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甘边和陕北红军先后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迅猛地发展起来，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注意

1934年10月起，蒋介石纠集陕西、甘肃、宁夏、山西4省军阀军队，共20多个团4万余人，发动了以陕北根据地红军为重点的第二次“围剿”。其部署：第86师5个团由北向南，对府谷、神木、葭县、米脂、横山、靖边、保安地区“清剿”；第42师4个团由南向北，对宜君、中部、洛川、鄜县、甘泉地区“清剿”；第35师7个团对甘肃合水、华池、庆阳地区“清剿”，第84师4个团为这次“清剿”的主力军，负责“清剿”绥德、清涧、延川、延长、肤施(今延安)、安定等陕北苏区的中心区域；晋绥军第71师主力在黄河东岸驻防，并以1个旅进到陕北的吴堡、绥德地区，支援第84师。

此外，甘肃正宁、宁县一带还有国民党军第61师各部。敌人这次“围剿”在军事上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略，分割“清剿”；在政治上则加强进行反共宣传，强化保甲制度，推行“突击自首”政策；经济上则实行严密封锁，企图达到消灭红军，完全摧毁苏区的目的。为了协调各部军事行动，调整各军阀间的关系，蒋介石还派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驻陕北参谋团，由保定行营少将参谋处长毛侃任团长，进驻绥德。

此时，陕甘边、陕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和革命武装有了迅速发展，成立了陕甘边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有20多个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巩固的根据地内部已分配土地。作为红军主力的红26、红27军已有3000余人，50多个游击队有1000余人。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武装和各群众组织遍及各区乡，根据地内出现了红色村庄包围白军占领的城镇的现象。但在敌重兵“围剿”的形势下，红军也存在着不利条件，即：主力红军处于分散状态，兵力尚未集中；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各有直属上级，红军和根据地的指挥尚未统一；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不便于互相支援，回旋范围小；敌人驻扎重要城镇和据点，并构筑碉堡，步步为营，红军缺乏攻坚武器，也缺乏攻城的经验等。

为打破敌人的“围剿”，迫切需要将两个特委、两支红军和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谢子长和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为此都做了很多工作，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出到陕北巡视工作的张子华等的帮助下，协调了两个特委和两支红军的关系。1934年12月，刘志丹率红26军第42师第2团和陕甘边游击队第5、第6支队进入陕北。1935年1月中下旬，刘志丹到安定县灯盏湾探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两人就当前敌人的“围剿”形势，应该采取的对策和将来打击的主要对象以及如何发展巩固革命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商讨；就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的统一领导、红军的统一指挥和共同作战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红42师第2团等部返回南梁。

二、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今安定)县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

在刘志丹、谢子长协商的基础上，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今安定)县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谢子长因伤势严重未参加会议，刘志丹主持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刘志丹、崔田夫、高岗、郭洪涛、马明方等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下委)，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崔田夫代理)；撤销中共陕北特委，其原来所属党组织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西北工委领导下继续领导陕甘边党政军民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统一指挥红26、红27军和各游击队，刘志丹任主席(一说谢子长)。

会议还决定：集中红26军第42师第3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开赴陕北，和红27军第84师第1、第2、第3团，组成陕北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地区作战，首先打击深入陕北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国民党军第84师；由陕甘边军分会统一指挥南梁、照金地区游击队和红26军第42师第1、第2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消灭、牵制敌人，扩大根据地；红26军骑兵团则向宜川、韩城、合阳一带开展活动，创建根据地；陕北军分会将各县游击队编成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纵队，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会后不久，刘志丹宣布了西北军委的组成和办公机构的名单，西北军委机关正式办公。

周家崄会议是陕甘红军发展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实现了对两支红军和两个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协同作战。自此开始，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统称为陕甘红军。

2月18日，发布了由刘志丹亲自起草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动员令》。《动员令》分析了敌我形势，提出了粉碎敌人“围剿”、扩大与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号召红军指战员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队员及全体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英勇战斗。《动员令》提出要集中红军兵力，共同打击进攻陕北的敌人。红42师骑兵团出击合阳、韩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红42师第1、第2团应配合当地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动员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巩固与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为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把陕北地区的游击支队编成第1、第3、第4、第6及第2、第5纵队等游击纵队。

任务是积极地做好群众工作，开辟村庄，组织贫农会、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协同苏维埃政府分配土地，扩大新根据地，坚决对敌斗争：第1纵队向北面的神府方向发展；第2、第5纵队坚持绥德、吴堡、葭县地区，沿黄河西岸向北面的神府方向发展，完成对安塞、延安县城的包围态势；第4纵队向东发展袭扰晋绥军；没有编入纵队的陕北游击队第7、第9支队，由延川向延长、宜君发展；并进一步指示各纵队以自己的游击区为依托，积极向白区发展，包围敌占据点，袭扰与消灭小股敌人，配合主力红军的反“围剿”战斗。《动员令》还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实现严格的军事化，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状态。

陕北、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立即按照《动员令》的要求加紧了战备工作。西北军委还举办了陕北游击队、赤卫军干部训练班，轮流集训干部，同时还成立补训连，充实主力红军力量。为规范红军的行动，加强红军的组织纪律性和正规化建设，西北军委还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处决土豪劣绅法令》等条令制度。

三、谢子长的逝世暂时保密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战伤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鉴于谢子长在西北地区的影响，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对谢子长的逝世暂时保密，遗体由身边的战友和亲属秘密埋葬。

谢子长，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人，生于1897年，是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多次进行兵运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相继参与组织领导清涧起义、渭华起义。1930年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1931年10月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改编为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

1933年11月任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恢复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扩大了第2,第3支队，组建了第4、第5支队，并为创建陕北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4年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8月兼任红26军第42师政治委员，领导陕北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他领导和促成了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2月21日逝世。

同年，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将其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毛主席对谢子长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于1939年两次为其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为其墓亲笔写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修建了陵园，举行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毛主席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领导人都题了词。谢子长的逝世是西北红军和苏区的一个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