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探寻中华文明起源，是一件艰巨而细致的工作。因为在中国信史之前的历史都归于传说时期，能够流传下来的真实材料极为有限，需要更加珍惜，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要通过多种方法加以深入研究，以找寻夏王朝存在的具体地理位置。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与青铜器，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与具体地理位置。甲骨与青铜是殷商甲骨文与青铜器的载体，追溯殷墟甲骨与青铜的地理来源，是我们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程的重要途径。
有证据表明西周时期周王朝的甲骨与青铜器，来源于淮夷地区，“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淮夷前来贡献大龟与南方青铜。从当前的考古研究成果来看，殷商王朝与周王朝的甲骨与青铜器来源，尚无其他可供证实的龟甲与青铜的产地。因此，做为商王朝文化标志的甲骨与青铜器，同样理所当然来源于淮夷地区。甲骨与青铜的产生与生产需要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与矿产资源，在原始条件下，这种资源是独特的、稀缺的、难以开发的。
既然淮夷盛产龟甲与青铜，那么作为中华文明形成标志的甲骨文与青铜器，理所当然地最早诞生或出现在淮夷地区。一种文化的诞生，不会产生在一个没有丰富物质载体的地理环境下，这是世界万物产生的自然客观规律。
夏王朝是商王朝之前的王朝，商王朝取代了夏王朝，商王朝也继承沿袭了夏王朝的物质文化，商王朝的甲骨文与青铜器当然也沿袭于夏王朝。那么，淮夷地区就是夏王朝的诞生地，一个诞生甲骨文与青铜器的地方，一个盛产甲骨与出产青铜的地方。
华夏文化也即中国文化，夏文化也即华夏文化。“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西周时期是华夏文明高速发展时期，也是华夏文化的成熟期。为何西周时期成为华夏文化的高速发展时期？这与西周政权与淮夷人的频繁交流有关。虽然这与两者之间的战争有关，但广泛的人员交流和淮夷丰富的物质、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整个西周时期屡次大批的西周贵族随着“京六师，成八师”进驻淮夷、南淮夷，形成蔚为壮观的“远方之所观赴也”景象，学习并传播着夏文化淮夷文化。
师寰簋，是一件制器于西周宣王时期的青铜食器。师寰簋内铭文记述宣王命令师寰率师讨伐淮夷的事件，铭曰：“王若曰：‘师寰，咸（今释文普遍作“越”）淮夷繇我帛贿臣，今敢搏厥众，遐反工吏，弗迹东国。今余肇命女率齐师、纪嫠（无女旁）、莱棘（bo）、尼、左右虎臣征淮夷。’即睿（gai，从贝从斤）厥邦兽曰冉曰荧曰铃曰达。师寰虔不遂肆（夙）夜，恤厥墙事。休既又工（有功），首执兹无言其（ji）。徒驭欧俘士女羊牛，俘吉金。今余弗遐组，余用作朕后男腊尊簋。其万年孙孙子子永宝用享”。
铭文中具有丰富的历史史料与文化历史信息，真实地记录了西周政权与淮夷地区的物质、文化与人员交流信息。“淮夷繇我帛贿臣，今敢搏厥众，遐反工吏”，淮夷是为我西周王朝生产丝帛、贡献财物的臣子，现在竟然煽动民众，长期违反贡献淮夷能工巧匠、异敏技艺者的规定，是可忍孰不可忍。真实地印证了“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中的描述，说明了当时的淮夷人，就是传说中的中国者。
师寰簋铭文中的“徒驭欧俘士女羊牛，俘吉金”，同样是难能可贵的历史史料。西周军队俘获了淮夷有知识的士人、妇女、羊、牛，俘获了淮夷人的鼎彝青铜礼器。“吉金”历史研究表明为古代的鼎彝等青铜古器物。古以祭祀为吉礼，故称铜铸之祭器为“吉金”，以后作为钟鼎彝器的统称，清代著录古器之书，多称“吉金录”。因此，“俘吉金”不是俘获了淮夷青铜原料，而是俘获了淮夷人的鼎彝青铜礼器，这与淮夷贡献“南金”青铜材料有着本质区别。
鼎彝是鼎与彝的合称，鼎为青铜鼎为古代最重要的礼器，人所共知；彝，全名为鸡彝，亦作“鸡夷”，为刻画有鸡形图饰的酒尊，是古代祭器之一。《礼记注疏》卷三十一〈明堂位〉记载“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建立夏王朝夏后氏的标志器物为鸡夷，也即鸡彝。由此，我们可知，西周军队俘获淮夷的“吉金”，为鼎彝等青铜礼器，也即夏王朝的的标志器物青铜鼎与鸡彝青铜礼器。
淮夷不过是商周政权对淮河地区人民的一种称谓而已，对一个失去夏王朝后人的称谓。周人从淮夷人那里俘获了夏王朝的青铜鼎与鸡彝青铜礼器，说明淮夷人就是夏王朝的后人，是夏后氏的直系氏族。“夏之兴也以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夏王朝历史的记忆。
汉·许慎《叙》：“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李善注：“《礼记》曰：鼎有铭，铭者，论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勋劳，而酌之祭器。《左氏传》：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以示子孙。”。明·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鼎彝俅，迎神圭璧收。”等等，对鼎彝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变迁做了最好的注释。
今天我们为什么发现不了夏王朝时期的青铜器？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在淮夷地区寻找夏时期文物；二是我们把淮夷地区寻找到的文物都归类于淮夷文化，而不是归类于夏文化；三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商周时期淮夷地区的夏王朝青铜器已经被商王朝与周王朝所搜刮干净。如师寰簋铭文中记载的把“俘吉金”做为一个重要功勋，并把夏青铜铸造为西周青铜器记录自己的功绩，做为无上荣光传之后人，保佑“其万年孙孙子子永宝用享”。当西周军队经过三四百年的搜刮之后，夏王朝的“吉金”在淮夷地区还能有残存吗？今天即使有所出土，人们还会把它认定为夏文化器物吗？
因此，夏王朝不是不存在，而是我们对夏王朝存在的地区认识错误；夏王朝器物不是不存在，而是我们错误的认知导致夏文化器物被错误归类；不是我们找不到夏文化，而是夏文化存在的地区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师寰簋中的淮夷吉金鼎彝青铜器将为中华文明探索打开一扇天窗，最终揭开夏文化的神秘面纱。（作者：赵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