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211-265)即晋文帝,晋武帝司马炎之父。字子上(《三国演义》中字子尚),河内温人(今河南温县)。司马懿次子。三国曹魏后期政治家和军事家。昭随父抗蜀,多有军识。司马昭的书法和文集都曾经流传于世。司马昭虽出身豪族,但却没有沾染纨绔子弟浮华奢侈的恶习,在曹魏王朝的末年,他代表了积极进取的新兴力量。
司马氏没有使汉族差点灭种,恰恰相反,司马昭招抚的少数民族比汉族人口还多,他执行的政策当时并没有造成民族内战,是民族团结的政策。大量少数民族自觉自愿地改汉族姓氏,《晋书》中有很多记载,司马氏执行的政策挽救了东汉末年汉族仅存五百万几乎灭种的危机,晋朝统一时人口增加到1600万,汉族人口增加了三倍。他的儿子晋武帝继续执行了增加人口的政策,太康年间户口依然是增加的,太康盛世中,数年间,户口就增加了上百万。
王元姬(2-268年),王朗之孙女,王肃之女,司马昭之妻,晋武帝之母王
元姬从小聪慧,八岁就懂朗诵《诗经》、《论》,特善《丧服》一节,文义过目不忘。她对长辈意旨的判断百发百中,父母因此命她管理家事,她处置得事事得宜,显示出她的明达事理。十五岁嫁给司马昭,生5子1女。
她知书识礼,性情贤淑,做妻子、做儿媳尽心妇道。父亲去世后,因居丧悲痛衣带渐宽,言与泪俱。司马炎称帝,尊她为皇太后,她仍亲自捻线纺织。她性情俭素,贵为皇太后却使用不加文饰的器皿,衣服也是洗了再穿。但是出口必是儒家经义的雅正辞义,侍臣的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诬陷中伤她也是能够明辨的。
1、司马昭其人其事
很多人因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成语记住了这个人,把他定位成一个不大光彩的野心家。
事实上,司马昭是三国后期最了不起的军事家、政治家。三国后期的政治局面远比前期复杂得多,司马昭在继任司马师的职务后,很快能独当一面,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断,固然与他手下有一批足智多谋之士帮助他出谋划策有关,但是身为一个领导者,最主要的还是看他有没有决策力和判断力。司马昭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极少出错。甚至当钟会和邓艾征蜀时,他远在千里之外,依旧对前方局势洞若观火,准确地预见到钟会和邓艾的下场。
晋书上有一段话,写司马懿打算干掉曹爽的势力,只和长子司马师商量,直到第二天要行动了才告诉次子司马昭,晚上司马懿偷偷去两个儿子窗外听墙根(好囧),长子高卧酣睡,次子辗转反侧,司马懿下结论说“看来还是老大能成事啊。”我看这段评价有点不大公平。司马师作为整个政变的参与者和谋划着,一切行动都心中有数,没什么好担忧,但司马昭在行动开始前十几个小时才知道,心生忧虑也是人之常情。我总觉得晋书对司马师比较偏爱,写他的外表,名声,处事,赞誉之词居多,但对司马昭却总是有意无意贬损几句。可能是因为司马昭的手下后来杀了曹髦,在史官看来,这是非臣之举。
2、家世性格。司马氏出身于五帝之一的高阳之子重黎,在夏商周乃至楚汉历朝历代都做官,可以说是家世渊源。总的来说,司马昭的性格比司马师宽仁。
司马师属于名流精英那类人才,晋书写他“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晏常称曰:‘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就是说,能见微知著、成就天下大事的,是司马师(字子元)。夏侯玄是人称“玉树”的那一位,不仅长得美,也是一位大名士。何晏是曹操的养子,他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曹操很欣赏他。晋书形容何晏“美姿仪而色白”,“行步顾影”,因为他长得白,人称“傅粉何郎”。夏侯玄、何晏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司马师和他们齐名,说明他不仅风度仪表出众,文化素养也是很高的。
比较起来,司马昭则有点公子哥的味道,《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他和别人开玩笑的事情,最有名是他问口吃的邓艾“你说的艾艾是几个艾?”邓艾回答:“凤兮凤兮,故是一凤”。这是一个机智又风趣的问答。另一个故事是司马昭和陈骞、陈泰同乘一辆车子,路过钟会门前时,他们叫钟会上车,可是喊完了驾车就跑。等钟会出来时,他们已经走远了。钟会赶到后,几个人就互相拿对方父亲的名字开玩笑。顺便说一句,钟会的父亲就是大书法家钟繇,官至太傅;陈骞的父亲陈矫官至司徒,陈群的父亲陈纪是大鸿胪。这四个人是典型公子党,老爸都是朝里高官,要不然他们也不能混在一起。从这些小故事里能感受到司马昭活生生是一个风趣幽默、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
但是说到处事上,司马师为人比较阴狠刻忌。夏侯玄的妹妹嫁给司马师以后,觉察到他的野心,司马师毫不客气地把她毒死了,又把企图发动政变推翻司马氏专权的夏侯玄、李丰、张缉等人全杀了。司马昭曾经苦苦哀求哥哥不要杀夏侯玄,乃至涕泪横流,但是司马师不为所动,他连老婆都能毒死,何况大舅子。
司马昭灭掉蜀国以后,出席宴会时,别人都敬畏他的威望和功勋,无不恭敬,只有阮籍箕踞而坐,纵酒放歌,泰然自若。但是司马昭也没说什么。当时有一大臣何曾当着司马昭的面质问阮籍,说:“你行事不按照礼法,是礼法之贼。”阮籍只当什么也没听见。何曾转身对着司马昭说,您以名教治理天下,决不能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应该把这种人流放到边地,不能让他污染华夏!司马昭对何曾说:“你看这人都瘦弱成什么样子了,你就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稍微忍忍这个人吗?”
