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当时逐鹿中原的很多国家之一，商朝拥有成千上万的军队。据资料说，商朝在一场战役中就投入1.3万人。他们俘虏的数量更大，一篇甲骨文说多达3万人。甲骨文中记述看似很单纯的对开垦荒地的占卜，可能指的是商朝征服游牧部落，并开垦这些部落的土地。甲骨文还记载了其他部族向商王进贡马匹、狗和牛。事实上，不少商朝用来占卜的牛胛骨和龟贝来自商朝以外的地区。
在安阳甚至发现了鲸的肩胛骨，这表明最早发现它的人，住在内陆国的商朝以外的地区。其他在安阳发现的稀有动物包括大象、猴子、犀牛，证明古代的气候，比现今更加温暖和潮湿。这些动物的存在，告诉我们商人居住在长江沿岸窄小而肥沃的湿地，邻近这些热带动物生存的绿色森林。可能当时中国北方的气候比现在暖和潮湿，有助于农作物的耕作。
在四川的无文字的同时代人
四川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成都郊区，西安西南约640公里处），极大地显示了商朝时期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多样性。这个古城的人，用木版夯筑巨大的土建工程，他们的城墙墙基有47米（150英尺）宽，墙的一边有一公里长。三星堆的居民不会读写，可是他们能征集劳力建造巨大的工程。
尽管在某些土层发现的一些器物确定该遗址与商朝同期，即公元前1300——前1100年，但也有一些器物与安阳出土的器物截然不同。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里的器物尤其精彩，包括玉器、罕见的刀剑和青铜器。2号坑的底层发现了50多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有的宽达120厘米（4英尺）。
与安阳出土的为数不多的青铜面具不同，这些面具具有棱角分明的特征，特别是其大而突出的眼晴非常醒目。没有人知道这些面具是如何使用的，但显然面具是在当地制造的，因为面具里的内芯用的黏土，同土坑的土是一样的。研究者们推测，这些面具就是在土坑遗址处铸造，并被用于在那里要举行的仪式。
有趣的是，玉器、青铜器及其他器物的位置表明，这些东西在埋入土坑前，已经被打碎和焚烧，显然在土坑被填上前举行过某种仪式。土坑中出土的最为醒目的物件，是一尊高182厘米（6英尺）的青铜铸像，仅底座就高达80厘米（2.5英尺）。该铸像穿有数层衣服，有前后长短不一的内袍、贴身内衣和在一边开襟的外衣。在外裙的腰下有两个眼洞。这些衣服看来不像人们平时的着装。
光着的双脚和复杂精细的丝绸服装，暗示了这位出身高贵的人，正在主持某种仪式，因为后来的中国人一直以鞋子为不洁，甚至认为在正式场合穿鞋是不吉利的。人像的头与墓中出土的面具很相似，他的手指呈环状，似乎原来握有可能是象牙或火把之类的东西，这对于主持仪式来说倒是有道理的。这个奇妙的铸像，同在三星堆东北500公里外的陕西宝鸡发现的人像有些相似。
宝鸡的人像要小很多，年代约在公元前10世纪，但手指也都作环状。这种风格的相似，可能暗示着这两个地区有贸易往来，而对货币的研究，也表明了这里与长江下游的居民有生意往来。三星堆文献资料的缺乏，使我们很难重建这些仪式的内容。但是这些精美绝伦的青铜面具证明，一个与安阳不同的文明在这里存在过。
我们研究古代中国的视野，必须扩展到那些同安阳人一样，能制造出技术复杂的青铜和玉器的人们。中国西北沙漠的异常气候条件，使现代的新疆地区，仍保存了100多具公元前2000——前500年之间其他人种的遗骸。这些干燥的尸体，看上去与欧洲人惊人地相像。尸体的面部特征（圆眼晴和大鼻子）和外貌（浅色头发和肤色）都像欧洲人而非中国人。其中一些身高1.8米（6英尺），在古代中国人中应属少见。
现存这些墓葬，并不能表明这些人是否控制任何领土，但是墓中出土的格子图案的纺织品与欧洲的很相似，使人相信这些人的织造技术，同商朝中心地区很不一样。一些学者推测，这些白种人乘坐马车达到当今中国的边界地区，因为只有马车才有可能在陆地上长途旅行。还有人猜测，这些白人甚至引进了双轮战车，当然，目前并没有考古发掘材料，证实这个观点。
