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罗贯中的一部“三国演义”，使得三国群雄时代的蜀汉丞相诸葛亮成为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在演义当中，武乡侯(1)诸葛孔明身披鹤氅，羽扇纶巾，谈笑之间弹指便可定下战局。天文、地理、兵法、奇门遁甲更是无一不通，无一不晓，最终襄助刘皇叔从一个身无寸地、寄人篱下的新野小守卫成为日后亲率七十万精锐部队高调征伐吴主孙权的昭烈皇帝，也使得自己落下了一句“智多而近妖”的评价。
近年来，随着国内一位知名教授的评说，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的阵营当中。然而由于起头人评说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不少“专家”都开始了“平庸诸葛武侯”的反面工作。致使影响了一批尚在成长之中，和浅略读史的中国同胞，认为武乡侯诸葛亮即是一个攀附权贵，野心包藏的人物。写者对此深感痛心，故而成此文，以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丞相。究竟是野心家，还是忠臣；是阴谋使自己一步步走上高高在上的丞相之位，抑或出众的才能令孔明脱颖而出，历史自有公断，且听写者慢慢道来。
附注：此文谢绝一切脑补诸如“刘备是诸葛亮害死”毫无根据的黑化言论。可以驳文，但要建立在合理推断和史实基础上，有理有据即可驳，YY黑化党请不要发言，以免浪费写者宝贵的生命，谢谢！
1：诸葛孔明生前被后主刘禅封为武乡侯，死后谥为忠武侯。
序文
“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受命阿衡，整武齐文，敷陈德教，理物移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诞静邦阳，四裔以绥。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于未夷。
——诸葛武侯赞”
历史上评价武侯无外乎两个字：一是忠。这几乎是武侯千百年来为历代中国人所赞颂的缘由。因为他的忠诚，因为他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的辅佐庸主刘禅，并走向富国民强的光辉时代；因为他明知皇权只在寸步之遥，却从无僭越半步之心。
当代有许多“专家”，有许多投身于研究诸葛亮并不是圣人的人物将武侯的这一行为解释为“没有必要”。因为当时他已经大权在握，形同于蜀汉的最高领导人。皇帝刘禅不过只是一个唱诺的摆设，一个更能彰显其后世美名的傀儡君主。曹操生前便没有篡汉，司马懿生前也没有叛曹，他们与武侯都有一个共通点：即牢牢掌握着国家政权，空留君王。
然而包藏的祸心并不会因为被掩藏着就无人发现，曹操最终还是当上了皇帝，不是在生前，而是死后由他那从献帝手中抢夺到帝位的儿子曹丕隆重追封。四十五年后，相同的场景再度上演，已经过世多年的魏国重臣司马懿从自己刚刚灭亡了曹魏的孙子司马炎的手中得到了司马宣帝的称号。
曹操与司马懿，生前都没有反叛自己的君主。可是他们的家族相继灭亡了汉室与曹魏，取而代之成为新时代中的新君王。
然而回首武侯，终其一生，既没有像曹操一样对献帝虎视眈眈，几乎令他尊严尽丧。也没有如司马懿对待曹氏三主般虚与委蛇，暗中盘算着自己的计划。他始终都对后主刘禅抱有恭敬而深情的态度，为他挑选良朋益友，为他手抄百家，为他保家卫国。
武侯的一生，前期为刘玄德镇守后方，稳定大局；后期则替刘禅安邦治国，使他坐享了四十年的天下。
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武侯是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与先主刘备在隆中即定下的梦想，那个三分天下，而后一统汉室江河的伟大梦想。
若他真似曹操、司马懿之流有心取而代之而成就自身大业的枭雄。那么在他临终之际，便不会躺在简陋的五丈原大营内，他的长子诸葛乔2就不会二十五岁即亡卒，他的弟弟诸葛均亦不会一生止步于长水校尉，而他的幼子诸葛瞻更不会死于邓艾军前。
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个富有雄心的权谋家舍弃自己的宗脉，转而去提拔、举荐与自己毫无关联的蒋公琰、费伟文等人？
是对王业的忠诚。
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门三代人皆为国家捐躯，壮烈的将一腔热血喷洒在未曾生养过自己的土地上？
是对蜀汉的忠诚。
是什么可以使一国民众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千百年之后，连朝代都不复存在的现今仍能牢记一位政治家的音容笑貌、举止风度？
是武侯的忠诚。
忠诚，自千古以来就是人类所握有的最光辉最壮美的品质。它具有万军不摧，感化人心的力量。你可以任意毁坏一个人的肉体，却永远无法摧毁一颗饱含忠诚的心灵。你甚至无法对抗它所带来的魔力：令弱者强大，使平凡走向高贵，让分散与各处的人心凝聚。它同样可以使一个心怀天下的经天纬地之才矢志不移，鞠躬尽瘁。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
“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二十罚已上皆自览矣。”
在这些被当今“学者”广为诟病，几乎成为显示武侯贪权制主的有力证据的语句前，我依旧能感觉到那颗隐藏在语句之中，跨越了千百年却依旧不曾止息的拳拳之心。联想今日之“教授”振振有词的言论，不禁悲从中来：为武侯至死仍对刘玄德、刘禅，对蜀汉王业所饱含的忠诚而恻然。
一瞬间内，历史仿佛轮番上演——
高祖时期，位列汉初三杰的萧何同样因为自己简朴、勤勉、不欺民的作风而被高祖刘邦疑为“收买民心，意在谋权”，致使萧何不得不自污声名而获取高祖的再度信任。
而在蜀汉丞相诸葛孔明亡故千年之久的现今，关于武侯阴谋夺权，专制霸横的言论却一再为人所津津乐道。难道真的要逼到诸葛武侯自遥远的三国时代穿越到当下，做出几桩“不负众望”的恶事来满足某些人物“打到经典，推翻忠臣”的学术歪风？亦或是让陈寿，常璩自长眠的坟墓中爬起，为自己所撰的史书添上一两笔“诸葛武侯阴谋篡位”的史料好一偿大众对仰视武侯之优秀的酸葡萄心理？
历史教会我们要辩证的看待每个问题，没有全盘的否定，也没有全然的美好。秦始皇的功过得失，隋炀帝的亡国，武则天的称帝。是非曲直并非仅凭一家之言就可以盖棺定论。同样，诸葛武侯的忠诚与否也并不是单就某位教授的一句话便能下断言的。惟有史实，才是检验他的唯一标准。
中国文字语言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其的不严谨性，可以产生许多供人们遐想的漏洞，亦可以为人们任意歪曲，成为旁的意思。笔者有时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往往就会成为有些拼命想钻牛角尖的人的力证。
关于武侯在世之况，到底是野心家，还是忠良之士。斗嘴徒然无益，倒不如跳进历史长河中去寻找具体事例。脑补过度的最终结果就是秦桧成为英烈，而岳飞则沦为小人。
武侯之世，野心家倒是真不难找，随便提溜，就能拉出一串：何进、董卓、郭汜。这三个人相继把持过汉末政权，有没有治国之才先放在一边不提。可以凭良心说一句的是，如果他们三个当中有任何一位能够如诸葛武侯一般夙兴夜寐，每日只食米三四升，赏必行，罚必果，又何愁百姓不爱戴，属下不拼死效忠？
