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写方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关于乡村治理专项整治方案如何写一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以加强党的建设为引领，通过保障15个选派村选派干部办公经费，提升帮扶实效，以及探索开展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考核激励试点，提升待遇保障水平，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1.保障选派帮扶干部工作经费。向13个脱贫村和2个乡乡村振兴重点推进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按规定落实选派帮扶干部办公经费。由县选派办统一管理，主要用于办公用品购置、报刊订阅、公务邮寄，以及统一组织或经批准的会议培训、外出考察差旅费等。
2.提升村级组织建设保障水平。建立完善村干部综合考核工作体系，探索开展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考核激励试点。
每名选派干部每年安排１万元办公经费，按2:2:1的比例，由省、市、县财政分别承担。省委组织部按照省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将资金拨付至市、县（区）有关部门，市、县（区）按要求足额筹措、专款专用。
1.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程协调推进机制，县委组织部要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精心组织，加强领导。财政、乡村振兴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形成合力。要对各项重点任务进行项目化管理，建立工作台帐，定期分析研判，共同推进工作开展。
2.加强工作指导。要采取调研、调度等形式，加强工作指导，持续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促，对工作进展缓慢的地方要分级约谈。县委组织部将会同财政、乡村振兴等单位跟踪工作落实情况，确保落细落地。
3.加强资金监管。组织、财政、扶贫部门要落实资金监管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经费监管机制，加强经费管理。选派帮扶干部办公经费的管理由县选派办统一负责，定期向省、市选派协调办报告资金使用情况。
关于乡村治理专项整治方案如何写二
在社会治理研究领域中，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在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顺应了社会治理的现实要求。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从现状来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也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整和变革，如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城务工或经商；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被征收；农村和城镇的生产经营形式日趋多样；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较大改变。因此，基层社会的现实情况迫切需求社会治理创新体制和机制来解决纠纷。
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已现端倪：基层社会阶层的细化带来利益和文化冲突的加剧；基层社会流动性增加使得社会治理呈现出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特征；外来文化冲击使得基层社会价值出现真空和失范的情形。与此同时，一些社会治理的难题在基层社会不断积聚，如与土地相关的社会矛盾、农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强、社会自治程度不高、社会保障缺失等。若不及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难题，农村与农业生產的稳定与发展都将受到影响，进而必将危及基层社会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面对上述问题，必须意识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因而，分析和梳理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和揭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困境成为研究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制度体系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创新机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给农村、城镇带来了巨大变化，并逐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带来多重挑战。因此，分析和研判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有助于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任务和实践路径。
（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存在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产业形态和运行机制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基层社会治理在面临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问题是法律法规不公平、户籍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增大、人口流动性大等具有时代性和制度性的问题。以收入差距为例，农村经济落后和农民收入水平低以及法律制度设计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医疗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因此，从本质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是法律运行和制度设计在城镇和乡村存在差异性。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社会阶层细化的现象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务工、居住在城镇，从而形成了农民工阶层。农民工阶层主要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事非农业劳动。然而，他们多数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子女也很难享受城镇教育资源。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正视农民工阶层正在被细化的现实，进而满足这一阶层的利益诉求和保障其合法权益。
