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211-265）即晋文帝，晋武帝司马炎之父。字子上（《三国演义》中字子尚），河内温人（今河南温县）。司马懿次子。三国曹魏后期政治家和军事家。昭随父抗蜀，多有军识。司马昭的书法和文集都曾经流传于世。司马昭虽出身豪族，但却没有沾染纨绔子弟浮华奢侈的恶习，在曹魏王朝的末年，他代表了积极进取的新兴力量。
司马氏没有使汉族差点灭种，恰恰相反，司马昭招抚的少数民族比汉族人口还多，他执行的政策当时并没有造成民族内战，是民族团结的政策。大量少数民族自觉自愿地改汉族姓氏，《晋书》中有很多记载，司马氏执行的政策挽救了东汉末年汉族仅存五百万几乎灭种的危机，晋朝统一时人口增加到1600万，汉族人口增加了三倍。他的儿子晋武帝继续执行了增加人口的政策，太康年间户口依然是增加的，太康盛世中，数年间，户口就增加了上百万。
王元姬（2－268年），王朗之孙女，王肃之女，司马昭之妻，晋武帝之母王
元姬从小聪慧，八岁就懂朗诵《诗经》、《论》，特善《丧服》一节，文义过目不忘。她对长辈意旨的判断百发百中，父母因此命她管理家事，她处置得事事得宜，显示出她的明达事理。十五岁嫁给司马昭，生5子1女。
她知书识礼，性情贤淑，做妻子、做儿媳尽心妇道。父亲去世后，因居丧悲痛衣带渐宽，言与泪俱。司马炎称帝，尊她为皇太后，她仍亲自捻线纺织。她性情俭素，贵为皇太后却使用不加文饰的器皿，衣服也是洗了再穿。但是出口必是儒家经义的雅正辞义，侍臣的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诬陷中伤她也是能够明辨的。
1、司马昭其人其事
很多人因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成语记住了这个人，把他定位成一个不大光彩的野心家。
事实上，司马昭是三国后期最了不起的军事家、政治家。三国后期的政治局面远比前期复杂得多，司马昭在继任司马师的职务后，很快能独当一面，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断，固然与他手下有一批足智多谋之士帮助他出谋划策有关，但是身为一个领导者，最主要的还是看他有没有决策力和判断力。司马昭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极少出错。甚至当钟会和邓艾征蜀时，他远在千里之外，依旧对前方局势洞若观火，准确地预见到钟会和邓艾的下场。
晋书上有一段话，写司马懿打算干掉曹爽的势力，只和长子司马师商量，直到第二天要行动了才告诉次子司马昭，晚上司马懿偷偷去两个儿子窗外听墙根（好囧），长子高卧酣睡，次子辗转反侧，司马懿下结论说“看来还是老大能成事啊。”我看这段评价有点不大公平。司马师作为整个政变的参与者和谋划着，一切行动都心中有数，没什么好担忧，但司马昭在行动开始前十几个小时才知道，心生忧虑也是人之常情。我总觉得晋书对司马师比较偏爱，写他的外表，名声，处事，赞誉之词居多，但对司马昭却总是有意无意贬损几句。可能是因为司马昭的手下后来杀了曹髦，在史官看来，这是非臣之举。
2、家世性格。司马氏出身于五帝之一的高阳之子重黎，在夏商周乃至楚汉历朝历代都做官，可以说是家世渊源。总的来说，司马昭的性格比司马师宽仁。
司马师属于名流精英那类人才，晋书写他“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晏常称曰：‘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就是说，能见微知著、成就天下大事的，是司马师（字子元）。夏侯玄是人称“玉树”的那一位，不仅长得美，也是一位大名士。何晏是曹操的养子，他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曹操很欣赏他。晋书形容何晏“美姿仪而色白”，“行步顾影”，因为他长得白，人称“傅粉何郎”。夏侯玄、何晏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司马师和他们齐名，说明他不仅风度仪表出众，文化素养也是很高的。
比较起来，司马昭则有点公子哥的味道，《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他和别人开玩笑的事情，最有名是他问口吃的邓艾“你说的艾艾是几个艾？”邓艾回答：“凤兮凤兮，故是一凤”。这是一个机智又风趣的问答。另一个故事是司马昭和陈骞、陈泰同乘一辆车子，路过钟会门前时，他们叫钟会上车，可是喊完了驾车就跑。等钟会出来时，他们已经走远了。钟会赶到后，几个人就互相拿对方父亲的名字开玩笑。顺便说一句，钟会的父亲就是大书法家钟繇，官至太傅；陈骞的父亲陈矫官至司徒，陈群的父亲陈纪是大鸿胪。这四个人是典型公子党，老爸都是朝里高官，要不然他们也不能混在一起。从这些小故事里能感受到司马昭活生生是一个风趣幽默、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
但是说到处事上，司马师为人比较阴狠刻忌。夏侯玄的妹妹嫁给司马师以后，觉察到他的野心，司马师毫不客气地把她毒死了，又把企图发动政变推翻司马氏专权的夏侯玄、李丰、张缉等人全杀了。司马昭曾经苦苦哀求哥哥不要杀夏侯玄，乃至涕泪横流，但是司马师不为所动，他连老婆都能毒死，何况大舅子。
司马昭灭掉蜀国以后，出席宴会时，别人都敬畏他的威望和功勋，无不恭敬，只有阮籍箕踞而坐，纵酒放歌，泰然自若。但是司马昭也没说什么。当时有一大臣何曾当着司马昭的面质问阮籍，说：“你行事不按照礼法，是礼法之贼。”阮籍只当什么也没听见。何曾转身对着司马昭说，您以名教治理天下，决不能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应该把这种人流放到边地，不能让他污染华夏！司马昭对何曾说：“你看这人都瘦弱成什么样子了，你就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稍微忍忍这个人吗？”