从这些对话里可以看出司马昭的宽容和度量。当然,他也曾出于政治目的或者说政治需要杀了“不听话”的嵇康,但是很快就后悔了。嵇康这个人,拿今天的话来说有点“傲娇”,恃才傲物,凡是他看不上眼的人,他就写绝交书,一点也不给人留情面,因此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还不是一般平头百姓,基本上都有权有势。比如山涛,不过是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职位当大将军,嵇康就写《与山巨源绝交书》,拿人家一片好意当驴肝肺,显示自己清高,还搞得尽人皆知。山涛不仅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别忘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司马昭的表兄弟。嵇康得罪的另一个人是钟会。开始钟会一片热忱想和嵇康结交,带了很多随从前去拜访,但是嵇康不买账,对他不理不睬,轻慢之极,从此和钟会又结下怨仇。钟会可是和司马昭一起玩到大的铁杆公子党。可以说,嵇康有意无意几乎把司马昭身边的人全得罪了,搞得大家一起在司马昭面前说他坏话,司马昭杀嵇康也在情理之中了。
3、书法
司马氏儒学传家,晋武帝司马炎在诏书中说“本诸生家,传礼来久”,司马昭在执掌曹魏的实际大权之后,也是提倡儒家的孝行为先,以名教治国。司马师和司马昭的书法能够入选晋书法五家,不是白混的。《晋书•;述书赋上》写道“挹子元之环迹,高子上之雄神,量蕴文儒,才苞古真。”子元是司马师的字,子上则是司马昭的字。可以看出司马昭的书法是比较雄浑有力、神采飞扬那种。
综上所述,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冀图夺取曹魏政权,故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其为弑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学界对司马氏集团也贬多于褒。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认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绝不能作为他的罪状,更不能把其说成是“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立场上来评论司马氏代魏之事的。中古社会,忠君是封建伦理的核心,不忠就是叛逆,故司马昭千百年来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这种封建正统史观,更不以传统的君臣纲常伦理为是非准则。毫无疑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司马昭取代曹魏政权,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昭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将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之优劣作一比较。
魏明帝曹睿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兴土木,盛修宫室,以致“力役不已,农桑失业”《资治通鉴》卷七十三。,百姓劳瘁。其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还在荥阳、宜阳等地圈禁民田,豢养麋鹿,并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可见其统治之残暴。曹睿死后,曹爽执政。他“日纵酒沉醉”,“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三国志》卷九《曹爽传》。可见他骄奢淫逸到了何种程度。曹爽毫无才能,为了树立个人威望,“立威名于天下”,他不听司马懿的劝阻,贸然率大军伐蜀,结果大败而归,“关中为之虚耗”《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曹爽还和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浮华派”结成死党,实行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对廉洁耿直的官员排挤打击。“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同①。,“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迁,违忤者罢用”同②。曹爽还支持何晏等侵夺屯田土地,“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同①。如果说曹魏政治在魏明帝曹睿时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在曹爽等“浮华派”掌权后则更为黑暗腐败。
和曹氏集团相对立的是司马氏集团。司马氏集团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针对魏明帝时期人民徭役负担过重,“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苏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晋书》卷一《宣帝纪》。在经济上,司马氏集团关心农业发展,注重兴修水利和屯田事业的推广。青龙元年,司马懿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田地数千顷,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的效果。正始二年,他采纳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第二年,他“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同⑥。以后他又在河南开淮阳、百尺二渠,并修复一些旧的陂塘。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安排和重用一些司马懿时期提拔起来的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在中央和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晋书》卷二《景帝纪》。司马昭继承父兄之业,更是力图刷新政治,发展经济,以统一天下。