（三）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解决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和德治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中，由于大量农民离开农村集体进城务工或创业，乡村治理很难有效创新自治、法治、德治的机制，并且农村和城镇都缺少加强自治、法治、德治一体化建设的阵地。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需要建立自治、法治和德治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满足人们参与行政决策和法律公共服务的需求
由于人们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他们希望自身的合法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以及得到行政机关提供更为公平的公共法律服务，如积极参与征地拆迁、村民选举等涉及切身利益的法律事务和得到政府的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实现行政机关行政决策的程序化和法治化，并不断提升行政机关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能力。
（五）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认真对待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在社会转型时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文化市场等重点领域的基层执法直接关系到人们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突发事件、网络诈骗、村霸恶霸、邻里纠纷、留守儿童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从社会治理领域来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法治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基层。由于基层工作分工细、事务繁琐、人员不足等问题，致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面临瓶颈问题。《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法治的引导、规范、保障、惩戒作用，做到依法化解社会矛盾、依法预防打击犯罪、依法规范社会秩序、依法维护社会问题。”
三、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信访不信法”现象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人们普遍存在相信上访而不相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访不信法”现象。由于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并开始有意识地维护自身权益，但法律知识有限、法律途径时间长且成本高等因素导致人们往往选择成本低、效率高的信访途径。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移民安置、经济补偿等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和集体上访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难题。究其原因，为了保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采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纠纷，致使人们相信权力大于法律、上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以压过下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但仍然存在许多人认为单纯依靠法律无法解决纠纷，而信访可以解决正常法律途径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从顶层设计上规范基层依法行政、行政执法和公正司法，以此扭转人们“信访不信法”的观念和现象。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工作机构和工作力量不足
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都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专业的工作机构。一是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机构设置无法满足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需要，致使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的无法全覆盖和效果打折扣，如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执法。尽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重点和终点在基层，但是在基层行政机关中专业从事法治工作的工作人员严重缺乏。二是由于基层工作待遇差、工作压力大等因素，致使从事法律工作的工作人员不愿长期留在基层工作，而是选择辞职或调离基层工作单位。三是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不强，表现为部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不强，习惯依照惯例、传统方式和行政方法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部分村居两委工作人员不习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各村居委员会虽然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但多数形同虚设，如仅仅有几名老同志，由于法律知识不足导致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并不完全，因而倾向于依靠经验和人情来化解法律问题，以至于出现许多矛盾纠纷无法在基层化解，形成集体上访、越级上访。”[1]
（三）基层群众自治的法治化程度较低
