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引经据典著称的20世纪美国学者拉赫的鸿篇巨制《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与“中国”间的关系则有这样的考证:“在公元纪年的第一个年代，中国的北部被认为是遥远的陆路末端的‘丝绸之地’，它被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彭波尼斯·米拉以及普林尼称为赛利卡。
蚕丝，乃我国古代文明产物之一，其之发明当为极早之事，相传黄帝之妃螺祖始教民育蚕；甲骨文中有丝字及丝旁之字甚多。《穆天子传》中就有周穆王“休于获泽（今山西阳城县），以观桑者，乃饮于桑林”的记载；《尚书》禹贡谓：「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噘篚檿丝；徐州厥篚元纤缟；扬州厥篚织贝……」可见古代产丝地之广。
中国丝早在汉以前已经输出，且闻名于国外，《史记》货殖列传谓：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责，求奇缯物，问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今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乌氏倮贩卖丝货，运销外国，竟成巨富，位同封君，列朝议事。中国丝绢在当时国际市场之身价，由是可见。无怪后来武帝欲通西南，皆为昆明夷所阻，不能通21，其目的或在垄断商务。甘英欲出使大秦，安息人为专擅缯彩之利，亦从中加以阻止。
然中国丝之出口，及于汉际已然大量而充裕的外销国外各地，《史记》大宛传记载了张骞出使西域返国，向武产报告此行所见：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张骞出使当在西元前二世纪，其在大夏所见之蜀布、邛杖乃系由印度转售而来，印度能有余货外销，可见其境内供需已十分充裕。根据印度学专家雅各比（HermanJacobi）考证：西元前四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Candragupta)在位时，大臣高底里雅（Kautilya）所撰书中不仅有支那之名，且谓该时丝已贩运至印度；丝在印度除了做衣服外，还用作帝王的旌旗，临风招展，飒然有声。在其它运销印度的商品如樟脑、铁、铅、茶、银朱、荔枝、豆、马、花生中，丝是首屈一指的畅销物。印度古代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smrti）将中国（Cina)与希腊人并列。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也有对中国丝(Cinamsuka)的记载；梵文中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丝）以及前所提Cinamsuka（丝衣服）等，皆以Cina这个字做成组成的部分，可见中国丝对古代印度之影响。
《中国丝绸文化史》中载:“野蚕以桑叶为食，本是桑树的天敌，与桑树相伴相生，因此原始先民有机会接触到自然分布的大片野生桑树与食桑为生的野蚕。”从桑树的野蚕茧中抽丝挺符合“树上梳丝”的童话意象，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半个蚕茧更似乎给了中国蚕丝文化发源于公元前3500年前，也即与古埃及同学们大批烧制玻璃器同期的证据，只是这不利抽丝的半个蚕茧更容易让人想起先古年代的另一种选择:毕竟蚕蛹是可以吃的。因此《中国丝绸文化史》又有说:“与桑树相伴的原始先民有机会接触到自然分布的大片野生的桑树与食桑为生的野蚕。可能为了吃蛹或是占ト，或是什么原因，他们切割、撕开蚕茧使得丝纤维松散，或蚕茧在雨水中浸泡导致纤维离解，种种机缘使得人们对蚕结茧、茧抽丝这一自然过程有了直观的认识。”
此外，蚕丝在古代也被“统治者”十分重视，如，商代后期一个叫武丁的国王曾为派人察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对蚕桑业极为重视。丝绸具有轻盈、舒适、光亮等奇特性，这是其他织物所没有的。在“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的原始社会中，由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生产和使用；进入奴隶社会之后，便成为贵族的专用物品。统治者为了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或炫耀其显赫的地位，桑蚕丝织生产倍受重视。蚕的形象还不断出现在奴隶主礼器的装饰纹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