司马氏集团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注重事功。如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但其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父子破格选用,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并率军一举灭蜀。羊祜有“经纬文武”《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之才,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败无能,故对曹爽的征辟推辞不就。司马昭执政后,礼贤下士,拜他为相国从事中郎,掌机要,不久迁为中领军。后来成为晋武帝灭吴、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谋臣和大将。其余如石苞、杜预、张华、王浚、卫瓘等都有治国理民之才,而为司马氏所选拔,以后成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由此可见,司马氏集团的人大多擅长军事谋略,重视发展经济,善于治理国家,不务虚名而尚实干,这无疑优于曹氏集团。因此所谓司马氏是魏国“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68页,人民出版社,1964。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司马氏能够夺取曹魏政权,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较为清明,才有可能、有条件最终战胜曹氏,并且较快地稳住了政局,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对此,甚至连司马氏政敌王凌之子王广也说:
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竟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吴国丞相张悌也说:
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仗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这些话出自司马氏政敌和敌国谋臣之口,应该说是可信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氏同曹氏集团的斗争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争夺皇权的斗争,不管司马氏的目的如何,斗争结果却是一个较有作为、较得民心的统治集团代替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统一事业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非但不是“历史上一个不幸事件”徐德嶙:《三国史讲话》,107页,群联出版社,1955。,反而应被视做好事。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成一统之业,其兴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当然我们也不应否认,司马氏集团在消灭政敌时,手段比较残酷,又经常玩弄权术。司马懿杀曹爽时,“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晋书》卷一《宣帝纪》。司马昭也大肆杀戮曹魏宗室和拥曹派士族,甚至连替司马昭杀死皇帝曹髦,为司马氏立了大功的成济,也不免被作为替罪羊,而遭灭族惨祸。在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又“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这种欲盖弥彰、故作姿态的形象确实虚伪,过去论者往往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我认为嗜杀、玩弄权术是中古社会政治家的惯用伎俩,不足为怪。而且这与司马昭的功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正如评价曹操一样,曹操也是个杀人魔王和精于权术的老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充分肯定。
其实,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汉、魏、晋易代鼎革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极其淡薄。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在皇权极度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篡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弑君夺位者不可胜数。为何人们要单单怒斥“司马昭之心”呢?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正。我认为将“奸臣”这顶帽子扣在司马昭头上是不合适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一样,本人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