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一部充满生命意识以及温情力量的短篇小说。
迟子建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写作，并且捧得2007年鲁迅文学奖，深得读者的喜爱和评论者的激赏。有人说，这是一部底层小说，将视点下沉至盛产煤炭和寡妇的乌塘镇，道出读者已知或未知的人间悲辛。有人说，这是自传式小说，从乌塘到三山湖，是女主人公更是痛失至爱的迟子建在找寻精神慰藉和情感平衡的疗伤之旅。有人说，这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迟子建秉承万物有灵的要旨，魔化了尘世，在不知不觉中将读者拘囚在乌塘的幻影中无法自拔。而诗评家谢冕则认为迟子建的写作姿态是 “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源于底层，却击中人文精神内核，抵达命运的本质，散发出生命悲剧意识，我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最出彩的地方。
污浊糠脏的乌塘，山水苍茫的三山湖，挟怨哀恸的寡妇，只手遮天的官府，在凉薄的夜色里倾听寒彻肺腑的失传民歌，在人影幢幢的集市收集毛骨悚然的鬼故事，打开冰柜那具面目模糊的矿工的尸体，点燃鞭炮时男人的右手跟着焰火上天，痢疾患者死在兽医手下。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摆在我们面前的酷烈而陌生的真实。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不是只能在匮乏的物质以及因袭的传统惰力下暗泣?我们在无法预测的天灾人祸面前是不是只能如泥猪疥狗般浑噩偷生?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的不幸是不是只能接续上演而不能人为阻断?我希望能够通过对思想内蕴，人物形象的分析，得出可观的答案。
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一部充满生命意识以及温情力量的短篇小说。
迟子建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写作，并且捧得2007年鲁迅文学奖，深得读者的喜爱和评论者的激赏。有人说，这是一部底层小说，将视点下沉至盛产煤炭和寡妇的乌塘镇，道出读者已知或未知的人间悲辛。有人说，这是自传式小说，从乌塘到三山湖，是女主人公更是痛失至爱的迟子建在找寻精神慰藉和情感平衡的疗伤之旅。有人说，这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迟子建秉承万物有灵的要旨，魔化了尘世，在不知不觉中将读者拘囚在乌塘的幻影中无法自拔。而诗评家谢冕则认为迟子建的写作姿态是 “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源于底层，却击中人文精神内核，抵达命运的本质，散发出生命悲剧意识，我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最出彩的地方。
污浊糠脏的乌塘，山水苍茫的三山湖，挟怨哀恸的寡妇，只手遮天的官府，在凉薄的夜色里倾听寒彻肺腑的失传民歌，在人影幢幢的集市收集毛骨悚然的鬼故事，打开冰柜那具面目模糊的矿工的尸体，点燃鞭炮时男人的右手跟着焰火上天，痢疾患者死在兽医手下。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摆在我们面前的酷烈而陌生的真实。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不是只能在匮乏的物质以及因袭的传统惰力下暗泣?我们在无法预测的天灾人祸面前是不是只能如泥猪疥狗般浑噩偷生?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的不幸是不是只能接续上演而不能人为阻断?我希望能够通过对思想内蕴，人物形象的分析，得出可观的答案。
