲁教书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也曾写到过，他自己的犹太文化特质，以及他在耶鲁的被排斥感”。虽然耶鲁在不断改变，变得更加多元和兼容并包，但“它的变化并不如它自己想象的那么大”。德雷谢维奇还在耶鲁任教的时候，“曾有一些从美国南部来的或者家境相对贫穷的学生过来告诉我，他们总感觉到，自己不属于那个‘部落’”。在耶鲁的环境里如鱼得水的，依旧是从美国东北部昂贵的私立预备高中出来的学生，他们不少人的父亲、祖父甚至更长的家族成员都曾是耶鲁毕业生。耶鲁本科生入校后，会被分配到它的12个“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s）去（现在正在新建两个住宿学院）。这是中国大学生比较陌生的组织结构和大学生活经验：“住宿学院”不仅是食堂与宿舍，而且也是石墙与带锁的大门围合起来的社交与活动场所。这是耶鲁，以及哈佛和普林斯顿等美国东部常青藤学校从牛津与剑桥那里模仿来的“学院”制度，在哈佛叫“住宿楼”（Residential Houses），在普林斯顿叫“饮食俱乐部”（Eating Clubs）。本科生居住在哪个“住宿学院”，是随机分配的，唯有一个例外：如果你的父母或亲戚也是耶鲁校友，你可以选择同样的住宿学院——这种家族时间的累叠与加权，也就让耶鲁大学与一些美国东部古老家族的传统交织在了一起，也才有了“耶鲁的老贵族血统”这种说法。
耶鲁也因此笼罩上了某种神秘感。谈到耶鲁的生活经验，德雷谢维奇告诉我：“他们有心照不宣的规则、不为人知的握手方式、自己的语调和着装密码。”我问他，为什么要用“他们”这个词？他说，他是与耶鲁签约的教授，并非终身教授，而耶鲁大学的很多终身教授和行政人员本身就是耶鲁毕业的——这个比例非常之高。“耶鲁人更倾向于相信耶鲁人。如果你不属于耶鲁的系谱，你不会被耶鲁人视为他们的一分子。”在耶鲁，教授间的等级也是很微妙的。“教授们开会的时候，会议的一些部分，比如做决策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教授是得先起身离开的。但如果你是耶鲁毕业的年轻教授，你学生时代的教授就是现在耶鲁的老教授，那么通过私人关系的渠道，你能得到外来者难以知晓的信息。”在耶鲁的中，德雷谢维奇曾无数次想到过、也与朋友们探讨过一个隐喻：波士顿的街道没有明确的路标告诉初来乍到者如何前行，它是为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的人准备的，而在加州，你第一次上路就会得到清晰的指引。“在耶鲁，有很多规矩和很多行事的方式，但就是没有人告诉你是什么。而只要你张口一问，你就已经把自己标注成了局外人。耶鲁的人都很热情，都有种官方的、正式的客气，彬彬有礼，从不会有人对你说，‘你不属于这里’。但就是有种微妙的感觉，从这种贵族式的环境中蒸腾出来，那种无穷无尽的、生活日常的气息熏烤着你，无言地提醒你外来者的身份。”德雷谢维奇有一位好友在斯坦福大学教书。“她是耶鲁毕业生，她的父亲是哈佛教授。她这样评价东部的大学：哈佛就像是政治局（politburo），而耶鲁就像是梵蒂冈。”自1766年起，耶鲁所有的校长除一位以外，均毕业于耶鲁，其中仅有个别校长本科阶段没有在耶鲁就读。19在耶鲁获得文学士，后来成为耶鲁董事会成员的维尔玛斯·刘易斯曾这样总结耶鲁选聘校长的标准：“耶鲁校长必须是耶鲁人（即本科毕业自耶鲁的人），必须有个性，有宗教信仰，必须是国际知名学者，如果他是人文学者，要深深地尊重科学，如果是科学家则要热爱艺术。他必须是现代人，但要了解过去并有远见。他绝对不能过右或过左，但也不能走中间道路……”
对“纯正”的耶鲁人来说，耶鲁的生活却如呼吸空气一般寻常了。从纽黑文附近一个镇上的高中毕业后，孟克文以优异的成绩被耶鲁录取。1962年，结束在“老校园”（Old Campus）的“大一”新生住宿生涯后，他搬入了刚刚建好的莫尔斯学院（Morse College）。他为此感到很高兴。他并未特别钟情耶鲁那些刻意效仿剑桥大学修建并人工做旧的学院式哥特建筑，他说“我喜欢现代主义的建筑”。大学期间，他是耶鲁击剑队的队员，很多时光都在体育馆里度过。耶鲁的秘密社团与俱乐部文化对他没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升入本科高年级后，本来有机会加入秘密社团，但我拒绝了。这些秘密社团运行的方式是，同一个班级里的12～15个人——由高一年级的人选定，每周两个晚上待在一起，吃晚饭、谈话聊天，他们不能向‘局外人’透露任何席间谈话的内容。当我进入‘大三’的时候，我已有自己的一群朋友了，不想再花这么多时间与另外的人待在一起。”他在记忆里搜索了很久，才在某个似乎已被遗忘的角落里回想起来，“大学时代是有一位好友，是伊丽莎白俱乐部（Elisabeth Club）的成员。但那不是一个秘密社团，也不仅是高年级学生才能参加。俱乐部或秘密社团，这不是大部分人会选择的方式。”后来，我们到达纽黑文后，有一次，与一位耶鲁毕业生一同穿行于耶鲁的建筑之间。经过High Street 64号的骷髅会俱乐部时，我问她，是否对这个秘密社团发生过探究的好奇。她回答说“并没有”，“耶鲁有太多的活动、组织和场所，可以让我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了，甚至无暇去关注那些‘兄弟会’似的俱乐部”。就如孟先生告诉我，他其实并不常来耶鲁俱乐部。约在这里，既出于方便，也是为了帮助我写作。
倒是耶鲁的“局外人”，更触摸得到那道隐形的墙之所在。当一位不是耶鲁毕业的耶鲁教师谈及“伊丽莎白俱乐部”时，他如此告诉我：“那个俱乐部位于校园中心地带一幢美丽的老房子里，只有受俱乐部成员的邀请才能进去。我知道我不会受到任何人的邀请，因为我没有对的语气语调，着装的方式也不对，也没有耶鲁的学位。在我面试耶鲁教职的时候，我曾被带到过那个俱乐部里，也是我唯一一次去那里。他们用非常文雅的方式喝茶，完全是以美国东部贵族的方式对英国老贵族生活习俗的模仿。”而对于纽约的耶鲁俱乐部，没上过耶鲁的作家约翰·欧哈拉（John O‘Hara）曾带着几分艳羡的口气写道：“如果耶鲁给过我学位，我就可以加入耶鲁俱乐部了。那里的伙食很不错，图书馆藏书多，地点也方便。我想去的时候，也不必蹭朋友的了。”
住宿学院
