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云霄钰
编辑|云霄钰
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是梅米特·艾达·厄兹泰金执导的剧情电影，由阿拉斯·布鲁特·伊涅姆里、 妮莎·索菲亚·阿克松古尔主演。影片改编自 年的韩国同名电影，讲述了一个悲情与温情共生的故事。
患有精神疾病、智力只有六岁的父亲梅莫被误判谋杀，锒铛入狱，在七号房狱友的帮助下，他的女儿奥娃被送入监狱，父女得以团聚，奥娃也为冰冷的监狱带来了明亮与温暖。影片吸取了韩国原版影片的整体结构，结合了土耳其本土政治和文化背景，以更加现实与深刻的叙事模式实现了对剧本的二次创作。
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优秀的影视作品往往能够克服地域、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所造成的阻碍，引起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受众的情感共鸣。与此同时，各国的创作者又能够对跨文化语境的
剧本进行改编和再创作，使之更加符合本土观众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但这种诠释往往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稍有不慎便会造成文化对接的失败，形成文艺作品的“水土不服”现象。
作为一个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土耳其版的《七号房的礼物》对原版影片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意象表达等多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精准地实现了影片的精神内核在本土的落地。
符号的挪用与改造
跨文化传播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爱德华· 霍尔提出，指的是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电影作为大众媒介和社会文化肌理的一部分，拥有反映一定的社会文化结构的能力，往往是特定的文化要素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属于跨文化传播的主体之一。
针对影片的跨文化传播通常存在着两个范畴，一个是影片创作者自觉地对内容进行控制，吸收世界范围内各种成熟、优秀的文化，使之能够引起全世界受众的共鸣; 另一个则指创作者对于他国的文化，譬如传说、文学乃至电影以新的视角进行诠释和创作，使之适应于本国的语境。很显然，土耳其版的《七号房的礼物》属于后者。
在《七号房的礼物》中，导演保留了原版影片的剧情架构和主要人物，对其他的一切符号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造。
在韩国版的《七号房的礼物》当中，法律与社会公义是实质上的主题。影片以女主角在法庭上的陈述展开，并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当年案件的可疑之处。整部影片实际上都是在呼唤着正义的降临。与此同时，导演运用明亮的色调和人物极具喜剧效果的夸张表演，为影片蒙上了一层童话般的色彩，并以此加深九龙死亡这一悲剧情节的情感力度和对于观众的情感触动。
而在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中，宗教与权力取代了法律的神圣性，成为影片实质上的题眼，死去女孩父亲的身份也由警察局长转变为军队的军官。
在影片开头，四处可见的星月旗、身着军服的军人以及庆典上孩童穿着礼服游行的场景都暗示着一种潜在的权力结构。在游行过程中，影片通过高低视角、军官和梅莫的服饰举止等方面的差异展现了两人巨大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军官对于梅莫的关押和处理也是基于他个人的权威而非法律。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土耳其版的《七号房的礼物》更加体现出现实的压抑与沉重之感。
为了加重影片的现实主义色彩，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将人物置于叙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
在韩版《七号房的礼物》中，影片实质上是以艺胜的视角展开，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往往是基于孩童式思维的二元对立。艺胜是观众的眼睛在影片中的内置，通过艺胜，观众们能够见证整体剧情的走向和发展。在艺胜的眼中，父亲是同伴性质的存在，这种认知是近乎天然的。
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则体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现实性，从侧面描绘出奥娃因为梅莫所受到的社会压力，她对父亲的依恋总是受到这种压力的挑战。同时，两部影片引发情感共鸣的叙事模式也是不同的。
在韩版《七号房的礼物》中，影片对于观众的情感触动是通过喜悦与悲伤的相互交替来实现的。意外充当了打破温馨环境的工具。艺胜与九龙的日常经由九龙遭受冤屈被打破，艺胜、九龙和七号房室友共处的时光经由律师的威胁和死刑被打破。
因此，影片呈现出强烈的情感涌动。但在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中，叙事基调被缓和了。影片放弃了原版中大喜大悲交错扬抑的情感模式，转而以较为平缓的方式进行叙事。此外，在关于七号房的囚犯的塑造上，土耳其版的《七号房的礼物》重点描述他们来者不善的气质，这与韩版中看上去可恶，实际上可爱的“纸老虎式”的塑造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归根结底，这两种叙事方式实质上是现实和童话的对比。
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的改编整体来看是对影片现实意味的加强，这更多的是基于创作者的个人取向所形成的创作基调。在影片再落地过程当中，由于文化折扣的存在，对于他国影片的改编往往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