一
乌塘是一个脏地方。那里环境脏：“天空就像一件永远洗不干净的衣裳晾晒在那里”，在小吃店，“苍蝇络绎不绝地在杯盘碗盏间飞起落下”;在茶馆，“茶杯油渍渍的，让人觉得店主是开肉食店的而不是开茶馆的”;在录像厅，“汗腥味很浓”。在乌塘，看到的人很脏。或是“穿着一件油渍渍蓝背心”、或是“戴一条油渍斑斑的绿围裙”，矿工的脸则“好像每一道皱纹里都淤积着煤渣”。在乌塘，听到的话很脏，把女人比作蚯蚓，“埋在土里你们安分守己;一挖出来，就学会勾引人了!”把蒋百嫂和捡破烂的王葫芦睡比作“睡在厕所里”。乌塘的人心也很脏：那些外地来的“嫁死”的媳妇天天巴望着着丈夫死在矿下，盼着做遇难家属，等着领赔偿金;乌塘的兽医仗着有领导撑腰，竟敢开诊所给人看病，活活把拉肚子的痢疾病人治死后又卷款潜逃;画家陈绍纯尸骨未凉，他的老婆孩子却“一声也没哭”，只想快快把陈老爷子推去火葬;矿工蒋百走后，蒋百嫂的床铺上每天晚上都睡着不同的男人;司机刘争一跑长途，刘争嫂便把别的男人请到店里吃酒，“一吃就是一夜”。
这便是煤矿产区乌塘，走进这里，仿佛误闯了阴冷邪魅的鬼门界内，随时可以听到惊悚灵异的鬼故事，随时可以邂逅嗒然若丧的阴间冤魂和狰狞阴鸷的人间活鬼：面目扭曲的矿工、四肢痉挛的病人、黑心烂肺的外乡女人、利欲熏心的乌塘领导、见钱眼开的顾婆婆。虽然，也不乏一些闪动着人性光芒的温情力量，如周二嫂夫妇甘之如饴的平凡恩爱，史三婆的敢怒敢言和爱憎分明，牛枕的憨直孝顺和蒋家黑狗的笃厚赤诚;虽然，占据着最大时空的人事片段和生活情状都在白天裎露，如吆喝不断的市集买卖，街坊邻里的调侃自乐;但稠密的夜色覆盖了看似人情甚浓的古朴乡俗，夜凉如水，死亡来袭，生命价值意义沦落了，乌塘的龌龊和污秽，罪恶与肮脏此时夹缠、渗沥着浓烈的生命悲剧意识。“在乌塘，心酸的人海了去了。”周二早已习惯了生命的迅速离场，也习惯了屈服于命运大掌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活着的，或将要死于天灾或人祸的乌塘人遵循着千百年来运转不息的民族行为模式，也恪守着自己的性格逻辑，不自觉地陷落在民族无意识的颠扑不破的大网里，揪扯着载浮载沉，谁也不知道自己像被施咒似的自虐和自残，自戕与自伐，是黑夜蒙蔽了真实存在，纵容了无知愚昧，营造着混沌不明。于是，谁都知道活着就是幸运：周二以前在下井作业前多看老婆孩子几眼;但是谁都不知道为怎么才能继续活，好好活。于是，蒋百嫂踉跄地哭着笑着，猥琐的男人宣泄着野兽般的性饥渴，陈绍纯从心底发唱的丧曲余音难绝。而蒋百嫂在停电的夜晚那凄厉的叫骂，便是绝境的困兽探出头颅，发出的黯闷哀嚎。
当生存的警戒线在夜晚拉起，乌塘便是首当其冲的死亡雷区。不幸是必然的，生命悲剧意识未经过滤，便渗入了乌塘人以及乌塘游客“我”的躯体。
二
“我”是寡妇了，怎料乌塘有如此多命运相济的天涯沦落人。虽然乌塘盛产寡妇，但像蒋百嫂这样的寡妇仍属特例。她在乌塘人尽皆知，就连她家的狗，也在茶余饭后被引为谈资。她的第一次正式露面，就带有出其不意的爆破感。摔酒盅，耍酒疯，砸桌子，骂官府，这个情如烈火、性如野风的女人在一阵宣泄后却“忽然很凄然地自语着，天又黑了，这世上的夜晚啊”，态度上的突转委实让读者对她恨不起来。接下来，在集市上，在食档前，在画店里，蒋百嫂和“嫁死”女人大打出手、和男人厮混的种种情节从不同人的口中道出，真假莫辨。总之，怒其不争者多，哀其不幸者少。直到陈绍纯这个人物的出现，才让读者确切地摸清了蒋百嫂的性格主轴。因为，陈绍纯悲抑哀切，心折神伤的歌声，只有蒋百嫂愿意听，也只有她能参透其中的透骨的悲凉和彻底的绝望，并具化为一句反反复复的歌词：这世上所有的夜晚啊!正如同为寡妇的主人公“我”所认为的那样，蒋百嫂是一个“心里淌着泪”的可怜女人，那么，她缘何夜夜买醉?缘何躲在门后偷偷学陈绍纯唱歌?缘何任凭丑陋的男人糟践?缘何每逢停电就莫名惶遽?