从北京的人大附中高中毕业后，王安迪被耶鲁大学本科录取。今年他上“大三”，刚刚选定了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在耶鲁，本科生接受通识教育，进校时是不分专业的，要到“大三”才定方向，修够了某个专业的学分，即可拿到这个专业的学位。耶鲁本科大学生的身份不是以某个系（或学院）的某个班级来定义的，而是以住宿学院来定义的。作为本科生生活与社交中心的学院（colleges）与以专业知识门类划分的专业学院（schools），由此形成了耶鲁大学两套并行又交错的主体组织结构。中秋节刚结束的一个中午，王安迪答应带我们去他所在的伊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学院看看。
耶鲁的这种住宿学院制度，以及哈佛相似的住宿楼（Residential Houses）制度，都是仿效剑桥与牛津大学所建。去哈佛大学采访时，曾很想看看哈佛住宿楼内里的情形，几番努力，却终未遂愿，只能远观克尔克兰楼（Kirkland House）、昆西楼（Quincy House）、洛厄尔楼（Lowell House）、亚当斯楼（Adams House）等这些颇有传奇色彩的宿舍楼，借助描写哈佛的文字遐想学生们私域空间的活力与格调。那一次，我浅尝私立大学之“私”：身着警服的保安把守在仅供“大一”新生就餐的安纳伯格大厅（Annenberg Hall）外，我们必须受邀才能进入，保安一直严密注视着摄影师同事手中相机的每一点风吹草动。去牛津大学，这个古老学院制的发源地，却实现了参观学院的心愿。牛津的学院是真正的历史性体系，在近800年的时光中穿行，权势的阔绰早已洗净铅华，隐退到平和雍容的幽静中去了，与哈佛帝国权力顶峰的声势是截然不同的。我还记得，基督教堂学院大门前，门房依旧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身穿黑色西服，头戴圆礼帽；莫顿学院那条“牛津的最后一条石路”上，脚下的中世纪鹅卵石硌脚的触觉；皇后学院的中世纪图书馆里，木头和皮革的气味，古籍书架上的尘埃和波斯地毯的光华——都是无须言说的古老。而在耶鲁，那些20世纪代完成的老建筑，包括斯特林图书馆的石头都人工做旧过，以显得足够苍老；英语系大楼前的石阶中间，也人为做出了一些凹槽，使其看上去就像经过了几个世纪踩踏的一样——都显得有点刻意。
随着王安迪进入到伊兹拉学院墙内的世界时，一方面，我感到释然：我在哈佛未能实现的愿望在耶鲁实现了，那个略有些势利和隐秘的美国“精英主义”生活空间终于敞开了一扇可供窥探的门。另一方面，我无法阻止略感索然无味的念头，亦步亦趋的模仿，难免有种附庸的造作。来耶鲁前，人们曾向我形容，这些住宿学院是“极为华丽”的，都是哥特式的古典建筑，中间有一个庭院；古老的奢华之外，它们最近都翻修过了，看上去就像升级换代的大公司会议中心。“无论你是从纽约特权的上西区来，还是从肯塔基州或是中国来，若有人指着需要钥匙才能打开铁门进入墙内的这一切告诉你，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你继承了这一切，然后交给你可以打开整个华贵王国的所有城堡的钥匙，谁也无法完全拒绝那种诱惑的。”
学院的居住条件不可谓不宽裕。阳光温暖的午后，绿茵茵的草坪上散落着几把色彩艳丽的椅子和支起几张吊床，四面围合的是毛石建筑，还有一座意大利圣吉米纳诺前哥特式托斯卡纳风格的钟塔。伊兹拉学院是1961年建成的学院，现代主义简洁风格的餐厅让我想起牛津大学年轻的沃尔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的饭堂来，供任意自选的菜品很丰富。有重大节日，比如“中世纪狂欢节”的时候，这里就成了盛装舞会的舞厅。从餐厅出来，王安迪带我们去看地下的“新月剧院”，一层的健身房、练舞房、几个钢琴房、图书馆和一个用于做手工活儿的艺术作坊，所有的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伊兹拉和与它毗邻的莫尔斯学院由于是新建的，宿舍大都是单人间，可以放下一张不小的书桌。王安迪的宿舍是套间，与另外两个室友——一个学政治与经济学，一个准备学医——共用一个客厅，客厅虽然算不上阔绰，但也有书架、电视机和沙发，足可以会客用。设施这么齐全，而耶鲁的每个住宿学院，人数都仅在500人左右，每个人所获得的基础设施与教育资源，是相当“贵族化”的了。牛津最有贵族传统的基督教堂学院本科生的人数是420人，院长克里斯托弗·路易斯（Christopher Lewis）曾告诉我，这是学院500年来固执维持着的“一小撮”的数量，目的是为了“确保学院制一对一的高质量辅导，由每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来因材施教、面对面授课”。如此相比之下，耶鲁的学院没有一对一的导师制，仅仅是个生活与社交场所。若要论本科教育的“贵族范儿”，其实又是不及牛津的。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耶鲁又自有其更“精英主义”之处：全校共12所住宿学院，招收本科生不超过6000人，面向的却是有3亿多人口的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学生——在美国的一般州立大学，每年的本科新生数量大约6万人，是耶鲁新生数量的10倍多，加之耶鲁是全美最富有的大学，其个体教育资源的丰裕程度，的确是金字塔之巅了。耶鲁是美国一流大学中第一个选择限制招生数量以保证质量的大学。时任格里斯沃尔德校长在1955年度校长报告中提出，要尽可能提高教师和学生之比，较低的学生与教师比和学生与教师积极的双向交流始终是耶鲁突出的特征。今天，耶鲁共有学生1.1万余人，而各类教师近3000人，生师比不足4比1。