倘若诸葛武侯真是一位野心家的话，那他在蜀中的日子绝对会比史书上记载的舒服上许多。因为善于收买人心的野心家向来不会如此过度操劳，他们只需要做好表面文章。同时他们同样不会事必躬亲，样样都自己来。对于享受权力快感的野心家们而言，还有什么能比看着别人屈服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干活更能让他们感受到极致快乐的事情呢？只有白痴野心家才会把权力和工作一齐揽上身，然后丝毫感受不到权力带来的任何乐趣。对于贪权的人而言，工作不过只是令他获取更大权力的工具，而权力的最高体现，不在于掌，而在于用。光掌不用，一心扑向工作，明知不可能获得最高的权力却依旧将所有的活都揽在身上，这不叫野心，这叫痴心。
君子与小人往往之一线之隔，同样，弄权和执政，功高盖主和背主佞臣亦是仅隔一线。而这一线之差，究竟又是在哪里？不仅决定了武侯是忠是奸，亦决定了学术正界和某位教授之间的差距。
智，同样是后世常用来赞美武侯的重要字眼。排除掉演义里近乎于疯狂的为武侯添加的智计、锦囊外，历史上真实的武侯究竟有没有为后人所传颂的智慧呢？
有。
尽管没有演义里面那么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可年纪轻轻便在刘备集团崛起的诸葛武侯若非拥有惊人的才智，又何以令年长于自己二十岁，几乎是自己父亲辈的刘玄德“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以至后来在面对生死兄弟关云长、张翼德的不满时，坚定的说出“孤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这番话来呢？
许多忙于研究孔明的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忽略掉刘玄德这位汉末雄主的实质才能，从而事对孔明的研究止步于一个浅潭。孔明之一生，若非刘玄德诚心拜访，于危难之际大胆采用，至临终时直言托孤，便不会有如此为后人所推崇称道，如曜灵般光辉夺目的一生。可以这么说，孔明一生之成就，全然拜先主刘玄德所赐。没有玄德，孔明亦不存在。这便如汉高祖刘邦于微时识得张良，若无刘邦一再采纳张良计策，深信其所谋，那么今日的汉族人民俱不复存在，张良亦不会于青史留下灿烂的一笔。
无论是在秦末，亦或是汉末，慧眼识英雄的前提便是识人的那位也要具有相当的才能即行。否则就如同明珠暗投，凤凰屈栖，前者越看越像黯淡的鱼目，后者则越瞧越似炸毛的野鸡。也难怪在纷乱时期，人才的流动总是最为频繁，让人觉得生于此时期的人几乎都没有忠诚可言。
孔明是幸运的，因为他未出山时就遇见了玄德，一个在当时虽身无立锥之地，却胸怀大志，富有卓见的仁主雄才。观孔明之一生，从未动过丝毫叛主他归的念头。即便是面对着生活在富庶江南的自家兄长，也从没有想过留在江东不走，其表现出的心志之坚决，令他的兄长诸葛子瑜在面对吴主孙权询问自己“为什么不留住孔明”时，决然的回答道：
“弟亮以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
壮哉子瑜！好一个“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好一个“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诸葛家的兄弟都是人中之杰，一脉相承的除却那过人的识智外，亦有忠心侍主，绝无二心的赤诚。无怪乎孙权后来会讶然称赞诸葛氏的血统：
“蓝田生玉，真不虚也。”
由草庐出山的那一天起，孔明就注定要踏上这条忠侍玄德，虽死无憾的道路。
孔明之智得赖于刘玄德有智识英雄在先，这才有了接下来一系列表现他才智的地方。
归纳总结一下，孔明之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智在远观大局
孔明的第一智便是体现在他的隆中对上，将零散的天下视若一个整体，同时又深谙各处形势，为将来一统天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方略。若不是之后鲁肃病卒，他又遭遇冷落，这个隆中对其实确可以助刘玄德攻获天下。
第二，智在眼望当下
大局形成了，第二步便是要具体实施，计划的实施可不同于制定，需要牵连到许多现实因素和各项对应的手段与步骤。要取荆州，具体怎么取？
当时刘表病重，表之二子刘琦、刘琮皆无人主雄才，而且年纪尚轻。而刘玄德当时身边有三员大将：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此三人皆有万夫不当之勇，越过刘琦刘琮取到荆州简直易如反掌。于是孔明便建议玄德取刘氏二子而代之，即荆州唾手可得。但因为刘玄德不忍而未成行。
刘表病死后，获得荆州大权的是他的幼子刘琮。然而刘琮因为畏惧曹操大军压境而投降曹操，致使刘玄德等人处境凶险。这时，亦是孔明再次发挥自己眼望当下的识智，劝主公刘玄德与吴主结盟共拒曹操，并在玄德同意之后前往江东劝说孙权与之结盟，不仅成功的保住刘备，同时也顺带在赤壁之战后拿到了本就该属于他们的荆州，实现了隆中对中的第一步。
第三，智在遴选人才。
无论是前期的庞士元、刘巴，还是后期的蒋公琰、费文伟，董休昭。孔明对于良才的选拔智明可见一斑。他的推荐和遴选为蜀汉四十多年的基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最后蜀汉人才凋零，无将可征，但终孔明之一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良才的选拔，并且经他手选出的几乎都是最后支撑蜀汉末业的梁柱。
第四，智在治国之略
关于孔明的治国之智，实在无需多说。无论是陈寿还是常璩都高度评价过孔明的治国之才。因为本篇仅为序论，所以只做概述。具体的接下来的正篇还会详细提及。孔明治国后，以益州之地，进行了五次北伐，一次反入侵，一次南征，国内依旧富足，百姓在他的驻兵之地播种庄稼，并且人口日盛。至他死后，人们都感念他所带来的清平、美好的时代，纷纷野祭他于道路旁，以至最终道路拥堵，朝廷竟不能令止，最后只得为武侯修庙，以慰民心。
正篇：
第一部分——武侯出山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纍纍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梁甫吟
关于诸葛武侯未出山前的经历，多不见经传。民间虽然流传颇盛，但大都为后人所杜撰，不足取信，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对此的记载也是寥寥数语。不过仔细扒拉扒拉史料，还是能够找到不少关于武侯成长时的经历。于是，由此开述：
诸葛武侯，讳亮，字孔明，生于徐州琅琊阳都，即今天的山东沂南。幼年即丧父母，不得已只有随兄长投奔叔父诸葛玄。兴平元年，曹操再次东征当时的徐州牧陶谦并将战火波及到武侯的家乡琅琊，致使当地一时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注：东汉时期徐州并非现今江苏城市，而是辖境相当如今江苏省长江以北和山东省东南部地区，曹操此征即征的是东汉时期徐州的州治郯县，现今山东省郯城县）
