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郁结回荡于屈骚之中，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精神。这种“气”从根源上看，正是一切“贤圣”“不得通其道”的产物。司马迁《史记》中云：“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里的“意”，不仅仅是“情”，而是一种追求理想的生命精神，具有生命本体的性质。“气”正是这种生命本体被压抑的存在状态。那郁结而激荡着的“气”,正是对“此人”生命本体此在生存状态的关注。屈骚中的悲气正是屈原所追求的圣君贤臣美政之道不通，生命价值遭毁弃后无比悲愤的感情。
《悲回风》就是对这种生命价值遭毁灭后的象征性表达：“悲回风之摇惠兮，心冤结而内伤。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王夫之释曰：“风之初起，生于蘋末。已而狂飘震荡，芳草为之摧折。谗人之在君侧，一唱百和，交荡君心，则国是颠倒，诛逐无忌，贞篤之士，更无可自全之理。故追原祸始，而知己之不可复生也。”因而，这种毁灭感就化为一种悲愁之“气”，郁结激荡于其整个生命的痛苦历程。
迄今为止，学界冷成金，徐志啸等教授皆认为屈原诗学的“精神特质”是“发愤抒情”，但若从屈原整个诗歌创作历程来看“发愤抒情”只是屈原早期的诗学特质。其实屈原最重要的诗学意蕴是后期生命价值遭受重创所显示出来的“道思作颂”和“赋诗自明”。《桔颂》是屈原青年时代的“言志”之作，借桔咏志，继承的儒家“诗言志”的诗学传统；被怀王“怒而疏之”之后，作《惜诵》斥谗佞、表忠心、抒忧愤，“发愤抒情”仍在儒家诗学藩篱之内；标致新的诗学功能的出现是避居汉北之时的“自救”之作。《抽思》、《思美人》表达生命意义的虚无和对其强烈的抗拒。屈原生命后期流放江南，美政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生命价值得不到实现。道不通，意有所郁结，则作《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自证”自己的生命价值，屈原的这种“我创作，故我在”的诗学功能，是对生命价值破灭之后的自救和证明，从而显示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创造性。
换句话说，屈骚诗学就是屈原作为士人的本质力量创造的产物，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说：“支配气的是观念、情感、想象力，所以在文学艺术中所说的气，实际是已经装载上了观念、情感、想象力的气，否则不可能有创造的功能；但观念、感情、想象力，被气装载上去，以倾卸于文学艺术所用的媒材的时候，气便成为有力的塑造者。……指明作者内在的生命向外表出的径路，是气的作用，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中的最大的特色。”显而易见，气对人主体有创造和塑造之功能。所以屈原作品中的气就是其生命价值遭受毁灭后对其重新创造和自塑，这种充满强烈的生命悲剧的自救精神，是儒家诗学功能所不具备的，也是“发愤抒情”所不能涵盖的。
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建立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美”的生命精神（田耕滋师语）。“我创作，故我在”是屈骚的诗学思想，其核心就是自救精神。屈原“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是其本质力量的能动创造，完成了对自己生命本体价值的自我拯救。以气为本体论的屈骚生命诗学，之所以具有独特的美学特质，这和他们根植的南方土壤，“无侵于儒”的楚文化有关。楚文化是完全不同于儒道而极具个性的独立的文化，这与楚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有关。他们囿于高山峡谷、深山密林，具有与北方中原截然不同的民风民俗、古歌古谣，这是楚文化的根基所在。楚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独特的文化形态，是南方民族精神的标志性符号。
美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杜兰，继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后，向世人奉献了一部揭示人类文明遗产的旷世巨著《世界文明史》。他在第一卷“东方的遗产”第一章“文明的条件”中指出了“地理的条件”对于文明的形成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对于我们研究南方的楚文化有借鉴意义。王夫之《楚辞通释》云：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戉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楚人僻居在南疆大地，远离中土，长期生活在高山峡谷，深壑幽林之中。这里山川相缪，湖泊纵横。烟波浩渺，气象万千，使人富于幻想。这种相对独立、原始的文化生态环境，孕育出了亲鬼好巫、热情浪漫、洋溢着浓郁的生命意识的巫文化，“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漫淫荒之杂。”
又曰：“楚俗祠祭之歌，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漫荒淫，当有不可道者。”显而易见，这种巫祀文化当有情欲泛滥、荒淫放纵、不堪入目的一面，颇似疯狂迷醉的希腊酒神精神。但这种文化毕竟又是以歌舞为载体的，所以又有音乐、唯美、浪漫和自由的艺术特质。自由和力量、激情和冲动、热情和进取已融入楚人血液，铸成了他们飞扬的生命意识，成了他们永不枯竭创造力量的源泉。可以说这就是楚文化应当发扬的实质。整部屈骚，可以说都是楚人自我潜在的集体无意识的生命力的激昂、爆发和张扬。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也曾经说过：南方文化即楚文化，则主要和巫官及巫风连在一起。这里的原始的远古民族遗风延续得更为持久，弥漫着丰富的“惊采绝艳”的神话和想象。
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有一种更为原始的天真奔放与活泼烂漫的精神特质。这种“天真奔放”、“活泼烂漫”充满生命创造精神的巫性思维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是楚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楚人不可抽拔的民族精神所在，是楚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创造是人类最高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创造也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本质要求。由楚人创造出来的巫文化就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文化。著名学者、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反思自己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之后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个看待文化的经典概念。
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在生活各方面起的作用，也就是它们的意义和所受其它文化的影响及其发展的方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自觉”就是文化的觉醒和自救。
在文化趋同性的当今，保持这种文化记忆和个性的文化形态非常重要。保持民族文化独特的个性化，就是保持一个民族的活力和进步，民族文化独特的个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楚民族创造了具有高扬生命意识和充满创造精神的楚文化，充分认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是当今社会文化建设的一种“文化自觉”，是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充分发掘。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线索”，在中国文化中应该有其重要的位置，与儒、道文化三足鼎立，构成中国文化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