一些早期的甲骨文文献显示，双轮战车的确是在商王武丁统治时期，由外人引进的新技术。甲骨文描述战车的字有很多个，显示书写者由于没有现成的字，而很难描述这个外来的新鲜技术。在引进双轮战车之前，商朝人并不使用有轮子的车，也不会驯化马匹，而这两点是战车发展的主要先决条件。
一份早期的甲骨文是这样描写一次狩猎征战的：“甲午王往逐兕，小臣车马硪王车，子央亦队。”对这次事故的描述或许是战车的最早记载，即由一匹马拖拉的双轮车辆。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个外族向商人引入了双轮战车。无论高加索人做出了什么具体的技术贡献，他们的存在，表明在商朝时期，有很多不同的人群来到中国，而对此我们知之甚少。
甲骨文提到的很多不同的族群与商朝同时存在。在甲骨文中经常提到的八个族群，周联合羌（甲骨文里提及的被牺牲者）征服了商。奇怪的是，早期的甲骨文中经常提到周，到后期反而很少提及，尽管后期是以周征服商而告终。周声称商朝已经丧失了天命，来为其征服辩护，而这辩词成为后来所有企图改朝换代者的基本理由。
天命论
在商朝灭亡约一千年后，史学家司马迁用一系列夸大的成见，在其《史记》里描述了商朝最后一个国王商纣王极端的暴行。大多数现代研究者视司马迁的书为传奇，而非准确的历史记载。据司马迁说，商朝的末代国王纣纵酒好色，整天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同时他横征暴敛，又不理朝政。
当有大臣反对时，他就发明新的刑罚来惩治那些反对者：炮烙之刑。他把他的批评者剁成肉馅，或晾干成肉条。他任用佞臣，而良臣都逐渐逃到了周。当谋士们劝说周朝国王去攻打商朝时，周王没有答应，他说：“汝未知天命。”后来，商纣王活剖一个敢于批评他的大臣，以亲眼看看该大臣依然跳动的心是否忠诚。
听到这件事后，周王发动了战争，并击败了商朝，商纣王葬身大火而丧命。周王将暴君的头颅挑在杆子上示众。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极具感染力，并给后人对新旧朝代更替的观念，树立了一种模式。周朝国王在最初拒绝攻打商朝，是因为他没有获得天命。对于周人来说，天，而不是商朝的神帝，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神权。
在周人看来，天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力量，相当于西方概念里的宇宙。天的支持是国王统治所必须的先决条件。历史家们暗示，周王后来之所以改变主意而攻打商朝，是因为上天决定支持他成为国王。后来的思想家们把“天命”解释为对残暴统治者的约束和控制。
他们认为，如果一个皇帝统治无能，上天就会收回对其王朝的支持，表现的方式是各种天灾，诸如地震、怪异天象、暴雨、干旱以及人为的灾难，如农民起义等。一些思想家认为人民有权利反叛昏君。因此谨慎的君王，必须注意观察天象和他的臣民，以知道有没有上天不满的迹象。这一观点暗示了，中国的民众如果不支持某个统治者，他们可以造反。
新王朝通常只是在推翻旧朝之后，才用天命论来论证其正统，而很少在推翻旧朝之前。一个朝廷只有在被新政权取代之后，才算丧失天命。如果朝廷面临普遍的反对，但皇帝能够压制反抗而不被推翻，那么他就算能保住天命。天命论显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因为它既支持所有的改朝换代者，同时又支持任何能保住政权的朝廷。
结语
天命的观念产生于周朝征服时期，然而却很好地适应了，后来的朝代更替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司马迁在公元前1世纪写的《史记》里得到发展。这个理论使历史事件，变得像是神灵的意志，尽管神灵的意志，只是在事件发生后才有可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