真相被越来越厚的痛苦铺垫着，堆垒耸峙，在它轰然倒塌的瞬间，读者和主人公一块儿被埋葬了：蒋百遇难身亡后，尸首没有入土，而是蜷缩在家中的大冰柜里!乌塘领导正是用这样的方式瞒住了蒋百的死，谎报了矿难死亡人数，以求官帽戴正,交椅坐稳,职务升迁!
在与蒋百尸首仅一墙之隔的另一个房间里，猥琐的男人在蒋百嫂身上轮换着瑟瑟扭动，这般令人不忍卒读的残酷真实已不能用一时一地的善善恶恶去加以评断。在超出情感负荷范围的不幸背后，有比死亡更可怖的毁灭力量在操纵着夜晚的磁力场，于是所有人的行为都共同服从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的必然，无形中张开双臂拥抱了不幸。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鲜红的热血，散出余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拼命地希求依偎，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麻痹灵智，出卖肉体，永劫沉沦，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此才可对付不详的明天。这般创痛酷烈，活着与炼狱又有何异?生命的悲剧意识，几乎不需拐弯抹角地确证就已经摆好了一目了然的等式，等号的那一边无疑是动物欲求和本能挣扎。
如果说乌塘是架在地狱边缘的死城，那么蒋百嫂无疑是离死亡最近的人，因此，她把乌塘的龌龊与不耻看得清楚真切，在夜里喝醉了的蒋百嫂实际上是最为清醒的人，她盈满泪水又字字渗血的控诉，句句中的。世道如她所言，正是这般的黑!领导如她所言，正是如此的狡狯懦弱!矿工的牺牲如她所言，正是这般没有价值!比起那些盼着丈夫遇难的“嫁死的”女人，日夜为丈夫焚香，并且把屋子拾掇得“素朴而整洁，陈设看上去规矩、得体”的蒋百嫂，要高尚质洁得多!比起能够亲自送丈夫最后一程的“我”， 丈夫“没有葬礼，也没有墓地，比狗还不如”的蒋百嫂要悲辛屈辱得多!然而，她本身又是背负一身罪孽的弱女子，她有冲破黑暗的勇气，却没有自我救赎的力量;她有颟邗礼教的决绝，却没有搏击命运的果敢。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如她所言，“把领导从官椅上拉下来，把他们乌纱帽就会变成孝帽子”;来电后，她如梦初醒般说着对不起，一次抗争就此作罢。但尽管如此，她毕竟为罪恶的乌塘敲着丧钟。但是，在矿难频发的乌塘，还有多少像蒋百这样的阴间冤魂，又有多少像蒋百嫂这样的人间活鬼?在矿工尸体随时可能腐烂的停电的夜晚，我们听到却只是蒋百嫂一人的奔走哭号，只是蒋百嫂一人的歇斯底里。那些飘散于不同角落的孤魂的暗泣，与谁同悲?