基层群众自治的终极目标是达到自我管理和服务，并且基层群众自治应当是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在现实运行中，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出现目标偏差和路径偏离。一是民主选举不规范问题。在换届选举中，贿选现象、政府干预、宗族派系主导等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的现象大量出现。二是村居两委职能问题。村居干部滥用權力、村居财务缺乏监督、集体财产被侵吞、权益分配讲关系等问题导致群众自治性组织内部矛盾增加。三是村居两委民主决策形式化。村居两委的民主决策机制替代成村居两委干部的内部会议和宗派势力的私下决定。在特定时期，乡镇政府干预村居两委的民主决策以实现特定目的，以至于出现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徇私枉法的情况。四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功能虚化。从法律规则和顶层设计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产权的权益归属者，但事实上村居两委基本代表其行使了基本权能。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致使参与人数少和没有规范化的制度保证。由上可知，基层群众自治的法治化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公共法律服务不足
作为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基层社会公共法律服务是行政机关的基本职责和任务，但是基层社会公共法律服务不足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一是对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性组织而言，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质量和效果尚未得到明确界定，并且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成本高、覆盖面窄。二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的公共法律服务存在差异性，即城市的公共法律服务优于乡村的公共法律服务。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公共法律服务存在队伍缺失、水平低、服务差等现实问题。三是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础性工作，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载体，但是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平台建设相对滞后，表现为平台建设不完善、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四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监督机制和绩效考核尚不完善，如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律顾问等公共法律服务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需要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指标。
（五）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治安防控体系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解决好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问题，因为基层社会治安状况直接影响着城镇和乡村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制度建设不完善、不规范。基层社会治安防控的综合协调制度、工作机制创新、合法性审查等规则体系尚不完善。二是大规模社会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由于人口流动性过大，基层行政机关难以监管社会流动性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如偷盗问题、赌博问题、黑恶势力问题。三是基层社会治安的大数据平台存在数据共享度不高、数据应用不充分等问题。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为例，公安机关之间、公安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以及社会主体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存在数据不开放、不能整合利用和隐私保护不完善的法律问题。四是社会治安防控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缺少法律法规作为制度支撑，如“雪亮工程”建设仅为中央出台的文件而非法律法规规定。社会治安的信息化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标准建设相对滞后，导致社会治理信息化的推行存在法律支撑不足的问题。
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念落后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不出事的行为逻辑，导致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即重视权力轻视规则、重视维稳轻视引导、重视管控轻视法治。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社会治理观念下，基层社会治理以地方稳定为第一要务，从而轻视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因此，不出事的行为逻辑将基层社会治理陷入非法治化的治理怪圈。基层社会治理理念落后体现为：一是价值导向上重视管控而轻视法治。基层社会治理应当体现出平等、公平和公正的法治精神和服务精神。二是社会治理主体上重视政府职能而轻视社会组织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下，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要求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而非仅仅由党委政府完全负责。三是治理方法上重视行政方式而轻视法律方式。在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下，基层社会治理习惯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而轻视运用法律法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方式。四是社会治理理念上重视应急治理而轻视制度化治理。在社会治理理念上，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容易形成在纠纷产生后采取应急措施解决问题的理念，而非提前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治理理念。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定位不准