即使耶鲁，包括哈佛，学习的都是牛津和剑桥，但它们终究是诞生于美国社会的大学。在有800年历史的牛津，越古老的学院地位越高，更接近贵族传统和历史的核心，传承下来的、随时间累积的财富也越多，学院间是有层级的。基督教堂学院的财富很大部分就来自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宗教基金，每年大概有3.5亿英镑；学院的财产捐赠传统和自治传统，使得其学院就像是拥有私产的联邦州郡，构成了大学松散的组织体系。本科生教育是牛津和剑桥的重中之重，因为牛剑学院制的本科教学非常昂贵，很耗费人力。而在耶鲁与哈佛，无论是“住宿学院”还是“住宿楼”，在财务上都不是独立的，仅有一些活动经费，仍是学校财政体系的一部分。人们谈起耶鲁最老的学院，如乔纳森·爱德华（Jonathan Edward）学院，也不过70来年的历史，与最年轻的莫尔斯和伊兹拉学院相比，不过也就年长。王安迪告诉我：“学院间几乎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可能是，老学院多一些校友，捐的活动经费多一些，搞的活动更多一些。”这些活动可能包括，暑假去长岛坐船航行，寒假去雪山滑雪，“一路总是有很多好吃的，经费由学院补贴”。在耶鲁，主要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仍然是在专业学院（Schools）里进行的。这也是耶鲁大学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分量相对更平衡的原因。
记得克里斯托夫院长曾说，在牛津的学院里，“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在规模严格限制的小学院里共同生活，共同进餐，参加社交活动、体育竞赛、舞会等，都让他们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个人联系。如果说美国大学注重的是个人主义，那么牛津大学更注重的是集体主义和同学之间的充分信任感”。然而现在，正是在耶鲁，我同样感受到一种紧密的共同体意识。一位一家三代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生的耶鲁人告诉我，“住宿学院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产耶鲁校友”。“通过在大学内部创造一种名义上互相竞争的‘亚身份’——‘我住在乔纳森·爱德华’、‘我住蒂莫西·杜怀特（Timothy Dwight）’、‘我住伯克利（Berkeley）’，这种‘亚身份’反而加强了同属于耶鲁的身份归属感。” 王安迪曾在中学时通过上暑期学校，考察过牛津大学。我问他，为什么不选择去牛津读本科。他回答说：“还是想到美国来念书。”这也是拿了罗德奖学金在牛津读书的比尔·克林顿，很快又到耶鲁法学院读书的原因，他感到，自己的事业与未来都在美国。
在耶鲁读书丝毫不轻松。“有种四面八方而来的无形的压力。这里什么都得好，成绩得好，社团活动得好，业余爱好得好，公益服务得好。每个人的日程表都是满满的。” 王安迪告诉我。在学业之外，他参加和组建过好几个社团，包括加入一个服务于纽黑文地区的小额信贷基金的社团，给《耶鲁每日新闻》写评论和报道，还跟着耶鲁音乐系的一个学生学吉他。“有时候朋友与我讨论，与女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也是日程表上预定好的，什么时间见面、什么时间分开，都得按规划的来。这就是耶鲁人的生活方式。大家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自然而然的情感，但哪怕是爱情关系，也得是有所设计的。”我说，斯坦福大学的人曾告诉我，他们觉得东部大学的人都爱表现出自己很忙，但在西海岸，人们都在加州的阳光下生活得从容而悠闲，每个人都像浮在水面上的鸭子，只不过两条腿在水面下不断地扑打而已。王安迪沉默了一下，说：“很有意思。这也许是因为东部大学的密度更高吧，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见面都会问在做什么，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忙。”这种“忙”，我还未到纽黑文，就已经感觉到了。发出采访邮件，收到的回复中，无人不在约定时间后，加一句自己的时间很紧张。有时，20分钟、半个小时的采访预约，让我感到就像是硬闯入了别人不情愿的时间表。到了耶鲁，无论是与什么人聊天，想要多说几句，时间一到，便一声再见，各奔下一个日程安排。我曾抱怨把这么多的采访和参观压缩到这么短的时间里，很难有什么好的效果；校方给我的答复是，我们会让你的时间产生最大限度的效率。校方安排了一位陪同我们采访的耶鲁毕业生，在那几天中，每当我们采访，她还得趁着间隙匆匆离开，到另外的地点去执行别的接待任务，然后又匆匆赶回来接上我们的日程。
在耶鲁待上一段时间，每个人都体现出某种相似性：完美无缺的牙齿，标准的笑容，恰如其分的正式的礼貌，某种程式化的幸福饱满的语调……一位耶鲁毕业生用她充满演讲技巧和不乏激情的排比句告诉我，她在耶鲁获得了一生最有价值的友谊，大学时代最好的六个女孩都有了各自的天地，有的在华尔街干得风生水起，有的成了上市公司的高管，有的成了受人尊敬的医生，有的在国外的国际组织工作。“我们总是彼此报告自己的近况，在节日时相互问候。”有时我却难以想象，他们怀揣的没有延绵余地、被一个个时间段细致分割的日程表，是否可以滋生出真实而深厚的情感来。有位耶鲁大学的老师如此告诉我：“耶鲁的学生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亲密感和友谊。这里擅长生产成功，而不是意义。”
10月的第一天，阴雨的午后，我们再次来到伊兹拉学院，参加一场“院长下午茶”（Master’s Tea）。在住宿学院里举办下午茶，是耶鲁的传统活动。院长邀请各个领域的名流、大腕级人物，来与学院的学生面对面交流。一位从加纳来的“大三”国际学生谈起他所参加过的“下午茶”，充满溢于言表的兴奋，因为在“下午茶”上，他见到了“摩根·弗里曼、丹泽·华盛顿、克林顿夫妇和梅丽尔·斯特里普”。我们参加的这场，嘉宾是尼日利亚记者和作家赫隆·哈比拉（Helon Habila），他刚刚获得了耶鲁大学文学节颁发的韦登·坎贝尔（Windham Campbell）虚构作品奖。沿着那条穿越庭院的小径来到茶室，门边的大桌上已经沏好了一壶热茶，新鲜出炉的烤蛋糕摆在盘子里，还有苏打水、咖啡和各种点心。茶室很宽敞，很多张布艺沙发沿着墙壁延展，中间点缀着实木茶几和雕饰精美的台灯，散发着温暖的蛋黄色光晕。人们慢慢从各处聚集起来：学院的学生、耶鲁的学者、纽黑文爱好文学的市民……哈比拉以他略带磁性的低沉声音开始朗读起他的小说《等待天使》的其中一段，是一位在尼日利亚政治运动中被捕的记者狱中的日记。朗读结束后，他邀请人们提问。