曹操的前一次东征徐州在一年前（当时武侯12周岁），意在为死于陶谦手中的父亲曹嵩复仇。故而战事激烈，死伤者达万人之余，尸体几乎阻塞住了泗水。而后一次东征，即兴平元年，再一次将战火蔓延到了徐州州治外的琅琊、东海诸县，并且大肆杀戮，致使后来武侯之兄诸葛子瑜在回忆往事时，用上了“本州倾覆，生类殓尽”的语句。
生于乱世，并亲眼目睹家乡毁于曹军之手的诸葛武侯相比起自幼便生长于太平后方的庞士元，恐怕内心当中对天下统一的渴望更为炽烈。同时，由于曹操而导致的兵连祸结，家乡败毁的惨况，亦是在当时分别仅有21岁和14岁的子瑜、孔明心间留下了深重的阴影，终这两者一世，都分别在各自的战线中不懈的与曹军奋战，以求护卫天下。
兴平东征过后，为了躲避战乱，亦是为了寻找到更适于生活的地方，诸葛武侯与自己的姐姐、幼弟于兴平二年，跟随当时已经受任成为豫章太守（今南昌附近）的叔父诸葛玄前往豫章上任，而他的长兄诸葛子瑜则陪伴着继母转而去往江东。由此，他们兄弟二人的人生道路亦开始了逐渐的远离。
若干年之后，当四十一岁的诸葛武侯受命成为汉朝丞相，他的兄长诸葛子瑜亦在江东集团如日中天。而刘玄德紧接着的伐吴之举，也使他们的立场由远离彻底转向了对立。
所幸的是，当后主刘禅继位之后，再度恢复与东吴建交的武侯收养了子瑜的第二个儿子诸葛仲慎为自己的嫡子，并屡屡与兄长书信往来。在政治道路上，他们注定远离彼此，但在亲情之路中，却始终并肩齐行，感情深厚，值得为后世之人所借鉴。
而去往豫章的道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由于当时天下正处于战乱四起，群雄争霸的时代，各地官府体制混乱。诸葛玄的豫章太守之衔很快被东汉朝廷派来的朱皓替代，无奈之下，诸葛玄只得带着一家老小前去投靠曾有旧交的荆州牧刘表，并在此定居下来。家乡琅琊阳都很快便成为武侯记忆中最遥远最模糊的一部分。而接下来在荆州所开启的人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时期，直接左右了他日后人生道路的走向。与徐元直的相交，和黄氏女的传奇婚姻，究竟是在为自己通往三国乱世的政治舞台铺路，还是名士风度使然。历史自然会为我们做出合理的解答。
建安二年，在诸葛武侯十六岁时（实为15周岁），叔父诸葛玄病逝。再度失去依靠的诸葛武侯遂与弟弟诸葛均一道躬耕于南阳，过着兄弟相依，不废读书的清苦生活。至此，琅琊诸葛氏的荣光可谓是消失殆尽，彻底没落于乡野之间。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诸葛武侯在前出师表中提及自己身世时，用上了“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语句来形容。但他到底不是正宗的布衣出身，且不论其祖上曾出过一个官至司隶校尉的诸葛丰，就他的父亲诸葛君贡（名珪）在生时，也曾出任过太山郡丞，叔父诸葛玄亦短任过豫章太守，他实质生长于东汉末年中下层官吏之家，自幼教育条件良好，随后虽然经历了一系列动乱与波折，十六岁便没入乡间劳作，不为世人所看重。但就他所结交的两位朋友徐元直与崔州平来看，武侯当时尽管徙为布衣，但仍遵循着孔子所说的“无友不如己”的诫诲，为自己挑选良朋益友，并始终保有较高的文士素养。
他是一个因为轮番失怙而被迫沦入布衣之流的官家子弟，并非一开始即出身为布衣，从小良好的教育背景加上父辈的熏陶，使武侯在社会地位下降后，依旧秉持着许多与布衣不相符的贵族气质。而他谈吐、眼界与思想更是超过这个阶层十倍、百倍。在这种自我身份与个人涵养严重不相符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选择抛弃身份的制约，从而去追求符合自己个人涵养的社会阶层，寻找与自己有共通语言的朋友，以获得内心慰藉。试想，如果你的家族曾为贵族，而你自己又身怀出众才能，当被迫成为下层劳动者后，你会选择勤劳能干却几乎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每天只关心口粮和家长里短的村妇为妻吗？你会与只有一把力气，品质淳朴，却完全弄不懂你在说什么的山夫为友吗？
任何人都不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既然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做到，为何要要求本来就不属于这一阶层的武侯屈身于这里呢？他是一条龙，就永远无法在浅滩中游曳自如。他有高远的志向，有不俗的谈吐，有经天纬地之才，又如何能使他与目光短浅的人们永远混迹在一块？
所以，无论他与徐元直为友，还是娶黄氏女为妻，其先决条件都是在双方个人涵养相对等的条件下。黄承彦是名士不错，他也的确娶了刘表后妻的姐姐，社会地位确实高于当时躬耕田垅的武侯。但，这桩亲事是武侯主动去提亲的吗？是武侯听说他家有个丑女儿嫁不出去而自动送上门的吗？
不是。
武侯择妇，是他到婚龄需要择妇在先。但却是老丈人黄承彦抢先一步挑上他。
黄承彦为什么要挑选武侯呢？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家徒四壁，每日不得不以躬耕为生计的异乡年轻人。莫非荆州没人了？
以黄承彦当时与刘表之关系，他的女儿就是再丑上十倍、百倍、千倍，也还是会有大批想攀附权门的才俊争相迎娶。乱世之中，最不缺的就是美女，而最缺的就是权力。
可黄承彦偏偏就看上了孔明，为什么？难道是孔明长得帅，有益于美化基因？
当然不可能。
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孔明有才能，足以配得起自己的女儿。
黄氏女丑归丑，但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除了丑以外，她还真是没什么缺点。才华出众，气质过人。从小家教良好，性格温顺。
这两人的才能正相匹配，这才是黄承彦为何选择武侯为婿的重要原因。
嫁女儿可不是丢包袱，再丑也是自己的骨肉，要切切实实的考虑到女儿出嫁后的未来，这才是为人父母所注重的。黄承彦是名士，他的女儿自然也不是平凡女子，而是一位才女。如若随便嫁给一个才能不相配的人，岂不是断送自己女儿的一生幸福？
“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
这是黄承彦在向武侯提亲时所说的话。
一般前来为女儿定亲的人都希望此事可成，故而会专门去针对对方所关注的重点来回答，例如长相如何如何，脾气如何如何之类的。而在黄承彦向武侯提亲时，他只说了“我家有个丑女儿，头发黄，皮肤黑但是才能却与你相配。”
在黄承彦的话里，女儿的长相其实并不是他所想说的重点。他之所以一再强调女儿的丑貌，当中其实是有考验武侯，瞧瞧其究竟是不是真的重才不重貌的意思。而他话语的重点并不是“女儿丑”而是“才堪相配”，足以证明在武侯择妇时，第一关注的重点是才能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在得到武侯的答应后，黄承彦便将有才无貌的黄氏女送到了武侯的家中。然后这个人便在历史上失去了踪影。既没有他在仕途在帮助武侯的记载，也没有任何武侯因此裙带关系而得到刘表委以官职的史实。武侯依旧躬耕于南阳，清贫度日。就连后来的出山还是有赖朋友徐元直的推荐之功，此人与武侯一样，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荆襄人士，而是逃难于此。
在政治上，武侯的婚姻并没有为他带来任何好处，黄氏女与荆州牧刘表的姻亲关系也没有使刘表与后妻蔡氏亲近武侯。相反，倒是刘表的长子，并非与黄氏有姻亲关系，为刘表前妻所生的公子刘琦很看重武侯。