尽管中央已经明确“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定位，但是基层社会治理仍然存在党委和政府主导的单一社会治理现状。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定位不准表现为：一是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党委和政府越位和缺位的现实问题。党委和政府负责提供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力量。党委和政府往往容易忽视村居文化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事项，从而出现党委、政府缺位的问题。二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法治与自治的结合不够。村居两委的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础。从法律上看，村居两委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应当是指导、支持、帮助与协助，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和下级的关系。村居两委与党支部之间的权责关系存在模糊的情况，容易形成党支部掌握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村居两委缺少民主化的程序机制，即村民和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容易被剥夺。三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缺少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多元参与机制。基层社会组织面临缺少法律法规支撑的制度困境；农村生产合作社、调解委员会、治安巡逻队等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数量和程度有限。此外，村居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度和满意度也陷入尴尬境地。
关于乡村治理专项整治方案如何写三
1月4日，山西晋城市泽州县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院内彩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喜庆热闹的场面。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订单农业兑现大会正在进行，东下村村民钱海珍现场领到6768元的油葵款，数着一沓百元大钞，老钱心里乐开了花。
农民算小账，小账连大账。柳树口镇共有13个行政村，20xx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有1个村突破60万元、10个村突破5万元，农民年户均增收3200元。
一个个飞来的订单，一笔笔打来的款项，一张张绽放的笑脸，处处展示着泽州创新党组织设置，建立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给乡村带来的新变化。
村超对接，卖粮有渠道
柳树口镇是全县脱贫攻坚主战场，13个村中有12个是建档立卡贫困村，占全县二分之一;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共2878人，占全县四分之一。近年来，大批村民拖家带口进城务工，撂荒土地不断增多。
20xx年初，泽州县委组织部抛出“红色锦囊”，在晋城市知名企业福旺多超市商贸有限公司设在柳树口镇的下属企业福旺多生态园建立党支部，并与柳树口镇南寨、圪针掌、张八等周边10个村的党支部牵手建立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以党建引领助推脱贫攻坚，通过农超对接实现乡村振兴。
有了党组织，就是一家人。党组织作后盾，打消了超市与村民之间的疑虑，打通了山区优质农产品直通城市的销售渠道。
农超联合党总支会上，关于订单农业的议题越来越多，周边村庄的村民也坐不住了。河西、神直、石庄村的干部群众找来了，申请加入党总支。就这样，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下辖的村党支部由原来的10个增加到13个。20xx年，农超联合党总支不仅与福旺多超市签订了千万元订单，还与兰花酿造公司签下了130吨高粱种植合同。20xx年，农超联合党总支又与福旺多超市、兰花酿造公司、圣王山中药材公司签下1500万元订单。
有了订单，党员保质量
手中有订单，种地不心慌。按照“总支+超市+农户”的产销模式，村民结合市场需求批量生产农作物，超市集中购储运销，解决了村民卖农产品小打小闹、销售不畅的难题。
去年麦收后，农超联合党总支经过市场调查，提出复播油葵增加收入的想法。一开始群众想不通，觉得种油葵麻烦，收成如何也拿不准。于是党总支向群众作出“三包”承诺，即包种子、包下种和包销售。
党总支购买了专用播种机，党员干部先在自家地里试种，成功后再挨家挨户给群众播种，还指导施肥管理。最终，共种植油葵1000亩。秋天，油葵长势喜人，共收葵花籽30万斤，村民增收110万元。
油葵的大面积种植，带动了油料加工业发展。农超联合党支部主动与东下村油料加工厂联系，帮助多方筹资、扩大生产能力、完善环保设备，承接当地千亩油葵的加工业务。
订单如期完成，还要保证质量。农超联合党总支引导党员担当作为，加强监督，诚信经营。按照订单，樊家、南庄、河西等村要为福旺多超市提供2万斤小米。如果收购的谷子中秕谷多了，超市的利润就不能保证，对于这一点，超市管理人员不熟悉，但是天天跟土地打交道的党员干部最清楚。于是，党员干部拿来吹风机，吹去了秕谷，保证了谷子质量，赢得了福旺多超市的信任。
支部联建，脱贫有引擎
以往，各村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农超联合党总支成立后，各村党员干部群众争先恐后比着干，干事创业热情空前高涨。
石庄村是柳树口镇的一个老上访村，申请加入农超联合党总支后，干部村民顾不上闹意见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村集体增收40500元。窑后村原来的党组织比较涣散，看到周边村庄都在农超联合党总支带动下一门心思谋发展，于是不甘人后，发展起苗木、牡丹植物油加工，仅此一项村集体就增收6万元。
支部联建，成为泽州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
该县打破行政区划和行业限制，创新组织设置，通过龙头企业和枢纽型党组织带动，先后创建了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模式、犁川镇崔河八村联建党总支模式、北义城镇薯米产业党支部和果蔬产业党支部模式、巴公镇一矿带五村的全域旅游联合党总支模式、川底乡一企带四村的二十里铺村企联合党总支模式。
村村联建、村企联建、村旅联建、村超联建等组织集成创新模式，把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让农民富在产业链上，推动农民脱贫奔小康，带动城乡融合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关于乡村治理专项整治方案如何写四
市域社会治理，是指以地级市的行政区域为范围，依靠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主体，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对辖区内的人民、事务、组织等进行管理和服务的总和或过程。市域社会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枢纽角色和作用。以xx市为例，当前正处于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的关键时期，要在既有基础上寻找深化之路、实现在新时代市域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面临诸多挑战，亟需深入研究并予以破解。