“你的小说结构充满了戏剧性。你会写剧本吗？”
“你觉得你的作品有政治上的责任和社会意义吗？或者，这些并非你的诉求？”
“作为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你怎么看非洲语言在你的小说中的角色？”
“你平时读什么文学之外的书？”
……
窗外不远处，哥特式的哈克尼斯钟楼传来了音乐般的清脆钟声，蛋黄色光晕把茶杯里散发出的热气照得如一团凝固的雾。哈比拉的思绪慢慢回到他的小说所承袭的英语文学传统上，谈到了莎士比亚，谈到了民族国家，最后，谈到了他钟爱的南非作家库切。这个时候，在另一个学院，乔纳森·爱德华学院，“院长下午茶”的嘉宾、令全美所有大学和投资机构都仰慕的耶鲁大学资产投资总管戴维·史文森（David Swensen）也正要结束他与听众们的对话。正是他与他的“梦之队”，将耶鲁的财富带到了历史的巅峰。不久前的《华尔街日报》以“耶鲁再次战胜哈佛”为标题，报道了财年大学基金的收益状况。1985年，耶鲁大学的基金财富为13亿美元；在史文森的管理下，今天，耶鲁基金的总量已达到256亿美元。
文化生活的韵律
美国大概没有哪所大学，能够与耶鲁丰富的文化与艺术生活相媲美了。在耶鲁的12个专业学院中，除了著名的法学院，还有三个全美顶尖的专业：戏剧学院、艺术学院和音乐学院。到达纽黑文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去帕克街（Park Street）上的耶鲁卡巴莱剧院（Yale Cabaret）看了场演出。耶鲁戏剧学院有三个剧院，大学剧院（University Theater）、耶鲁剧院（Yale RepertoryTheater）和卡巴莱剧院，其中卡巴莱剧院完全是由耶鲁大学的学生自己管理运营的。戏剧学院一共只有200名学生，这些剧院都可为他们所用。
走进剧场，中间一条白布铺出舞台来，两侧都是几张餐桌和几排椅子，来看戏的人先坐下来晚餐，如果吃过了，那就坐在椅子上喝点什么。指引每个人坐下来、负责点餐的人，都是耶鲁的学生。演出尚未开始，耶鲁大学的学生、老师和纽黑文的居民已经来了不少。不少人是耶鲁戏剧学院的，相互都很熟识，便热火朝天地聊起天来，基本每个人手边都有杯红酒，更是助兴。等到演出开始，所有餐桌上的人差不多也都吃完了，再没有觥筹交错的声音，观众席上一切都安静下来。
当晚演出的剧本是苏格兰著名作家大卫·夏洛瓦（David Harrower）的《母鸡身上的刀叉》，由耶鲁大学的杰西·拉斯穆森（Jesse Rasmussen）执导，从制作、舞台布景、服装和道具设计到声效和舞台管理，都是耶鲁大学生组成的团队。舞台布置特别简单，就是贯穿剧场中心的白布两头的两张铺着洁白被单的床，象征着剧中出现的主要人物的家。一开场，一个偏远的、不识字的无名村妇与她的丈夫威廉姆·泡利用苏格兰乡村口音讨论她的感觉和她用语言描述事物的渴望。她非常虔诚，对上帝的爱深信不疑。但也很敏感，渴望用语言描述她所看到的大自然的一切：风、云、雷电、麦田等等。有一段非常抓住人心的表演，女主角在旷野里不断尝试着用语言描述她所看到的一切。她有时迸出如上帝听写给她的词句：“天空布满云朵”、“大风吹动麦穗”、“远方有树与绿色的草”；有时她竭尽全力，却又败下阵来，在欲说却不可言说之间挣扎。她意识到：“是上帝赋予每个事物以名字，是上帝要我说出它们的名字来。”三位演员全都说惟妙惟肖的苏格兰英语，带着古英语词语和充满恰当瑕疵的语法，他们的语言模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村边来了一位会读书写字的人，无名的女人在他的鼓励下第一次开始用笔写字。她从未见过笔，但她第一次写，那些字就像是受到神的启示一样，从她荒芜的语言世界里自发地流淌出字母。他们之间发生了微妙的情感变化，最终，她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情感，并迸发出身体的激情来。当虔诚而纯洁的她在获得语言的过程中得到了思想意识的启蒙，她却又从此离开了伊甸园，与丈夫决裂。
在我们拿到的手册上，耶鲁戏剧艺术评论者摩斯（Davina Moss）如此写道：“我们感知的极限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感知视觉、嗅觉、肌肤相亲。但我们怎么知道这还不够？灵魂——如果那时有这样一个朦胧的词的话——在我们的意识边缘发出摇曳的微光，诱惑我们将其看清楚。……这部戏所描述的世界，是一个彼时彼地的世界，另一个世界，事物还都没有成型，但你看见，那些遥远的人，怎样不可阻挡地匍匐着爬向你。”
演出很成功。我们到后台化妆室道贺，已经晚上22点多，他们正在吃盒饭里的晚餐。饰演年轻无名女人的伊丽莎白·施塔尔曼（Elizabeth Stahlmann）毫无芥蒂地与几位同学摆出些姿势来，配合摄影师。她是戏剧学院的高年级学生，表演自然又散发着情绪的张力。她说，未来充满着变数，“也许会去百老汇，但谁又知道呢？”管理和运营卡巴莱剧场是很不容易的事，全在学生的业余工夫。后来，戏剧学院的教授詹姆士·列维雷特（James Leverett）告诉我，戏剧学院的学生每天从早晨9点或10点开始上课，一直上到下午14点，然后开始彩排的实战训练，通常一直排练到晚上23点。这是为大学的剧院做排练，耶鲁的剧院每年要生产40场戏，大至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小至学生的专题研讨剧。这些规定的项目完成后，他们才能开始为卡巴莱排练，“不知道要到几点才能睡觉了”。
除了卡巴莱，在更为重要的耶鲁剧院，戏剧学院的院长詹姆士·邦迪（James Bundy）告诉我，今年还有三场世界首次演出的戏，最近的一部是保拉·弗格尔（Paula Vogel）的《下流》（Indecent），另外还有两部经典大戏，莎士比亚的《辛白林》和萨缪尔·贝克特的《快乐的日子》。虽然耶鲁剧院的观众“主要来自耶鲁共同体和纽黑文地区，有时也会有人从波士顿和纽约过来看”，但这家剧院却是世界级的。因为这几个剧院的存在，耶鲁的学生相比其他学校的学生对戏剧制作有更整体的经验。“如果他是演员，他很可能有制片和导演的经验；如果他是剧本作家，他很可能也有表演的经验。”
