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科考中，乡试（相当于省级考试）是其中的第二级，新老秀才均可参加，但也是其中最难的一级。
对此，梁启超也概括说:
“县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
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
有闽谚云：“进学是文章，中举是命。”诚然如此。
就考试难度而言，秀才一关尚可，因其考试内容简单，而且生员的身份可以通过捐纳或荫生等途径获得；
但举人一关因各省名额有限、参考人数众多，且只有乡试一个途径，难度最大。
乡试为“大比”之年，每3年举行一次（逢皇帝大婚、皇太后大寿等大喜之年加试恩科）。
乡试的时间全国一致，均在旧历八月，主持其事的都是各省督抚与朝廷点派的正副考官（多为翰林院之翰林）。
乡试有专门的考场（贡院），考生携带衣被按号入场。
其中，首场考3天，初八入场，初十出场，共做八股文5篇，诗1篇。
二场如首场，十一进场，十三出场，也是3天；三场作八股文3篇，诗1篇，考期仍为3天，但可提前交卷出场。
乡试共考9天，考完后各参试的秀才回乡等候发榜。
乡试较考秀才远为严格严肃，各考生的考卷答卷均弥封糊名，原卷不能呈入而须经过誊写才能送入房官（由进士举人出身的现任州县官中调取）阅览。
房官中意，然后推荐给主考，谓之“荐卷”；然后，主考从荐卷再加审核，认为合格的即为中式。
中式之后，还须找出原卷，拆开弥封，核对文章，谓之“磨勘”，以防作弊。
乡试中式名额按各省文化水准及粮赋等确定，譬如河南省为73名。
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出自正主考，第二名称“亚元”，出自副主考，以下类推。
正榜之外，尚有副榜（俗称副贡，可参加大挑），人数为主榜的六分之一左右。
康熙末年，全国录取名额在1200名左右，晚清也大体如此，其录取比例大约参考人数的70比1。
乡试放榜一般要到考后一个月，榜单放出之时，由报子驰赴各县报喜（因为有赏钱，报子们须拼命赶路，因为头报者赏金多，后报者差之甚远）。
新科中举者得报后按例应来省拜见老师（房官、主考）并刻印硃卷（包含文章数篇、本人姓名、籍贯、出身年月、三代及配偶子女、师友等），以备来年进京参加会试。
科考路上多坎坷，其间心酸远多于快感。
《聊斋志异》中对科考及落第的极其传神的描写，说秀才投考有“七似”：
初入时似丐，点名时似囚，入考房后似“雨未之冷蜂”，出场后似出笼之病鸟；
等张榜时，“草木皆惊，梦想亦幻。一得之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己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萦之狭；
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碎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
失意之后，落第的秀才往往“心灰意冷，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
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
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以上描绘，可谓极其生动地展现了当年读书人参加科考的复杂心态了。由此可知，《儒林外史》中说的“范进中举”真不是完全虚构的。
当然，也不完全是这么惨。
按科举的选官制度，中进士即可授官，举人则须经过“大挑”方可授予低级官职。
如时人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说：
“乾隆年后，举人三科不中，准其赴挑，即所谓‘大挑’一途。
每挑以十二年为一次，例于会试之前，派王公大臣在内阁验看，由吏部分班带见。
每班二十人之内，先剔去八人不用，俗谓之‘跳八仙’（光绪年间的户部尚书阎敬铭当年就因相貌怪异而第一个被剔去）。
其余十二人，再挑三人，作为一等，带领引见，以知县分省候补。余九人作为二等归部，以教谕训导即选。”
如此做法，也算为多年落第的举人谋得一条出路了。
至于秀才，很多以教书或幕僚为生，总的来说，其境遇还是远好过一般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