文化折扣指的是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文化产品不被他国受众认可理解，导致其价值降低的现象。典型的例子便是迪士尼的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尽管创作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素进行了有意识的吸取，以各种景物，譬如连绵不绝的山峦、庄严的祠堂、高大巍峨的皇城来体现他们眼中的“中国特色”，但过于繁杂的堆砌使得影片失却了文化意义上的真实性。
又比如近年来国内对于日剧、韩剧的改编，尽管双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都较为贴近，但本土化元素的缺乏、对于原作中他国文化元素生搬硬套的再现( 比如将《求婚大作战》中风靡日本的棒球运动直接移植到国内的环境中) ，都使得翻拍难获得成功的评价。
为了消除文化折扣，避免影片的情感浓度在改编过程中被削弱，土耳其版的《七号房的礼物》吸取了原作中最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部分———父女之情来进行描写，并对智残父亲得到狱友理解和女儿如何改善七号房的氛围这些情节进行了改编。
在韩版《七号房的礼物》中，九龙之所以能够获取狱友的信任和狱长的认可，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善良。他人对于九龙的改观根植于韩国的儒家文化对于善的肯定。但在土耳其版本中，梅莫在监狱处境的改变取决于他的天真和一些宗教方面的原因。
梅莫不可能杀害小女孩，因为他也是一个父亲，而奥娃来到监狱后，她以询问病状的方式搞清楚了每个人入狱的缘由。这种互动更加贴近宗教意义上的告解: 人们向她倾诉，并表示自己已经改正。这一幕戏的高潮在于奥娃一眼看出了时常盯着墙上斑点的人是在看着一棵想象中的树木。这个人直到此刻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解。
奥娃也成为类似先知的存在，“罪与罚”的意义凸显了出来。影片还设置了一个促使梅莫翻案的关键人物———被称作“独眼巨人”的逃兵。他取代了原版影片中法律的程序正义。这种改编更加符合土耳其社会的宗教氛围，并使影片蒙上了一层神话的色彩。
结合两版《七号房的礼物》来看，土耳其影片的改编无疑是成功的。它将土耳其的政治、宗教背景与影片的主干情节相融合，一改原作中轻松、温馨的喜剧氛围，使其透露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更加贴合本土受众的观影习惯和审美需求。
现实题材的跨文化改编
与神话传说类型的题材不同，现实题材的影片在遭遇跨文化背景的改编时，往往有着更强的普适性和贴合性。
对于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影片来说，它们高度依赖本国特有的语境和社会文化，对人物的诸多表达和行为的理解都直接与受众成长的环境挂钩。但对于现实题材的影片来说，它则更少地受到以上因素的制约。不过更少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从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对于韩版影片的改编，我们可以试图探讨现实题材影片的跨文化改编策略。
首先是抓住原本影片中的主干内容，把握原作的精神气质，分析原作得以成功的精髓所在。根据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受众对于信息内容的解读尽管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模式，但从根本上仍要受到编码者规则性的制约。
为了保证最大的传播效果，制码者需要找到原作当中具备最大普适性的部分，保证受众对于主体故事的理解。在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中，最触动观众的便是女儿和智残父亲深厚的感情和七号房室友对于梅莫的关照。
这一系列的故事几乎不具备文化的局限性，可以为任何社会背景下的观众所感知，父女之情是超越文化的藩篱的。导演着重抓住了这一点，运用大量的篇幅来呈现奥娃和梅莫之间的互动，这为影片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第二点在于改善呈现内容的方式和途径，使之更加贴合本土文化的语境和习俗。爱德华·霍尔认为，高语境文化指的是传播时绝大部分信息存在于讯息系统或物质环境中，或者内化于个体， 极少被呈现在传播过程清晰的内容上。
低语境文化则与之相反。韩国是典型的高语境社会，土耳其是典型的低语境社会。面对这种差异，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的创作者将某些剧情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改编，既保证了最终的叙事效果，又使得其更符合土耳其观众的观影习惯。
譬如，在土耳其版的影片中，狱长认为梅莫没有杀害小女孩，直接原因是奥娃与他的交谈，在对话中有所感悟，而非韩版原作中智残父亲冒死营救他的行为。
第三点在于适当地植入本土文化的要素，做好题材的本土化，使观众能够迅速地识别影片的文化气质。在土耳其版的《七号房的礼物》中，天堂、军人、星月旗等意象反复出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影片打上了土耳其文化的标签，摆脱了原作的束缚。
梅莫为放牧的羊群取名的细节，既体现了他天真、如孩童般的本性，又符合土耳其社会的具体情境。对逃兵的“独眼巨人”这一称呼取代了原作中的程序正义，从神话的角度展现了父女之间的羁绊，使影片的气质和土耳其浓郁的宗教氛围相一致。
最后，重要的是创作者要明白，改编后的作品不只是面向本国观众的，更是面向世界的。《七号房的礼物》的韩版原作本就具备强烈的共情性，改编后的土耳其版也是如此。
在两版既相同又不同的影片中，观众们能够感知到两国文化的差异性。影片的跨文化改编归根结底还是要面向更为广泛的观众群体，这在全球文化相互联结的今天是无法避免的。
结论
韩国与土耳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差异巨大，但《七号房的礼物》的改编却克服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隔阂，使之具备了土耳其文化的种种特色，又保留了原作的精神风貌。
两版影片在表达方式、 镜头语言、场景布置上各有侧重，相较于韩版原作，土耳其版的影片更加注重现实色彩的营造， 但它们都成功地阐释了智残父亲与女儿之间深厚的情感。这无疑是当今现实题材的跨文化改编中 一次成功的实践。
任何在世界范围内成功的影片都是因为它具有能使人们产生共情的能力，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的改编策略对于如何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对现实题材的影片进行再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