40年前，梅丽尔·斯特里普也是在耶鲁的这些剧院里开始她的演员生涯的。在耶鲁大学的3年时间里，她演出了40部话剧，平均每年扮演12～15个角色。1976年，她从耶鲁毕业的时候才25岁，今天，她已成为美国获得奥斯卡奖最多的影后。列维雷特向我们回忆起她，自豪不已。那时他作为舞台总监，在离纽黑文很近的康涅狄格州奥尼尔（O‘Neil）中心参与一场话剧，施特里普也在其中，“那时，我根本连到耶鲁来教戏剧的梦都不曾做过”。“那是一部关于20世纪代舞蹈明星伊萨多拉·邓肯的剧。因为是关于剧本的工作项目，每一个人都必须随时把剧本拿在手中。梅丽尔当时扮演伊萨多拉，还同时扮演另一个角色，她是最终把剧本串起来的人。她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背诵完了所有的台词，剩下的时间，她就拿着剧本，把它卷起来，当成教鞭使。那时她就是个明星了。每个人都说，如果我们仍然有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电影工厂，她一定能成为电影明星。她很快证明了自己。”
那天看完《母鸡身上的刀叉》，从剧院出来，是个晴朗的夜晚，星空清晰而璀璨。坐在我旁边观众席上的戏剧学院学生还在草坪边热烈讨论那晚的演出。其中一个人说：“我应该把那个剧本找来先读读。”我忍不住想，在这里邂逅的这些年轻人，谁知道哪一天就会在哪部戏或电影里大放异彩呢？在戏剧学院附近的那几条街上漫步，满眼都是即将在剧院演出的剧目海报。桑顿·怀尔德和《千钧一发》（The Skin of Our Teeth）就将在耶鲁剧院上演了。写这部剧本的大作家怀尔德就是耶鲁1920届校友，而另一位耶鲁校友、戏剧学院毕业的大导演和剧作家伊利亚·卡赞，初出道时在百老汇导演这部舞台剧和其他几部剧，很快就在纽约戏剧界成了名。
在耶鲁并不算长的日子里，一有空闲，我们便去逛耶鲁大学艺术馆。艺术馆就在老校区后面的小教堂街（Chapel Street）上，紧连着艺术系的大楼。而艺术系与英语系一样，则是从老校区的围墙里生长出来的两栋楼——可见艺术系与英语系在耶鲁的传统地位。第一次去，带我们参观艺术馆的是耶鲁艺术系本科生。她在新馆的入口处让我们停下来，仔细观察天花板。
“你能看到什么？”
“灰色的蜂巢。”有人回答。
“管道与灯光。”另一个人回答。
“对，你能看到这些混凝土三角形后面的所有管道，从电灯到空调。所有这栋建筑的空调都在屋顶里能看出来。”这位年轻的学生解释说。这栋现代建筑的新馆是现代建筑大师路易斯·康在耶鲁建筑系任教期间，为美术学院所做的设计。“他当时对功能作为建筑形式的一部分非常感兴趣。在他看来，建筑是一种斗争，而不是一种奇迹，让建筑保持日常运转的那些部分应该在建筑里体现出来。”我们仰脖看着天花板，感叹建筑大师的别出心裁。接着，她把我们带到德国艺术家安瑟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的当代作品《未出生的人》（Die Ungebornen）前。
“这幅作品让你联想到什么？上面的黑点使你看到了什么？”她问。
“像一面混凝土的墙。”“像外太空。”“火烧之后。”“灰飞烟灭。”人们七嘴八舌地猜测。“艺术家对探索无限性和宇宙星系很感兴趣。这些散落的点都是星星在太空中的地理位置。”她解说道，“艺术家出生在1945年的德国，‘二战’结束的时候。他是希望处理历史问题的德国艺术家。这幅图中漂浮在空中的小衣服都曾在集中营中穿过。中间的那棵树令人想到断裂的骨头、矿物等许多东西。……他喜欢关于宇宙中漂浮的灵魂这样的神话，这些小衣服也许就是那些本可以降临人间，却由于各种原因——比如父母在战争中死亡，没能出生的孩子的灵魂，它们便在星际与地球之间的空间中漂荡。”耶鲁艺术馆每天都接待许多来纽黑文参观与旅行的人，有的是专程来这里看耶鲁，看耶鲁的艺术馆的。艺术馆时常组织一些为公益服务的讲解游，还邀请纽黑文的中学生和小学生过来上艺术课堂课。在这种互动中，耶鲁大学也成了纽黑文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不仅如此，耶鲁的艺术馆就是艺术课学生的课堂，他们的许多课就是在这里上的，围坐在一件艺术真品前听教授们讲解上两堂课，与在艺术史书上的彩色照片上看艺术，是多么不同的体验呀。
接着我们被带到老馆的一幅凡·高画前，《夜晚的咖啡馆》。她让每个人凑上去仔细看，讲述自己的感觉。然后她继续抛出一个个问题：“色彩和笔法哪一处让你印象深刻？”“画中的人物有什么特征？”……人们继续思考、讲自己的感受、讨论，然后她开始讲解。在这个欧洲油画的展厅里，耶鲁还有13世纪至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托斯卡纳油画、15世纪的锡耶纳作品、17世纪荷兰与弗兰德的作品——3幅彼得·保罗·鲁本斯，还有18世纪的法国与意大利油画，以及19世纪的印象派绘画——包括克劳德·莫奈、埃德加·德加、保罗·塞尚和马奈的作品。这些都是耶鲁校友的捐赠或者用艺术基金购买的。仅仅是欧洲油画，一个大学的美术馆就能有这样丰富的珍贵藏品，令人暗自感慨其财富。艺术馆每年都增添一些新的艺术品，仅，艺术馆就新进了德拉克洛瓦的《山边小径》、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罗汉雕塑、7世纪的手抄佛经卷轴、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的现代画、阿比盖尔·雷诺德（Abigail Reynolds）的摄影作品等等。