公子刘琦是刘景升的长子，后母蔡氏是黄氏女的姨母。蔡氏一直偏爱小儿子刘琮而对刘琦防备有加。按理来说，和蔡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武侯应该为长子刘琦所避讳才是，怎么反而看重他，后来居然向他讨要保命之策？难道不怕武侯向蔡氏告密？
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武侯有才能，当得起这一重任。第二也直接说明武侯确实没有因为自己的婚姻而去刻意攀附刘景升与蔡氏，甚至可以说他压根就没打算和这两人攀什么关系。这才使公子刘琦能够放心将武侯视若自己人，而不担心他前脚刚献计，后脚就向蔡氏告密的情况发生。足可见武侯此人确实是心性磊落，不愿靠裙带关系去闻达于诸侯。
至于武侯与黄氏女夫妻关系不和而导致其中年无子的说法则更是无稽之谈。
且不说武侯一直倡导“夫妻以和为贵”，退一步说，东吴大都督鲁子敬也是一直没有儿子，直到四十六岁病逝之后才留下一个遗腹子继承家业，莫非他也如世人评说武侯一样，因为娶了个丑媳妇而导致夫妻关系不和，中年无子？武侯之主刘玄德亦是在四十六岁时才得长子刘阿斗，也是因为娶了丑媳妇的缘故？
古人生育力低下，医疗条件落后，况且武侯处于乱世，到处颠沛流离，夫妻间更是聚少离多。他的前半生一直劳心劳命的为自己三分天下的理想而奋斗而拼搏，忙事业，忙公务，忙着帮刘玄德看守荆州，忙着帮其足兵足粮，一心几乎都扑在了刘氏王业之中，到中年无子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脑补的地方。
至于人家未出山之前有没有孩子，这实在超出了史官的记载范围，与其钻入“因为夫妻不洽而不育”的牛角尖中，还不如想一想其他更有可能的选项——有孩子没有生下来，或是孩子接连早夭，不是比“夫妻不洽”什么的更加合理吗？为何一定要钻入这条牛角中，从而得出武侯是政治婚姻的阴谋家的结论呢？那么，从这场“政治婚姻“中，武侯又得到了什么好处？任用？升迁？财富？
如果非要说武侯从这场婚姻中得到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借由他夫人黄氏过人才华所带来的知识交流和学习，这才是武侯于这场婚姻中唯一收益到的东西。
小小的八卦一下：
关于诸葛武侯之子诸葛思远的出生问题，一直有两派意见：一是说为夫人黄氏所出，另一说则为诸葛武侯妾侍所育，由黄夫人抚养。
武侯之子诸葛思远（名瞻）是历史上唯一有明确记载和事迹的武侯血脉，出生于建兴五年，当时武侯四十六岁，夫人黄氏至少也要在四十上下。妾出一说倒也合理，可当中还是存有漏洞：
一、既然要纳妾延嗣，为何又要过继兄长子瑜的儿子为自己的嫡子？
二、既然要纳妾，为什么不趁着前几年刘玄德为汉中王时，他守成都有空闲的时候纳？而非要等到玄德去世，国内百废待兴，公务如山的时候才纳？
三、如果思远真为其妾所出，而此妾又为早年纳入府中，为什么一直等到武侯中晚年时才育子？莫非真是古人生育力低下？那黄夫人无出倒真是可以合理解释了。
由此，诸葛思远是黄夫人所出的几率还是大一些，而关于武侯夫妻不洽的说法也就彻底不成立。
此外，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武侯诸葛孔明从来都不是一个以人的外观外表而取人的人物。在他生命后期，曾启用了一个叫谯周的人。此人容貌素朴，举止怪异。初次见武侯的时候即因为自己的外观举止而惹得左右大笑，连武侯也几乎掌不住要笑出声来。但他还是忍住了自己的笑意，细心观察此人，发现其行为虽然怪诞可笑，但胜在有才，于是大胆启用。而谯周也因此对武侯十分敬重，武侯卒于敌庭时，谯周在家里听闻，于是亲赴其地吊唁。当时在附近的官员，只有他到的最快，足见武侯在此人心中的位置。
躬耕于南阳时，诸葛武侯常以管仲、乐毅自比，并好吟唱梁甫吟。此歌如今已不存，仅留有与之同名的乐府诗，写者已将其收录在本文的开头。亦有学者认为此歌确为武侯躬耕于南阳时所唱，对此写者抱有怀疑态度。更有可能梁甫吟为一套组曲，其余皆已散佚，仅留此首。从武侯时常以管仲、乐毅自比来看，也许他所吟诵的同名诗歌内容与此两者有关也未可知。
音乐是汉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在精神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虽然如今我们已不能得知武侯所吟诵的诗歌究竟为何，但他一边高歌一边躬耕的行为却已显示出其不同于常人的气韵。
汉高祖刘邦就曾作有大风歌，借此抒发内心情感。无论现今之人如何评判汉高祖刘邦，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有一种旁人所不及的气质与志向，故而才能以秦末一微小亭长成为坐拥天下，猛士皆来效命的大汉之主。其心志、魅力，远非常人可比拟。一如躬耕于田垅的武侯，虽然只守着一方小小的天地，其内里却已具有匡扶明主，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他终究是要离开这一方浅浅的水潭，遨游于天际，去开拓属于自己，属于大汉子民的辉煌之业。
对于武侯的自比，当时之人多抱有怀疑且不信的态度。谁能相信这样一个似乎一辈子都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清贫文士会有一天走出这不属于自己的道路，成为他自己口中所比拟的”匡经扶纬之才“呢？
可徐元直就信，崔州平也信。对于孔明的才能，几乎没有比他们更了解的人了。
同样，武侯姐夫的父亲也对此深信不疑，他甚至给了武侯一个“卧龙”的称号。他，便是凤雏庞士元的伯父，庞德公。
史料记载，诸葛武侯的姐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即庞统的堂兄弟。诸葛氏女与庞门的婚姻本不该遭到任何非议，然而在现今，它却又一次成为了武侯攀附名门的铁证。更有甚者竟然公然称“武侯嫁姐此举，正是为了博得素有识才之名的庞德公赐号，以便为自己走向政治舞台造势。”
首先要明确的是，诸葛氏女与庞山民的婚姻并不是武侯促成的，而是早在其叔父诸葛玄生前即已过门为媳，成为庞家的一份子了。
诸葛玄死时，武侯为十六岁，诸葛氏女为武侯之姐，年纪必然年长于武侯。汉时女子的适婚期是在十五至二十岁。十五岁为女子的及笄之年，是女子走向成熟，可以婚配的标志之年。汉时女子一般女子的婚龄都在十五、十六岁，到十七、十八岁时就已经略显成熟。至十九、二十岁便是现今所称的“熟女”，择偶标准将会大大降低。何况，叔父过世亦有守丧期，在此期间是禁止婚娶的。故而，从年龄上推算，武侯之姐诸葛氏女应该由其叔父生前许配给庞氏，并过门成婚。
庞德公为一代名士，然曾担任过豫章太守之衔，又与刘表有旧的诸葛玄无论身份抑或是学识都丝毫不逊于德公，完全不存在攀附之论，最多可以算作是诸葛氏与庞氏的联姻。而后诸葛玄病故，其家族的社会地位才开始下降，而此时诸葛氏女嫁入庞门至少也一年有余，根本不存在“武侯为求名而嫁姐”一说。
其次，武侯的卧龙之名为庞德公首推确为事实，但庞德公何许人也？识才智士。其识才之名早在遇到武侯之前便远播乡间，他亦称自己的侄儿士元为“凤雏”。而庞士元之才在益州争夺战中明眼可见，武侯之能亦是举世共睹。难道“卧龙”“凤雏”之名这两人当不得？还是言过其实？
再者，倘若这两人与庞德公毫无瓜葛，只是几次遥遥相见，德公又如何能给出“卧龙”“凤雏”之名，又如何可以窥见隐藏在耕田小子诸葛孔明与自己那朴钝侄儿身上的才能？况德公有两子，若他真有私心偏向，何不将此名赠与自己的儿子们？