或许，有一个游离在红尘之外的人在悲悯地注视着乌塘的生死祸福，那便是深井画店的主人陈绍纯，陈老爷子几十年的蹉跎岁月是一段说不尽道不明的绝世传奇。他年轻时曾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幸运地得以重生后，便开始痴迷于收集丧曲似的民歌，他因此而在文革期间挨批挨斗，被迫吞下民歌的曲谱，从那以后，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对唱过的所有民歌的记忆，那些深怀悲抑的旋律真正地渗入了生命的骨髓，自他口中唱出的苍凉之音能让家里的猫也不可思议地跟着流泪。乌塘的人鄙夷着蒋百嫂，忌讳着陈绍纯，如果说蒋百嫂要借着癫狂或是醉酒才能彻底清醒，那么陈绍纯便是时刻带几分清醒，留几分沉醉的世外高人，这么一个怀着大悲和大爱的陈绍纯在闭塞的乌塘无疑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物。他幽幽的歌声和蒋百嫂狞厉的怒骂一同搅碎了夜晚的死寂，蒋百嫂抖出了地狱的深重灾难，而陈绍纯则为人间的生存注解着地狱般的悲哀。然而，他那堪破天机的先知般的睿智为人间所不容，他的歌曲自阴间而来，只能把那些歌曲连同自己的生命一同还给阴间。被轻飘飘的画框砸死，这是命运对于人生的琐碎诅咒，也是陈绍纯式的死亡，至纯至美的死亡，散发着浓厚生命悲剧意识的死亡。同是命比纸薄，但比起死在兽医手下的金秀，以及后来提到的死于狂犬病的云领妈妈，他无疑多了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深永意味。
三
“我”是在去三山湖的途中由于天气缘故而意外滞留乌塘的，然而，这没有阳光的小城和黑暗中的种种龌龊着实让她“大口大口地呕吐”，因而，她选择到有清流，有阳光的三山湖，用那里厚厚的泥巴，盖住自己的哀伤。
虽然故事的背景从乌塘转移到三山湖景区，但是主人公所听所闻，依旧是底层人物的悲苦境遇。在景区靠表演魔术维生的小云领，他所遭遇的不幸与蒋百嫂的儿子蒋三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妈妈为了省下打疫苗的一百元，在被小狗咬了的两个月后，活活被狂犬病折磨至死。云领的爸爸为了赚两百块，在景区给客人放焰火，然而，“焰火上天了，我爸的一条胳膊也跟着上天了”。然而，正是这个想到可以学新的戏法，“眼睛立刻就湿润了”的云领，正是这个一听说妈妈的死，就忍不住到洗手间抹眼泪的云领，正是这个每逢农历七月十五就独身一人到清流为妈妈送河灯的云领，给痛失至爱的我，带来了重新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蒋三生和云领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但后者所经历的生活之痛却分明多了几分哀而不伤的悲剧魅力。在这里，我不得不叹服作者通过添加细节的佐料而将人物气质烘培得迥殊有别的老练和力道，当你触碰到云领误以为“我”是抢生意的同行而流露出的“浓浓的委屈和隐约的愤怒”的眼神，你会心疼于他童稚的悲哀和敏感;当你看到云领毫不拘谨地在沙发上“用屁股欠了几下”时，你会感激生活的变故没有夺走独属于小男孩的天真和顽皮;当你听着深藏起丧母之痛的云领哽咽地谈论“我”的房间不够别的酒店大时，你会对年仅七八岁的云领那早熟的坚强顿生怜意;而当你看到执拗地要一个人走夜路的云领听说“我”要结伴和他放河灯后，“他看父亲，又看了看我，最后盯着自己的鞋尖又看了半晌，才对我说，你要是给你家魔术师放河灯，我就带着你”时，你难道不会对这个懂事体己的小男孩心生疼惜吗?你难道不会和主人公一样，觉得自己的不幸只是“轻得就像月亮旁丝丝缕缕的浮云”吗?诚然，云领无法抹去“我”的痛苦，但是生命悲剧意识确实在这里得到了升华。采取的做法不是将它嫁接于命运的一端，与它痛苦地较量、博弈，也不是把它当成一种带苦味的盐卤，在自我确证和自我扩张中苦苦地腌制自己，而是迎纳它，让它与诚挚的心一同跳动，这样，命运就会反馈给我们一丝温情，我们的心情和命运融洽地厮磨直至永远。命运或许狰狞，但是心没有变得狰狞，感谢作家池子健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个声部和谐地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到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直到这个信仰在故事的最后被外化成一个唯美诗意的结局。那只落到女主人公无名指的蝴蝶是否真的来过这世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超越了蒋百嫂们，云领们痛苦的表象，直抵命运的本质。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灵陷溺没有在人生而卑微的黑色幽默主题里逗留裹足，这就是我为什么义无反顾地对着这篇小说流泪，而又义无反顾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