第二次再去，为我们讲解亚洲艺术馆馆藏的是亚洲馆馆长江文韦（David Ake Sensabaugh）。有几位捐赠人对亚洲艺术馆的中国馆藏做了很大的贡献。一位是威廉·莫尔（William H. Moore）女士，她捐赠了不少青铜器、银器和瓷器花瓶。莫尔家族与耶鲁有很深的渊源。金融家威廉·亨利·莫尔（William Henry Moore）的外祖父就是18世纪中叶的耶鲁毕业生，而莫尔不仅是律师和金融家，还参与创立了很多家钢铁、铁路、保险公司和银行，莫尔家族的几代人都是耶鲁的毕业生。江文韦告诉我，莫尔老太太的这批捐赠，是为了纪念她在耶鲁读书的儿子。另一位捐赠者是小莱纳德·汉纳（Leonard C.Hanna，Jr.），耶鲁1913届本科毕业生，他捐赠了很多中国画，其中包括王鉴与董其昌的画。还有一位捐赠者，亨利·卢斯，耶鲁毕业生，《时代》、《财富》与《生活》杂志创始人和出版家，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卢斯（H.Christopher Luce）也是耶鲁1972届本科毕业生。克利斯托弗不仅捐赠了唐三彩，而且去年还捐赠了佛经手抄卷轴。还有一位收藏者也很重要，是19世纪随耶鲁-中国雅礼学会在湖南长沙的柯强（John Hadley Cox），他是耶鲁1935届毕业生，当时从中国的文物市场（有时就是地摊上）买回来很多包括盗墓者发掘和考古发掘的墓葬品。讲及中国艺术史，江文韦就可以在这里给学生们看藏品。他告诉我，就中国佛教艺术和青铜器收藏而言，耶鲁的收藏还是远不及哈佛，而普林斯顿则有特别好的书画收藏，耶鲁大概更能代表湖南长沙从战国直至宋朝的较完整收藏。他以这里的收藏为基础，写了一本《学士与藏家：耶鲁的中国艺术》，讲述了元朝以来“文人”作为新的学士理想出现后对艺术审美的影响，由此分析了耶鲁艺术馆所藏的那幅清代的《十八学士图》。
在耶鲁的周末，我们去学院街（College Street）的吾尔西音乐厅（Woolsey Hall）听音乐会。恰逢开学不久的家庭日，很多耶鲁本科生的家长都来校园探访。学生们都是盛装出席，男生穿黑色燕尾服系领带，女生穿一袭黑色无袖的晚礼服长裙，聚在音乐大厅外罗马式的圆形穹顶下聊天，看上去就像一幅油画。那天的演出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耶鲁合唱俱乐部（Glee Club）的无伴奏合唱，第二部分是耶鲁乐团演奏的卓阿基诺·罗西尼的《赛密拉米德》序曲和美国作曲家唐纳德·格朗瑟姆（Donald Grantham）的一首曲子，第三部分是耶鲁爱乐乐团演奏的斯特拉文斯基的《普尔钦奈拉》选段和柴可夫斯基的F小调第四交响曲选段。最具感染力的部分，是一位耶鲁音乐系的毕业生回到以色列后，组建了一支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青年组成的合唱队，他希望通过音乐来消除人们之间的历史隔膜。那天，他从中东带来了他的这支合唱队，在他的指挥下，他们清唱了一曲充满中东宗教韵味的苏菲歌曲Adinu（他解释说，“Adinu”就是“爱”的意思）。然后，他们加入耶鲁合唱团，合唱了一曲耶鲁的传统校歌《美好的大学时代》（Bright College Years）。两个多世纪以来，耶鲁人都一直是这样唱的：“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耶鲁。”如果说在耶鲁的这段时间里，它大多数时候让我感到它是美国的，那么在那首合唱曲子至少有8个声部的、震慑人心的高潮处，我感到，它也是世界的。演出结束的时候，身旁的家长们起立鼓掌，然后说着各自的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和华语，彼此问候。
“自由”与“领袖”教育
9月末的一个晚上，耶鲁法学院迎来了一位政治评论家——普利策奖得主、福克斯新闻评论员查尔斯·克劳特汉默尔（Charles Krauthammer）。他要讲的是对奥巴马时期内政与外交政策的看法。不到19点钟，法学院一楼可容纳300人至400人的列文森报告厅已经座无虚席。一番幽默的自我介绍与寒暄后，克劳特汉默尔开始猛烈抨击奥巴马的内政与外交政策。他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评论家。他不仅批评奥巴马放弃了传统的、以社会保障安全网为基础的美国式自由主义，在教育、医疗和能源领域追求欧洲的福利制度国家模式，也批评他的外交未能在亚洲和中东维持住地区的均势。有些意外的是，演讲结束，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齐声为他鼓掌，就像一场精彩的演出正在谢幕。耶鲁人的政治热情顿时感染了我。一位“大三”时选择了政治学作为专业的耶鲁人告诉我，她之所以选择政治，是因为她想从政。她还在思考自己的路该怎么走，但她可以肯定的是，理想主义的政治热情依旧存在于一些耶鲁人当中，虽然她也不确定，现实会在多大程度上、以多快的速度修正这种理想。
诗人与文学批评家J.D.迈克兰奇（J.D.McClatchy）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期刊《耶鲁评论》的总编，在耶鲁英语系任教。他说，1974年他拿到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知道至少在那时，耶鲁与哈佛是明显不同的。“哈佛的学位证书最后一句话是，这本证书随‘所有的权利与特权’授予你；而耶鲁的学位证书上最后一句是，随‘所有的权利与责任’授予你。对我来讲，‘特权’与‘责任’有天壤之别。在耶鲁，人们有一种公认的信仰：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如果不能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公民的人产生影响，那么这种教育就不值一提。”他告诉我，在耶鲁，有75%的本科生从事社区服务，帮厨房干活、给纽黑文的残疾小孩当辅导员等等。他在普林斯顿也教过书。他说，与哈佛、普林斯顿相比，耶鲁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教育强调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在耶鲁，有一种从不公开表述、无法明确指明，却极被看重的高贵意识，那就是服务社会、贡献国家。”迈克兰奇这样一说，许多我们在耶鲁所经历的像珠子一样散落的、易被忽视的细节，便在我脑中串了起来。