正如武侯后期于蒋公琰、费文伟的推荐。这两人哪一个不是多年跟随在武侯身旁，为他所熟知。若非早为武侯熟知，深洞其身上之才能，又何以于临终之时放心大胆的将蜀汉王佐之业交予两人手中？庞公之名，武侯之荐，其心何公！
无论是与庞氏结亲，还是婚娶黄氏。这两次婚姻都属于诸葛氏与他氏的联姻而并非攀附权门。如果只把目光着眼于武侯没落后的家世，而忽视武侯的自身素质或是刻意抬高庞、黄两门的社会政治地位，那么，自然是会得出非常偏颇的观点。
躬耕与南阳，武侯为什么喜欢以管仲、乐毅自比呢？
如果想了解这一点，我们要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人的事迹。
管仲，春秋战国时期人，少年失父，仅有老母，因而生活困顿。为了生计，做过许多行业，几经波折之后，才在其友鲍叔的推举下，由齐桓公亲自迎接，成为国相。他襄助齐桓公成就千秋霸业，有“春秋第一相”之称。
乐毅，其祖上为魏文侯大将，因有功而受封。先为赵人，后为避乱来到魏国，因燕王礼遇自己而最终投效燕王，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弱燕战胜强齐，连下七十余城的战役。
但凡我们以某些人物自比，那么在那些人物的身上就具有某些与我们相通的特质，并承载了一部分我们对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的憧憬与向往。
武侯为什么以这两个人自比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向往成为如他们一样的神话制造者，向往成为如他们一样的王佐之才，向往能够如他们一样得到明主的赏识与礼遇。
从他自比管仲、乐毅的这一刻起，武侯的道路其实便已经确定——他要成为的是王佐贤臣，而并非乱世雄主。王者，并不是他的向往，辅臣才是他真正决定要走的路。
当多年之后，刘备亡故，新主刘禅庸弱，国家大权唾手可得，一切都只有一步之距。就是在这样强烈的诱惑下，武侯却依旧能记得自己当初的梦想与选择，坚定不移的走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中，竭力于王佐之本分，匡扶幼主，而从未想过偏离自己所在的道路一步。如此，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到油尽灯枯，一直走到银丝密布，一直走进他用尽一生心血，也未能走出的定军山。
悲哉武侯。
管仲与乐毅的身世都有部分与武侯重合，相信这也是他为什么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选择以这两人自托的原因。例如管仲的少年失怙，流于贫穷。乐毅的祖上显赫，而他本人年少便遭遇战乱。
自托于这两人也充分显示出了武侯对自身所具才能的自信，相信自己与他们一样具有经天纬地，匡扶社稷之能。他所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位慧眼识才的明主，一位能够如齐桓公、燕王一样礼贤下士的王者之才。而刘玄德的三顾茅庐，谦和诚恳也着实将武侯心中那觅寻英主的，梦想变为现实，使他内心充满了对玄德的感激与赞许，也使得他自踏出草庐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与其主上生死与共，开创天下。
前文说过，武侯的出山主要得赖于徐元直在刘玄德面前的举荐之功。亦是他告诫其主，孔明是一位不可居就的贤才，若想请得他出山襄助，礼数上一定要做的周全，遂才有了日后名扬天下，为世人所称道的三顾茅庐之佳话。
不过，还有一个人亦对武侯的出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力。若无他当时的秉言直荐，玄德也不会如此爽快的就答应徐元直亲自前往隆中草庐拜访当时几乎是自己子侄辈的卧龙先生，诸葛孔明。
这个人就是与“卧龙”“凤雏”齐名于荆州，同为智士庞德公所看重的“水镜”司马德操。
年长于武侯数十岁的司马德操与庞德公、黄承彦同为荆襄名士，常年隐居于乡野，不问世事。
当刘玄德于徐州大败，不得已前往荆州投奔刘表时，曾想请这位隐世大贤出山相助。但是司马德操拒绝了玄德的邀请，谦称自己是“儒生俗士”，并说道“将军若想得人襄助，何不去寻找荆州俊杰？”而他那一句语带双关，如谜语一般的引荐语，也立刻引起了玄德的兴趣：
“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被问及这两者究竟是谁时，司马德操不假思索的将这两个日后注定要为刘玄德奉献出自己一生的贤才告诉了他：
“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这是刘备第一次听见他们的名字，此时他尚不知道这两个姓名对自己意味这什么。十七年后，自猇亭大败而归的刘玄德躺在自己用自负与一意孤行建成的病榻上时。凤雏庞士元早已故去，用生命与鲜血换来了他如今所立足的国度，而自己却静静的躺在蜀地冰冷黑暗的坟茔中长眠。
而卧龙诸葛孔明此刻正星夜兼程，带着他两个年幼的儿子奔驰在前往永安宫的道途上，内心充满对即将到来的新时期的担忧。自隆中出山后，孔明已逐渐成长为他王业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成为支撑蜀汉后方最重要的梁柱。是他的左膀右臂，是他最为倚重的丞相。而他，即将要将这片承载着自己一生梦想、希望与心血的大地托付于孔明，要将自己的未尽之志、自己的血脉，自己曾经所拥有的一切都交托给这个在荆州青山绿水间初次相闻的人物：
诸葛孔明。
第二部分——武侯入蜀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
“孙权据有将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隆中对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残酷，会将人们相信多年的事物统统化为乌有：没有经典的草船借箭，没有神秘的施法借东风，就连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三气周瑜之戏码也不复存在。于是，迷茫中的三国迷们不禁要问了：那么，在辅佐刘备的最初，武侯诸葛孔明究竟为这个集团做出了何种贡献，来获得内部的承认与尊重，以致到中后期，刘玄德会放心将后方根据地全盘托付给他，甚至临终前将自己的大业一并交予他的手中呢？
其实，对于当时处于夹缝中求生存，又寻找不到奋斗方案的刘备集团来说，武侯于他们最大的贡献，便是这个具有开创时代意义的隆中对。它为处在迷惘之中的刘备集团指明了方向，宛若漫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他们照亮了前方的道路。而后刘备集团正是以隆中对中的战略方案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季汉王业，而武侯一生也随着这个计划的展开而缓慢走向壮烈、为后世之人所嘘唏、感叹的无尽悲剧。
早在建安五年，东吴的谋士鲁肃鲁子敬便与主公孙仲谋讨论到过当今的天下大势，以及孙仲谋在此间的位置，这一番谈话也被如今某些“专家学者”称之为“东吴版隆中对”，我们且先来看一下其内容：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
“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多务也。”