（一）坚持党建引领。xx市强化党建引领，加强市域社会治理力量和资源统筹。一方面，以“五星达标、3a争创”“五星达标、和美家园”创建活动为载体，强化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基层党建全域提升引领市域社会治理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全面加强基层（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以集中培训、基地跟学、师徒结对等方式，提高其能力。制定并实施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底线管理标准、党员干部面对群众“十条忌语”等，促进党组织书记作表率、守规矩、履好职。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一是以保民安赢民心。把人民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深入推进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持续加大对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违法犯罪活动打击力度，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危化物品、敏感物资、寄递物流、网吧、民宿等行业领域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二是以集民智聚民力。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体制机制，激发、调动“红枫义警”“五邻社”“越乡村嫂”等一大批基层群众，开创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新局面，打造市域社会治理新增长点。三是以纳民言重民意。把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涉暴、“两抢一盗”、电信网络诈骗、校园安全侵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作为打击整治重点，健全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三）坚持防范化解矛盾。把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和防范风险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一是及早防范，严把矛盾风险源头关。推广应用寄递实名信息采集系统，实现寄递信息实时采集、实时比对、实时预警。加强民宿行业治安监管，全市291家提供住宿服务的民宿（农家乐）实现“民宿移动采集系统”安装应用全覆盖。全面推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做到把问题解决在决策前。二是及早发现，严把矛盾风险化解关。建成市、县两级大调解平台7个，乡镇平台118个，形成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等多元主体互动的矛盾化解体系。在交通、医疗、社保等13个行业设立69个专业调委会、157个调解工作室。注重培养专业调解人才，建立专职调解员队伍，充实基层调解力量。三是及早处置，严把矛盾风险管控关。全面整合各类防控力量和群防群治队伍，开展治安大巡防活动。加强社区矫正人员、刑事解教人员、精神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管控，再犯罪率和脱漏管率均低于省定标准。
（四）坚持夯实基层基础。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关键在基础。一是做强乡镇（街道）治理单元。深入推进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着力打造乡镇（街道）治理中枢，按照社会治理“一张网”要求，规范机构设置、加强人员配备、改善运行模式，推动行政资源、服务资源有效整合。二是做细市域社会治理细胞——“全科网格”。以农村80—120户、城市300户以下为标准，彻底整合原先的“七网八网”为一张“全科网”。切实发挥好网格员的信息员、服务员、宣传员作用。三是做专市域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广大乡贤及其组织在反哺家乡、奖教助学、扶危济困、道德示范、矛盾化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培育发展1832个村级乡贤参事会（占全市村、社区总数的72%），会员20918名。
（一）公共安全风险带来新问题、新挑战
1、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高度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是现代公共安全风险的最大特征。比如极端个人事件、生态环境危机、债务危机等，可能导致大规模社会恐慌传导。当前群众对环保、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公共安全风险的“燃点”和耐受度不断降低，一些以往的“普通事件”容易通过传播发酵引发公众负面情绪，甚至触发恐慌。
2、风险的易触发性和复杂多变性。当前自然和人为的致灾因素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一些“天灾”受到“人祸”而放大影响。社会流动加剧，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快流动，违法犯罪空间扩大、链条拉长、机动性增强，既有社会矛盾和新生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潜在风险源不断增多。
3、风险的监管缺位和机制不健全。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繁重，反恐防暴斗争复杂严峻，人员管控压力逐步增大，重点场所目标防范漏洞仍然存在。安全生产工作量大面广，执法代替管理的现象广泛存在。同时新兴行业领域不断出现，导致安全监管盲区随之而来，安全监管责任难于落实。
（二）社会结构调整带来新问题、新挑战
1、矛盾纠纷和群体性的事件增多。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短期内由于政策调整及配套措施不能及时跟进，各种矛盾纠纷多发、易发，且相互交织，城乡利益调整面将更大、更深刻，各方利益博弈冲突更为激烈，既对大局稳定、社会安定、公共安全等提出更高要求，又使社会治理难度增大、隐患增多。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动争议、涉法涉诉等问题诱发的群体性的事件及参与人数不断攀升。
2、信访压力和金融案依然严峻。当前由利益问题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不少，涉及的群体多、领域宽、诉求多，群众信“访”不信法的思维仍根深蒂固。总体信访维稳形势仍较严峻，越级上访居高不下，信访案件逐年增加。与此同时，一些全国性、全省性的非法集资风险扩散到外地，外地输入型非法集资风险急剧上升，致使部分投资人经济损失较大，维稳压力增加。
3、心理问题和价值取向的错位。当前，新旧观念激烈碰撞，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学业、竞争等心理压力加剧，导致儿童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精神疾患、抑郁自杀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扭曲的心态、变异的心理，情感、理智和行为上的“错位”，使得报复社会、应激恶性案件等风险增加。
（三）网络技术革命带来新问题、新挑战