在耶鲁的10天里，我见到许多耶鲁本科生，他们带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校园，游览美术馆，讲解耶鲁的历史和艺术品；中秋的夜晚，排成长队的耶鲁学生在天文台观看月食，天文系的学生一直守在望远镜边，为所有提问的人答疑，直到深夜零点过后才最后离开；耶鲁中国学生会为了给即将就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组织了一场毕业生的就业分享会，他们一些人从硅谷、波士顿和纽约赶来分享经验；内森·黑尔，那个我们在纽约俱乐部纪念性装置上读到的为国牺牲的指挥官的名字，他的铜像就立在耶鲁最核心的“老校园”的草坪上；法学院的老教授在向人们介绍来演说的克劳特汉默尔时，给他的头衔中，除了“政治评论家”，还有“爱国者”；一位耶鲁人曾指着某条街的一排商店告诉我，纽黑文曾衰落下去的那段时期，那一排商店几乎倒闭，是耶鲁不遗余力地帮助了纽黑文街区的复兴；还有那些无一不与某个耶鲁校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捐赠的建筑、基金、油画与艺术品，它们的历史若与牛津、剑桥相比，都很年轻，却也在近300年中形成了某种历史性的系统。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理查德·查尔斯·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曾说过，耶鲁有两个有别于其他伟大研究型大学的特点，一是更加致力于本科教育，二是注重培养“领袖”。无论今天“领袖”成了一个多么陈词滥调的概念，但在耶鲁，“领袖”的意识是具体而真实的。
耶鲁的法学院在美国无疑是最好的。法学院招生院长阿莎·兰嘉琶（Asha Rangappa），耶鲁法学院毕业生，这样向我解释法学院如何在那些标准的申请材料——本科成绩单、LSAT成绩、两页的个人陈述和250字的小论文中，找到耶鲁愿意接纳的那200人：“申请人的本科成绩单几乎都是全A，近乎满分的LSAT成绩，很多的课外活动。使其脱颖而出的，是申请人在陈述与论文中表现出的激情与兴趣。耶鲁法学院要培养的人，不是背诵法条的律师，而是能够创造性运用法律框架实现某种目标的人。”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并不都在本科时学习过法律预科（pre-law），相反，他们来自很多不同的专业背景。“很多人是政治学、经济学、英语背景，也有很多物理学、化学、艺术系出身的人，歌剧演员、希腊拉丁语古典学系背景，都可以来这里。重要的不是专业，而是他们是否在自己所学的那个专业领域发挥了最大的努力、获得了最优秀的成绩，以及对于学习之外的某种事物的兴趣和激情。”与其他大学的法学院相比，耶鲁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也是最为丰富的。兰嘉琶说：“从政的、去律所的、组建新组织的，各种选择。像我，从这里毕业后，就选择做过一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情报官员。”与想象不同的是，因为耶鲁法学院非常富有，它接受很多家庭背景并不优越的学生，提供“按需分配”的经济资助。毕业后，典型的职业轨迹虽然是做法官和去律所，但也有很多人去政府部门，去非营利性组织，或者创业、写书。“有些学生毕业后会选择薪水不那么高的工作——他们并不愿意去赚钱很多的律所，而选择帮助穷人做法律援助工作——薪水也就够租房和吃饭，遇到诸如这种情况，法学院会免掉他们的助学贷款。很多慷慨的捐赠者很愿意给学院钱，让未来的学生能够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包括支持甚至鼓励他们去做那些收入菲薄的理想主义的工作。”希拉里·克林顿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就曾在耶鲁-纽黑文医院儿童研究中心工作，她一直关注的是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儿童的福利。虽然耶鲁在应对外部世界的冲击时，也变得越来越实际，但这种理想主义在今天的法学院，依旧存续了下来。
莱文校长曾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而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在他看来，耶鲁所要培养的领袖，就本科教育来说，核心是通识，也就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种教育所熏陶出来的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能够让人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耶鲁在文化上的保守品格，使得它在每个大学面临变革压力的关头，都很好地保护了“自由教育”的传统，某种意义上，比锐意进取的哈佛更接近牛津、剑桥式的“贵族式教育”传统。19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革命的时代，东部大学都在推行选修课制度的时候，耶鲁却反对取消课程中“已经死亡的语言”，反对使课程更实用，反对以德国大学模式改造耶鲁。耶鲁的教授认为，学生“要从纯数学中学习论证推理的艺术；从物质科学中了解事实、归纳过程和可能证据的多重性；要在古典文学中发现一些最有品位的完美的典范；通过英语阅读学会运用自己语言讲与写的能力；通过逻辑和思想哲学学习思维的艺术；通过修辞和辩论术，学习讲话的艺术；通过不断地练习写作掌握准确表达的能力；通过即席的讨论，成为果断的、语言流畅的和朝气勃勃的人”。耶鲁人告诉我，直到今天，耶鲁的计算机系也依旧更侧重理论而不是应用，老教授们更希望能够在理论与智识上有所突破，而不是创办一个伟大的公司——虽然创业之风已逐渐在耶鲁劲吹。