“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鲁子敬这一番话无论是从战局考虑亦或是天下大势都比隆中对要来的混沌，模糊，且残缺脆弱。
既没有提到三分天下，也没有就当今迭出的枭雄、地方诸侯势力进行详细的阐述，甚至没有意识到一旦天下局面大变，两分天下时如何应对北面曹魏，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并丝毫没有提及益州沃野的重要性。只是单就东吴如何于乱世中生存、发展的一简短的当下建议，不似隆中对具有规划未来几十年前景之效力。
武侯之隆中对，局面清晰，战略明确。欲效仿汉高祖刘邦当年，为玄德大定天下。由于有前人之例做借鉴，具有高度可实施性与成功性，几乎可以说是完美无懈，确定了之后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三国鼎立之局面，是一张波澜壮阔，大绘汉室河山的宏伟画卷。尽管最终没有如愿以偿的为季汉天下带来统一，但也是刘玄德最后孤注一掷的伐吴之举而导致大局彻底崩毁所必然形成的结果。
它毕竟为东汉末年的纷乱与不稳定带来了初步的安定，而且自出世起就决定了整个乱世的走向，也为之后不属于己方的天下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战略层次看，它规划了整个时代，并深远的影响到后世军事家的大局目光。
所以，即便没有火烧博望坡的神机妙算，没有草船借箭的独具匠心，亦没有施法借东风的鬼神难测之才。二十六岁便提出“天下三分，独占荆益”的武侯诸葛孔明对于时局的洞悉与觉察已然超出了包括郭奉孝、鲁子敬、周公瑾在内的一干能臣干将。因为他所谋划的不是一个战场，而是一个时代。任何人，包括群王诸侯，善将智臣，都在为他所创造出的时代忙碌、奔波。而这个时代也正因为他富有预见的构画，正徐徐的展开宏大的图卷——三国，便由此开始。
建安十三年七月，刚刚成为大汉丞相的曹孟德加紧了他的统一步伐，亲率数十万大军南征刘景升，再一次向乱世诸雄们展示出自己决意总揽天下的宏图伟志。
八月，还未等及曹军入境，荆州牧刘景升病逝，少子刘琮接手荆州。
九月，曹孟德的大军进入荆州地境。没有经历一场战斗，也没有通知近在咫尺的皇叔刘玄德，刘琮消无声息的打开襄阳门户，遣使投降，将荆襄九郡拱手交予曹孟德。
刘琮对于玄德的瞒而不报，将当时驻屯于樊城的玄德推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通知与警告。当曹孟德的前军进驻新野后，玄德这才得知了刘琮的投降和曹军的最新动向。
（注：关于此事曹军究竟驻于何地，陈寿的三国志前后不一。魏书记载“驻于新野”，蜀书记载“卒至宛城”，两地相差二百余里，直接影响到刘玄德的战术安排。若在新野，则曹军已近，逃为明智之举。若在宛城，则时间仍有余，可取襄阳自保，不至于奔逃。
因陈寿为晋人，魏由晋代，史料详尽，故魏书记载应确于蜀书，加之校验华阳国志，亦云“至新野方知”，故本文采用“前军驻于新野，后军尚在宛城”之说法。）
刘琮此举其实颇有献玄德于曹军的意味。当时刘琮驻于襄阳，玄德驻于樊城，中间仅隔一条江耳。而刘琮竟没有想起通知被曹孟德列于急欲消灭之对象的刘玄德一声，事后在听闻其驻马于门前时更惊惧不敢起，可见其确有出卖玄德之心。
被刘琮几乎献于孟德军前的刘玄德当时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曹军驻扎的新野离樊城不过一两百里，最快一日可至。樊城失守已是时间问题，而一旦落在曹军之手，他将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做了当时任何人都会选择做的事：放弃樊城，退守江陵。
江陵是荆州的军事重地，内有充足的军辎粮实，西接刘璋，东连孙权。以刘玄德当时之兵力，退守江陵是他唯一的选择。
由于当地民众对于曹军的到来心怀恐惧，生怕徐州生灵涂炭的一幕亦会在荆州上演。于是当玄德之军南下时，宁愿跟随心性宽仁的玄德离开家乡的荆州民众士绅竟有十万之多，当中不乏刘琮的亲随左右及荆州各级官员。而刘氏大军的速度，也由此被严重拖慢。在此情况下，刘玄德便派遣关云长先率领荆州水军沿江而下，相约于江陵会面。
另一边，得知玄德逃走，生怕其会率先占据江陵重镇的曹孟德派遣出五千精骑，日夜急速追赶其部曲。终于在当阳长坂坡上追上，大破其军，并俘获大部分随玄德南下的民众，其中便有谋士徐元直之母。
玄德只得率十几骑奔逃，其部将张翼德则领二十骑断后抵抗曹氏精骑，赵子龙则身抱幼主阿斗，于乱军之中护卫主公妻小。（保姆云啊~~）
当时陪伴于刘玄德身边的只有他的两位谋士诸葛孔明与徐元直及十几余众，能于乱军之中不弃这两个丝毫不能保护自己的谋臣，也足见玄德对于他们的器重之恩了。
不过在此一役中，徐元直之母为曹军俘获，徐元直也由此离开了刘玄德，返回荆州救母，从此，再没有回到玄德身边。
（狮子小小的八卦一下，由徐庶之母为曹军俘获可见，当时其母必随刘备之军南下。也就是说，孔明之妻黄夫人这时也是在军中的。咱们的丞相好运气啊，要是月英姐被俘了，就要轮到他回曹营了，或者，为了大业，不会？大家认为呢？）
从曹氏精骑下突围成功的玄德在汉津与云长所率之水部相遇，并一同汇合了由后赶至的翼德、子龙等人，以及刘景升长子刘琦所率来救援的万余人部队，总算可以暂时歇下一口气。
此后，又要何去何从？
而从东吴前来吊唁的使臣鲁子敬的出现又给了处在黑暗当中的人们一丝曙光。
（注：关于子敬的出现问题又是陈寿三国志中不严谨之处。吴、蜀两书记载不一。吴书的子敬出现于当阳，蜀书则无记载，仅有孔明去吴一说。一曰“会于当阳”，一曰“孔明独去结盟”。写者认为应该是子敬、孔明、玄德相见在先，子敬与孔明一样，都是深知两家联合之重要的人物，故而在见面之后，共同劝说玄德联盟。并在孔明入吴时，为其引见了吴主仲谋，结盟江东。）
事权情急，在见到子敬后，孔明便知道此刻可保全保全主公刘玄德的唯一方法就是将东吴也一同拉下水，借助东吴的精兵良将，解除他们的燃眉之急。
由于荆州一失，与之连壤的东吴也必将面临是和是战的难题。与立志一统天下，又被孟德视为死敌，欲除之而后快的主公不同。吴主孙仲谋作为占据一方的诸侯，除了战，还有降这条路可走。不过，随着他的投降，隆中对大局必将为之崩坏。主公刘玄德就会成为曹孟德优势兵力的集中征讨对象，天下随之也会落入曹氏之手。
战略的最大意义在于实施，如果没有了实施的环境，再好的计划都是纸上空谈。
如今，摆上武侯诸葛孔明面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以自己的智能说服当时于战于降之间举棋不定的吴主孙仲谋倾出全力对抗当时号称有水步八十万的曹氏大军。并与自家主公结盟，从而保护隆中对大局不致崩坏？
说服主公和东吴结盟轻而易举，可怎样说服偏据一方，势力不小的东吴与自家主公结盟，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当时仅有二十七岁的诸葛孔明身上。
不能不说，除却战略眼光独到外，武侯诸葛孔明还是一个颇具外交才能的政治家。他对吴主仲谋的说辞，丝毫没有折损自家的颜面，并始终坚持共同抗曹，而非依傍东吴之军为自家解围的说法，只言片语间就令吴主孙仲谋倒向了“积极抗曹，三分天下”的隆中对大局。在保住主公刘玄德之余，亦收复了日后的荆襄四郡，初步实现隆中对中的第二步：东结孙权。
诸葛孔明于吴主孙仲谋的结盟说辞是古代外交家取得成功的精彩范例。虽然陈寿之文才远不如武侯，但他所记录下的语句读来仍令人觉得经典万分。诸君如有空，可前往一读，这里不再做赘述。
小八一下，孔明和公瑾：