1、网络犯罪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利用网络谣言、舆情炒作等使社会热点发酵，进而带来群聚事件屡见不鲜。传统违法犯罪借助网络蔓延，利用信息技术进行黄赌毒、盗窃、诈骗、传销及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快速增多。因网络漏洞造成秘密失泄、基础数据改变蒸发，进而引发金融紊乱、供电中断、交通瘫痪等公共安全事件将进一步增多。
2、网络空间治理缺乏有效的手段。以手机为基本平台的网络社会，使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甚至社会行为以新的机制形成，传统的社会管理已难以奏效。具体表现为：手段不适应，现有的新闻管理方式手段和工作机制有待完善；管理缺乏支撑，对一些网站的查处存在处置效率低甚至无法处置等问题；治理缺乏震慑，查封的处置权限、约谈等措施没有震慑力；风险缺乏评估，缺乏网络舆情风险的评估意识和工作机制，容易导致舆情的发酵和事件的复杂化。
3、平台整合数据共享进程有差距。网络技术与社会的全方位融合，数据信息炸裂式增长，但操作平台分散，大部分不能互通，还存在不断新增的趋势。部门数据鸿沟、数据壁垒依然存在，重要信息无法共享，多头采集、更新不快、利用不足等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如一些村级网格员要熟练掌握十来个app采集信息方式，一些镇级指挥室有七八种系统接入，并要分别受理、处置各个平台的事件和信息。
（四）履职能力不足带来新问题、新挑战
1、部分工作理念不够适应。市域社会治理涉及众多主体与对象，需要统筹全局、系统治理、整体发力。但在现行条块分割的体制下，不少地方和部门，仍存有老观念、运用老方法，在开展社会治理工作中，仍存在“做自己会做的，而不做自己应当做的”，有时出现治理“真空”，有时又存在交叉治理，甚至存在“文件打架”。一些基层干部还存在“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老思想，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手段破解难题的能力不足。
2、社会参与程度不够深入。培育、引导、推动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办法和措施仍然不足，群众自治队伍相对缺乏，对社会组织的引导不够，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未充分发挥。一些地方社会组织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内部管理体制不健全，人员专业素质管理水平不高，在社区教育、社区治安、流动人口管理等基层治理方面存在参与领域不广、不深，发挥作用及社会影响力十分有限。
3、治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新时代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有待完善，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统领、政府治理为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多元化参与为补充的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还未形成。统筹衔接机制尚不完备，资源共享共用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信息化建设需要继续打通卡口。人才保障机制有待加强，社会治理人才还有一定的缺口，特别是需要大量素质高、能力强、热心肠的网格员、调解员、村官、社区社会工作者等。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要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夯实基层基础等前提下，在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模式、丰富市域社会治理主体、健全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下功夫求突破，全面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努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市域社会治理新格局。
1、提升党组织统筹能力。加强党对市域社会治理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统领的政治优势，始终坚持党在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好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以及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提高各级党委统筹谋划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研究确定本地市域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政策导向、目标任务、方法路径，制定出台政策意见。深化完善“堡垒指数”星级管理，定期分析研判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倒排一批软弱落后党组织，加快整转提升。深化“亮旗”行动，全面推进“五星”系列活动，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主动亮剑，带头示范，形成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
2、提升依法办事能力。大力实施“法润xx”行动，使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依法办事的理念深深扎根广大市民的内心，融入到血液。实施“民主法治村（社区）”亮牌提升工程，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实施“法治惠民”工程，健全村（社区）法律顾问制度，构建网络立体化的`法律服务模式。培育一批以村（社区）干部、农村党员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挖掘一批具有法律知识背景的党员、村（居）民代表以及居住在村（社区）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命名表彰一批“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示范户”，实现家家都有“法律明白人”。
3、提升文化引领能力。健全“最美xx人”挖掘培育、学习宣传工作机制，实施“千村万户文明示范工程”，设立“新风榜”“功德榜”“和谐榜”等文明榜单，实现德润人心。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依托其开展各类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深入人心的法治小品、法治汇演、法治晚会等乡土气息较强的活动，发挥其中心集聚效应，成为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广泛开展村级道德评议、乡风评议活动，加强身边好人选树培育和学习宣传，组织先进典型“晒、比、读、讲、演”等活动，用好典型示范，汇聚社会善行。挖掘乡土文化，厚植文明乡风，弘扬乡贤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