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耶鲁毕业生，孟克文（Christian Murck）的人生轨迹是很典型的“耶鲁式”的。那是一个“自由教育”尚能从容彰显其价值的时代。孟克文本科学习的是历史和英语，毕业后，他还不确定自己去哪儿，有些想去法学院，但又觉得为时尚早，就在耶鲁-中国协会的安排下去香港教英语。“我只是想看看世界，只是非常偶然的，却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说，在那次长达三年的香港与台湾旅行中，“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就决定继续学习中国历史，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读中国史”。一切都不疾不徐，从容不迫：从1968年入学到1978年毕业，他在普林斯顿一学习就是，其间在日本待了两年，其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两年。他有足够的余地，在他的人生轨道上应对不期而遇的生活的碰撞：哥大毕业后，他发现中国历史这门专业在各个高校都没有空出来的教职——“‘二战’后开始研究中国的那一批教授都还没有退休，要是晚5年，我就在大学教书了。”于是阴差阳错的，他去了纽约的银行业，“那个银行通过一步步收购，最后与曼哈顿Chase银行融合，成了今天J.P.摩根 Chase”。的银行生涯后，他成了一家咨询公司的亚洲主管，在北京待了8年，之后成为中美商会的主席。他告诉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曾想去法学院，最后却从未去过；也曾想在大学里当一个中国史教授，也没有当成。后来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激进的变数——这也是美国经济和我所受的大学教育的好处：你不必在一条职业道路上一扎到底，却总可以换行业。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学毕业生，要去金融业，我还得拿一个MBA商学位。但在我那个时候，大银行都有自己的培训项目，18个月，学习金融知识，就可以胜任。”耶鲁与普林斯顿所受的“自由教育”，让他足以胜任职业的转变与人生轨道的换档。“对我来说，大学时培养的英语和中文的读写能力，以及我从历史学中培养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是最重要的，一生受用。很多人认为常青藤学校，特别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大学生涯，会给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和一生提供一个强大的人际关系网，但至少，这对我不是特别成立。我有很多亲密的耶鲁朋友，他们是我生活中的朋友，但却不一定在职业上有什么来往。”
但“老耶鲁”还是在发生着难以抗拒的变化，即使在安静的小城纽黑文，这种变化比纷繁热闹的波士顿和纽约要来得缓慢一些。J.D.迈克兰奇告诉我，当他在耶鲁英语系学习的时候，“系里的老教授全是泰斗级的人物，他们年龄偏老，但个个都是世界顶级学者”。那时的英语系非常有活力，“文学已不再仅仅是文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各种理论与意识形态，让文学不再仅是文本，而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那时，雅克·德里达、保尔·德曼都曾在这里上过课”。而今天，“在英语系的名单上，除了哈罗德·布鲁姆——他的高龄已不允许他来学校授课，而是在家给学生授课，他坐在椅子里，学生们坐在地上——其他的同事，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他有些叹息地说：“耶鲁英语系依旧非常有声望，但对我来说，也许我属于那个‘老耶鲁’。”他在英语系教的课包括一门“创造性写作”，一门颇具实用性的课程。“要在过去的耶鲁，开这门课程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哪个学生过来问那些老教授，如何才能写出好文章来，老教授们只会用瘦骨嶙峋的指头指着图书馆里的一排排书说：‘去读狄更斯，去读福克纳，学习写作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但学生对教职员工的压力越来越大，英语系不得不增开了这门课。”过去一直旁观哈佛的各种改革，并对自己谨慎的保守有略胜一筹之感的耶鲁，也开始向更实用主义的大学借鉴经验了。耶鲁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副院长文森特·威尔钦斯基（Vincent Wilczynsk）告诉我，当他在筹建学院的工程、创新与设计中心时，参照的模式主要是麻省理工的新媒体实验室、西北大学的设计研究所和斯坦福的设计学院。但与麻省和斯坦福不同的是，耶鲁的工程与设计中心仍然与产业资本保持着距离。“企业不会找上门来让我们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我们仍是按自己的思路和节奏研究，从而能够创造和引领产业。”
在一场耶鲁中国学生会组织的就业经验分享会上，几位优秀的毕业生与校友们讲了很多投递简历、电话或现场面试的经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以当下标准来看很理想的职业：投行、硅谷巨头公司，或拿到了风投创业。这也是台下所有即将毕业的耶鲁学生向往的去处。孟克文告诉我，他作为董事长的耶鲁-中国协会（雅礼协会）最近做了一项调查，耶鲁的中国学生毕业后，最理想的去处是麦肯锡、高盛，或去硅谷创立公司。对美国学生来说，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我重新阅读容闳、詹天佑和李赋宁、夏志清这些前人笔下，或为国家前途而发愤，或沉浸于拉丁语、古英语这些古老学问和精神追求中的耶鲁留学往事时，我隐约感到，“老耶鲁”的留学时代也许已悄然遁入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