历史上的孔明与公瑾是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火花对撞，作为东吴年轻的军事领袖，周公瑾的才能更多的是表现在战场上。当然就东吴政务来说，他亦有良策建议，但与孔明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多交集。除却孔明前往东吴的那几日，他基本上就没见过这个年少自己六岁的外交使臣，更没有妒其才能的相害。公瑾在史上以宽弘著称，富有才华，精于音乐，时人谚曰：“曲有误，周郎顾。”
仰服于玄德之雄才，又心佩孔明之奇雅的吴主仲谋出兵三万，由周公瑾、程德谋（程普将军）所率，并与刘玄德、刘琦的两万兵马合军，大破曹孟德于赤壁之下，其舟船、战兵毁伤大半。经此一役后，曹军元气大伤，遂引兵北上，不复相侵。
刘玄德遂趁此时机收复荆州诸郡，并立公子刘琦为荆州牧，安抚人心。而武侯诸葛孔明也由此回到了阔别数月的荆州大地。
刘玄德所收复的荆州仅为大江以南的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长沙郡以北的四郡则属吴，为周公瑾奉邑。周公瑾时在南郡，其郡南部各县亦为玄德所有，两者跨江而分，各治南北。江南为玄德之地，北属仲谋。由于玄德所领四郡皆为自己亲自带兵收复，没有骗公瑾占荆州一事，所以“借荆州”一说仅为东吴当时的内部说法，并不属实。
而孙、刘两家之矛盾，也正因为这样的划江而治埋下了隐隐祸根。
恢复荆州江南之地后，玄德任命孔明为军师中郎将，令他督管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足兵足粮。当时玄德手中仅有四郡，三郡皆交由孔明之手，可见对其信任之深。
在武侯诸葛孔明出山辅佐刘氏父子的二十七年中，经历了十几场战役，然而在这些战役当中，仅有三场战役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与街亭之战。
头一场战役决定了天下三分的趋势，第二场战役形成了三国最终的势力分据，第三场战役则注定了武侯北伐无功的结果。他的命运亦因这三场战争的或赢或败，而缓慢走向“鞠躬尽瘁，却恨未夷”的悲壮道路。
赤壁战后，刘玄德的势力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很快形成了以诸葛武侯、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为核心的军政统治层。
通过对荆州四郡人才的大力吸纳与任用，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被注入到刘备集团内部。军队方面，也因四郡密集的人口得到了快速补充，为日后的入川取蜀打下良好的基础。曾经暮气沉沉，看不见未来在何方的刘氏部军在荆州水土的滋养下，焕然重生，摇身一变成为一股朝气蓬勃、势头刚劲的新兴势力。
荆州，孕育了季汉王业的雏形。此时的它正如一只静卧于大地间的幼鹰，耐心的等待着自己周身的羽翼逐渐丰盈饱满，双爪日益强健锋利。虽然目前尚且幼小，却已然展现出遨游于九霄碧空的王者之姿。很快，它振翅高飞的英姿便会为世人所见，而它划破长空的潇然长鸣，也将会响彻于荆益大地，并久久的回荡在东汉末年纷乱而广袤的天地之间。
建安十五年，吴主孙仲谋相约刘玄德共伐川蜀。值得玩味的是，孙仲谋此举并非是出自巩固两家盟好之意图，也绝不是因为当时孙刘互为姻亲而好心分玄德一杯羹。而是，他不得不如此。
东吴当时占有荆州江北四郡，其属地实与益州接壤。然而，出动大军伐蜀绝非易事，军械粮食必须与之随行。于是，不得不溯江，经过玄德所属之江南诸郡。东吴无法越过刘氏地盘而独取蜀地，唯一可行的方案便是两家再度联手，共同伐蜀。
因此，一向精于谋算的孙仲谋才会相约玄德共分蜀地。
政治就是如此的现实，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没有扼住对方咽喉的要害之处，便难以为盟。诸侯们往往以利合，最后亦以利而分。
深谙其间奥妙的玄德自然不会答应吴主共同伐蜀的构画。因为依照他与诸葛武侯在隆中事的构想，益州这块千里沃野是他刘玄德的必取之地。若是想要一统这纷乱的东汉末世，他必须取下这块曾经成就了大汉四百年伟业的土地作为后顾之本。荆州，因为东吴在赤壁之战的出力，已是两家分治，如何能让益州大地再度遭逢这样的命运？如若真如孙仲谋之策，那么自己在不捞好之余，还可能面临被东吴反歼的命运。于是他拒绝了吴主的提议，由于军资运输受阻，孙仲谋无奈之下也只有收兵作罢。而刘、孙两家的矛盾亦是在此时悄然萌芽。
建安十六年，接受益州牧刘季玉之邀请，入蜀抗击张公祺（名鲁）的玄德，带领着军师中郎将庞士元与数万步卒，和前来迎接自己的荆州使臣法孝直（名正）一道，浩浩荡荡的踏上了这片他渴望已久的丰美土地。
一切，都依照着隆中对中所构画的大局，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季汉王业，即将崛起在这片大地当中。
玄德入蜀之后，荆州的军政大务便交到了诸葛武侯与关云长的手中。千万不要以为武侯此时就如演义与电视剧中所描绘的那样：独揽荆州大权。
这是不可能的。
武侯当时在刘备集团中的职位是军师中郎将，在三国时代，很流行在将军等职位前加上一个名号作为某人的具体官职。
中郎将按武官级别来算，处在第二级。汉时武官职位从上到下依次为：将军，中郎将，校尉。
由于武侯当时在集团中资质尚浅，尽管深得主公刘玄德的倚重，可玄德到底也没有真的就因为这份器重之情而擢升他为将军，而是给了他一个处于中间位置的官职：军师中郎将。
军师，无疑是武侯一直在刘玄德身边扮演的角色。中郎将，则决定了年轻的他此刻在众臣属之间的位置。他不可能仅凭自己的机智干练就一下跃过数十年来与玄德出生入死、共历患难的关云长与张翼德，独掌他们一同出力占夺的荆州四郡大权。
他并非没有这个本事，而是时机尚不成熟。在经历了云长翼德等一干骨肉重臣对主公深器自己的不满后，武侯现在所急需要做的不是一个劲往上蹿，而是要与身边这些年岁远长于自己，差不多都是自己父辈的同事们搞好关系，让这种眼红闹内讧的事情不再发生。
事实上，他做的相当成功。
在治理荆州之余，武侯亦与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等人相交甚欢。以至于后来在攻陷益州之后，当依旧很年轻的他被刘玄德封为军师将军，终于与云长、翼德同列之时，此二者心悦诚服，毫无异议。
武侯与张翼德，关云长、赵子龙的关系自荆州相处后，一直很融洽。到了益州之后，依旧不改。
现今有许多“专家学者”无端指控武侯与关云长之间关系不洽，控诉武侯是导致云长后期败毁的罪魁祸首。完全是一派胡言，毫无事实根据。
“专家们”为何认定武侯与关云长关系不洽呢？无非是因为撰写三国志的陈寿那一句“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以及他日后独守荆州的事实而推论得出。
我之前说过，读史不能单凭脑补与架空想象，更不能断章取义，不把一句话读完。如此，即便忠心国家如岳飞，在这样的“专家”面前，也会变成不忠不义的小人。更何况后期手握国家大权，可代君王职的诸葛武侯。
关云长“骄于士大夫”是史实，而他之后的独掌荆州亦是事实。可是如果单凭这些就推测出“武侯与关云长关系不洽，而后挟私报复”，未免有失公允，也过于武断偏颇，可谓是“脑补过度”之结果。
因为史实也同样记载了，在关云长与张翼德眼红武侯待遇后的几年中，武侯与他俩的关系就已经发展到“同列主前而不妒”，“并肩迎敌于战场”的份上。关将军既没有因为武侯与翼德、子龙撇下自己入蜀建功而妒忌，也没有因为战后刘玄德对武侯的擢升而不满。倒是后来，当云长于荆土听闻马孟起来降，又起比试相争之心时，是武侯诸葛孔明的一封书信把他老人家哄得服服帖帖，心花怒放。