从这些对话里可以看出司马昭的宽容和度量。当然，他也曾出于政治目的或者说政治需要杀了“不听话”的嵇康，但是很快就后悔了。嵇康这个人，拿今天的话来说有点“傲娇”，恃才傲物，凡是他看不上眼的人，他就写绝交书，一点也不给人留情面，因此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还不是一般平头百姓，基本上都有权有势。比如山涛，不过是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职位当大将军，嵇康就写《与山巨源绝交书》，拿人家一片好意当驴肝肺，显示自己清高，还搞得尽人皆知。山涛不仅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别忘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司马昭的表兄弟。嵇康得罪的另一个人是钟会。开始钟会一片热忱想和嵇康结交，带了很多随从前去拜访，但是嵇康不买账，对他不理不睬，轻慢之极，从此和钟会又结下怨仇。钟会可是和司马昭一起玩到大的铁杆公子党。可以说，嵇康有意无意几乎把司马昭身边的人全得罪了，搞得大家一起在司马昭面前说他坏话，司马昭杀嵇康也在情理之中了。
3、书法
司马氏儒学传家，晋武帝司马炎在诏书中说“本诸生家，传礼来久”，司马昭在执掌曹魏的实际大权之后，也是提倡儒家的孝行为先，以名教治国。司马师和司马昭的书法能够入选晋书法五家，不是白混的。《晋书•；述书赋上》写道“挹子元之环迹，高子上之雄神，量蕴文儒，才苞古真。”子元是司马师的字，子上则是司马昭的字。可以看出司马昭的书法是比较雄浑有力、神采飞扬那种。
综上所述，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冀图夺取曹魏政权，故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其为弑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学界对司马氏集团也贬多于褒。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认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绝不能作为他的罪状，更不能把其说成是“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立场上来评论司马氏代魏之事的。中古社会，忠君是封建伦理的核心，不忠就是叛逆，故司马昭千百年来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这种封建正统史观，更不以传统的君臣纲常伦理为是非准则。毫无疑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司马昭取代曹魏政权，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昭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将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之优劣作一比较。
魏明帝曹睿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兴土木，盛修宫室，以致“力役不已，农桑失业”《资治通鉴》卷七十三。，百姓劳瘁。其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还在荥阳、宜阳等地圈禁民田，豢养麋鹿，并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可见其统治之残暴。曹睿死后，曹爽执政。他“日纵酒沉醉”，“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三国志》卷九《曹爽传》。可见他骄奢淫逸到了何种程度。曹爽毫无才能，为了树立个人威望，“立威名于天下”，他不听司马懿的劝阻，贸然率大军伐蜀，结果大败而归，“关中为之虚耗”《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曹爽还和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浮华派”结成死党，实行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对廉洁耿直的官员排挤打击。“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同①。，“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迁，违忤者罢用”同②。曹爽还支持何晏等侵夺屯田土地，“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同①。如果说曹魏政治在魏明帝曹睿时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在曹爽等“浮华派”掌权后则更为黑暗腐败。
和曹氏集团相对立的是司马氏集团。司马氏集团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针对魏明帝时期人民徭役负担过重，“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苏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晋书》卷一《宣帝纪》。在经济上，司马氏集团关心农业发展，注重兴修水利和屯田事业的推广。青龙元年，司马懿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田地数千顷，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的效果。正始二年，他采纳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第二年，他“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同⑥。以后他又在河南开淮阳、百尺二渠，并修复一些旧的陂塘。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安排和重用一些司马懿时期提拔起来的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在中央和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晋书》卷二《景帝纪》。司马昭继承父兄之业，更是力图刷新政治，发展经济，以统一天下。
