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字如何称呼,这其中有大学问,不是乱叫的。
尤其是在古代,不同的称呼有不同的涵义。
古人会起很多“称呼”,用于不同的场景
古人讲求“礼”,也就是规矩,尊卑上下分得很清,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称呼,以此作为区别。
对于“名字”来说,就是除了姓之外的部分,直呼其名的一般都是长辈对晚辈、尊位对卑位。
比如《论语》当中,孔子叫弟子的时候,直接就是“求”、“点”、“赤”等等,不用加上“姓”。
比较特殊的就像弟子问孔子的时候,称呼其弟子有时候也是直接像孔子一样直呼其名,这是因为所站的角度不同。
而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之间是平辈,称呼的往往是“字”,不带姓名。
古时候的“字”取得时间是在成人之后,“名”比较早,婴儿出身三个月就可以取名,但是“字”要在成人礼的那一天来取。一般都和“名”有关。
比如说诸葛亮,其名是“亮”,他的字就是“孔明”,二者是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在古代很明显,但是因为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一些称呼和字词的含义有所变化,所以有些关联已经不能太好地理解了。
比如诗人“屈原”,实际上是名是“平”,“原”是他的字。“广平曰原”,所以他的字“原”和名“平”是有关联的。
这种称呼一般用于关系较好的朋友之间,也是比较客气的说法,表示亲昵和尊重。
顺带一说,古人有时候称呼一个人会把姓名和字连在一起,顺序是姓、字、名。很多古装剧都犯过错误,因为是顺序是姓、名、字,这是不对的。
如果关系更亲密一点,是不称姓名和字的,直接叫“小名”,比如很多人就称呼曹操为“阿瞒”,就是这个道理。
晚辈称呼长辈的时候,要用尊称,一般也称“字”。
比如称孔子为“仲尼”或者“仲尼父”,一般不会直接称“孔丘”。
但是最尊敬的称呼是既不称名,也不称字,比如称呼孔子直接就是“夫子”,后来也用郡望、官职、别号来代指,比如称杜甫就是“杜工部”,称苏轼为“苏东坡”,称王安石为“王临川”等等。
一般情况下,自称的时候才会只称“名”。
比如孔子自谦的时候会称呼自己为“丘”。孔子问冉有,冉有自称自己的名就是“求”。
书面语当中的称呼和口语有所不同
文言文中,书面语是用于记录的,它和口语有所差别。这其中有语法的问题。
比如说,像《史记》、《汉书》等等这样的文献当中,在叙事的时候有时候会用某一个人的名来做主语。
比如班固在《汉书》中就这样写:
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
可以看到,其中的主语就是用了“谊”这一个字来指代贾谊,在书写上更为简单,语意也不受影响。
这样的写法在很多文章当中都是很常见的,完全就是文言文记叙时候的语法,和尊卑、习俗等等都没有关系。
书面语中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常见,那就是“省略主语”,把人名都省去了,要通过上下文的语意来判断到底说的是谁。
这种方法在现代汉语当中是一种语病,叫做“偷换主语”,但在文言文的书面中是一个常用语法。
比如《桃花源记》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
前一句是说桃花源中的人见到渔人很惊讶,但是省略了主语,而紧跟着“具答之”是渔人的行为,但是在之前的主语不是渔人的前提下,依然变换了主语。
所以在文言文的书面语当中,称呼人的方式主要是以单字或者直接省略为多,只要文意畅达,自然是越简越好,语法的约束也主要是通过“虚词”来进行的。
现代汉语中,因为要符合一定的语法规范,毕竟从文言文到现代汉语的过程中,首先建立起来的往往就是使用规则,也就是语法,所以难免有些复杂。
无论是口语还书面语,称呼一个人的时候,古汉语文言文当中因为有更多的选择,所以要视情况而定。
但是对现代汉语来说,一来没有那么多“字”、“号”等需要甄别,二来也没有了古汉语中“礼法”的约束,自然是以符合现代语法为主,力求全面,不引出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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