要知道，关云长年长武侯二十一岁，平时也是手不释卷，善诵左传，属于文武兼修，又有那么一点傲气的人物。而他与刘玄德的关系早在十几年前就到达了“同睡同食”，生死不弃的地步。玄德给予他信赖之情，只怕更甚于对武侯的信任。
就是这样一个无论身份、资质、功绩和与主公的个人关系都远胜于诸葛武侯的老将军，竟能容许与自己子侄同辈，年纪轻轻的诸葛武侯在信中戏称自己为“髯”——就等于现在笑称某人的“胡子君”一样。并在看了武侯的信后心情大悦，动辄就出示给身边的人观看，也可见当时他与武侯的私人之交已到达了一个较为亲密的境界。
可以戏称对方为“髯君”，并使闻言的一方不怒反喜，这能是“两人关系不融洽，武侯挟私报复”的表现吗？
关云长是个不爱伪装自己情绪的坦率汉子。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高兴就是不高兴，满满的都写在脸上。就像他当初不满武侯被刘玄德捧在手心上，直接就找到玄德大发牢骚，丝毫不掩饰。又如他日后听闻马孟起来降，写信给武侯时，也是毫不隐藏自己内心的情绪。直至刘玄德晋为汉中王，大封群臣时，他因不服与年老的黄汉升将军（黄忠）同列，拒绝受封，依旧是大模大样的表现于人前，绝不避讳半分。
新三国里说他与翼德私下议论诸葛孔明而表面与之亲善，真是小瞧了我们的关二爷。他是一个真性情的汉子：喜则笑，不平则拍案而起，从不会做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伎俩，也不会克制自己的真实情感。他看不起孙仲谋就是看不起，张口就给他来个大难堪。你可以说他“骄矜自负”，但他有没有这个资本“骄矜自负”呢？
他有。
他是名震四野的三国虎将，文史武功都颇有成就，并且深得主公信赖。他在世时，除了老大刘玄德，谁也不能管制他，而他又是个心气颇高的性情中人，自不必特意给旁人面子，也无须看他人的面色过活。
但他在与武侯诸葛孔明共同管治荆州时，居然消无声息到连一句抱怨武侯的言语也未曾有过。随后诸葛孔明入了蜀，建军功后，如黄汉升一般与他同列时，亦不见他有任何怨言。当武侯在信中戏称他为“髯”时，同样不见他因这戏谑的称呼而勃然大怒，反而满心喜悦的将其信传于四周，足见其当时与武侯关系之融洽。
政治地位低于关云长、张翼德与赵子龙的军师中郎将诸葛孔明，在统理荆州时，也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而是与驻扎在江北的大将军关云长共领荆州。从地位上说，他不算是云长的从属，在政事上，两人是互相商量，共同管理，基本上属于合作搭档。
武侯根本就没到达能于入蜀前“决定谁来镇守荆州”的重要地位。毕竟在他之上还有三位将军，不是他这个中郎将所能统领的。
由谁来独守荆州，这等大事自然是该由主公刘玄德决定。
如果说，让关云长镇守荆州是武侯的决定，那也着实太抬举他当时在荆州的位置了。在赤壁之战前，武侯在刘玄德身边仅为宾客，无位无分。到玄德占领荆州四郡，才给了他军师中郎将这样一个不上不下的中间职位。
虽然实际中，武侯所握有的权力远高于这个名义上的官职，但莫要忘了，他手中的职权是主公刘玄德给予的。当刘玄德率军入蜀后，他手中因主公器重而给予的超额职权也会相应折减。更何况，刘玄德临行之前，也并没有如演义里一样豪气满满的将荆州一应大事都全权交给诸葛孔明处理，而是让他与关云长共治荆州。
而云长无论年纪、资历、功绩、威望无一不在武侯之上，武侯又如何能自说自话，留下一个职权地位都比自己高一级的人在荆州？那云长不在玄德面前参他一个“僭越之罪”，倒真是奇怪了。
唯一能使关云长心平气和，决定由他来镇守荆土的人物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顶头上司，集团老大刘玄德。武侯自己亦是受主公之召而与翼德子龙一道入蜀，并非民间一些专家所言，是自己决定的。
那么，刚刚入蜀才一年的玄德，此刻又为何要忽然飞书急召当时据于荆土的武侯等人率军前往益州呢？
理由很简单：他那时和益州牧刘季玉彻底闹掰了，急需人马前来夺取益州。
益州争夺战，是武侯诸葛孔明第一次于人前展现自己的军事才能。此前他督治荆州，已经显示出非凡的治理之才。而这一次与张翼德、赵子龙的联手围攻，则令他身上隐藏着的军事才能得以显现于众人眼前。
建安十八年，诸葛武侯、张翼德与赵子龙分率大军溯流而上，杀入益州地界。仅用了短短时间，便降下巴东地区，进入江州，并和当时的巴郡太守严希伯（名颜）展开激战，严希伯不敌，被刘军俘虏。
严希伯可算是刘季玉手下中比较有胆识忠心的一个，面对刘氏大军的气势汹汹，丝毫不感到畏惧，没有像同一时间在绵竹抗拒玄德之军的护军李正方（名严）一样，投降敌军。而是据城不降，顽抗到底。因为他的忠诚和勇气，破军之后的翼德没有杀死他，而是将其释放，请其出任自己的宾客。
拿下江州后，刘氏大军的兵马便开始了分头出击。赵子龙独领一军沿外水而上，一气攻取了江阳、犍为；而张翼德与诸葛武侯则由内水而泝，北上夺下德阳。之后，武侯便留守在德阳，而翼德则继续泝水进军，攻打巴西郡。
结合《陈志》与《华志》当中对于翼德、武侯进军情况的描述，身具万夫不当之勇的翼德应是主攻手，而诸葛武侯则担任副攻之职，两者间相互配合默契，智勇相结，因而极顺利的就打败了德阳太守张君嗣（名裔，日后为吴军所虏），攻克此郡。另一边，独泝外水的赵子龙也是捷报频频，大军直逼犍为。
赵子龙、翼德与武侯，加之玄德的雒城大军，共同形成合围之势，死死的将益州牧刘季玉锁在了成都当中，进退不得，成为名副其实的瓮中之鳖。其大势早已在雒城被攻下的那一刻起，就不复存在了。
在刘玄德进取川蜀之初，曹孟德的副手赵叔茂就与征士傅干讨论过玄德攻下蜀地的可能性，当谈及玄德身边的这三位股肱之臣时，傅干这样描述道：
“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
“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
“此三者，皆人杰也。”
最后他总结了一句：
“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
“达治知变，正而有谋”是傅干对诸葛武侯一句十分客观的评价。作为孟德的掾属，他的立场本就与身为玄德辅臣的武侯相对立。按理来说，是不应该夸奖褒扬敌方将臣的。就算要说，也不会过分去抬高对方的身价。万一落入主公耳中，又是麻烦事一件。所以，客观评价是他当时所唯一可言可行的。
将荆州治理的井井有条，又与同事们相处融洽的武侯的确也当得起“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这八个字。
相比起“居其土而献其地，食其禄而害其主”的法孝直。武侯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有亏于玄德的事情，一直忠心耿耿的效力于其鞍前。在他死后，仍旧一心一意的辅佐才识并不如父亲的少主，不可不谓之“正”。而青年时即提出的“隆中对”亦不可不谓其“有谋”。至于达治知变，更是一再为世人所见。因而，傅干的这八个字真是将武侯概括的恰到好处：他乃社稷之重器，国君之辅相。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人可担得起“千古一相”之称谓。
他以自己一生之忠诚，满腹之才智，将一个国家稳稳的担在自己肩上，用自己二十余年的奉献，创造了蜀汉，乃至整个三国时代里最辉煌灿烂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