司马氏集团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注重事功。如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但其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父子破格选用，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并率军一举灭蜀。羊祜有“经纬文武”《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之才，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败无能，故对曹爽的征辟推辞不就。司马昭执政后，礼贤下士，拜他为相国从事中郎，掌机要，不久迁为中领军。后来成为晋武帝灭吴、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谋臣和大将。其余如石苞、杜预、张华、王浚、卫瓘等都有治国理民之才，而为司马氏所选拔，以后成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由此可见，司马氏集团的人大多擅长军事谋略，重视发展经济，善于治理国家，不务虚名而尚实干，这无疑优于曹氏集团。因此所谓司马氏是魏国“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68页，人民出版社，1964。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司马氏能够夺取曹魏政权，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较为清明，才有可能、有条件最终战胜曹氏，并且较快地稳住了政局，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对此，甚至连司马氏政敌王凌之子王广也说：
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竟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吴国丞相张悌也说：
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仗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这些话出自司马氏政敌和敌国谋臣之口，应该说是可信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氏同曹氏集团的斗争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争夺皇权的斗争，不管司马氏的目的如何，斗争结果却是一个较有作为、较得民心的统治集团代替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统一事业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非但不是“历史上一个不幸事件”徐德嶙：《三国史讲话》，107页，群联出版社，1955。，反而应被视做好事。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成一统之业，其兴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当然我们也不应否认，司马氏集团在消灭政敌时，手段比较残酷，又经常玩弄权术。司马懿杀曹爽时，“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晋书》卷一《宣帝纪》。司马昭也大肆杀戮曹魏宗室和拥曹派士族，甚至连替司马昭杀死皇帝曹髦，为司马氏立了大功的成济，也不免被作为替罪羊，而遭灭族惨祸。在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又“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这种欲盖弥彰、故作姿态的形象确实虚伪，过去论者往往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我认为嗜杀、玩弄权术是中古社会政治家的惯用伎俩，不足为怪。而且这与司马昭的功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正如评价曹操一样，曹操也是个杀人魔王和精于权术的老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充分肯定。
其实，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汉、魏、晋易代鼎革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极其淡薄。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在皇权极度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篡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弑君夺位者不可胜数。为何人们要单单怒斥“司马昭之心”呢？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正。我认为将“奸臣”这顶帽子扣在司马昭头上是不合适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一样，本人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