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唐五代小说作品中大量出现乞丐形象，是唐代小说家们用文学反映现实的体现，也是唐人的“补史”意识的文学表现。唐代设立的史馆制度，加之唐以来正史采录私家之言的采史倾向，使得不少唐代文人对此心向往之。
皇甫枚撰《三水小牍》，自谓“以余有春秋学，命笔削以备史官之阙”，同样意在于此。又如李肇将所撰之书取题为《国史补》，足见其补史之心。
小说家们将小说作为反映现实、记录历史的根据地之一，所以晚唐五代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乞丐形象。但这种“补史”意识并非唐人创作小说的全部，小说家们以现实中的乞丐为乞丐形象的创作基础，而乞丐形象的创作目的有二：记录目的和叙事目的。
记录目的是唐人“补史”意识的体现，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小说的记录性质可能会因记录对象发生改变，由单纯的记录演化为带批判性的记录。叙事目的则主要见于情节性较强的小说中，乞丐形象作为促进小说情节发展的必要一环，是小说作者推动故事发展的必要手段。
一、记录以补史
现实中的乞丐作为小说乞丐形象的创作基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代小说家们的“补史”意识。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小说的记录目的可能会因记录对象以及作者创作心态改变而改变，从单纯的记录演化为带批判性的记录。
这种目的性质的转化主要见于唐五代小说中的士子游丐群体，而引发唐代小说家们创作心态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士子游丐群体的丐游性质的变化。
1.丐游性质的演变
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朝廷选官任官打破了贵族门阀的阶级限制，庶民阶层士子亦可通过科举入仕。士子游丐之风在中唐以来的兴起，正是源于科举制度的成熟，士子游丐现象的由来，出于当时盛行的行卷之风。
所谓行卷，是指“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诗文向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呈献，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中唐后科举考试愈加注重诗赋文采，士子们用诗文行卷，一方面是为求得荐举，一方面是为博取名声。士子们乐此不疲地请谒、献书，不过是因为此举“有望于吹嘘翦拂耳”。
诗文行卷是大多出身普通的士子博取名声的首要选择，相信凭借自己的诗文，便能赢得社会中名望之人的荐举。士子游丐之风是士子地方行卷的演化。赴试途中或在外游历的士子，出于谋求引荐和经济上支持的目的，会向各州府或节镇长官，以及社会中有名望的文人学者投卷。
对于在外游历时遭遇经济问题，以及家境贫寒的士子来说，可以通过诗文行卷的方式，丐求地方官员的经济资助。但与获得经济帮助相比，士子们更看重的是应当还是游丐对象给予的名望和政治支持。
但随着中晚唐以来政局的风云变幻，士人阶层亦人心浮动。原本作为科举应试中必要社交手段的丐游活动，也渐渐丛生出不良之风。士子们的丐游活动，从最初寻求荐引、获取名望为主的政治目的，逐渐演化为追求钱财的经济目的。丐游性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真实地呈现在唐代小说家的笔下。
对于许多普通士子来说，游丐只是他们艰难求学过程中，寻求政治经济支持的方式之一，而对于文采名气都不出众的士子而言，游丐的结果往往并不理想。
《齐君房》中士子齐君房便是其中典型，诗文上毫无天分的齐君房，在重视诗赋的唐代社会自然不会受到诸侯礼遇。在唐人小说中还有许多同齐君房一样的游丐士子，生活的窘迫促使士人们四处丐游，但对于大多数平凡士子而言，丐游结果一般都不如人意。
而游丐之风的堕落主要体现在游丐目的的转化，由追求政治支持为主的政治目的转向追求经济获利。一方面，对于一些有文名的士子而言，士子丐游从原本临时寻求经济支持的求乞行为，转变为满足私欲的长期获利方式。
原本对于游丐士子和求丐对象来说，游丐行为应当是互利互惠的共赢手段。满腹经纶却无所依靠的寒门士子，为成其志而借势于王公，而王公贵族则可通过有名望的士子之口，广传自己的名声。但一些士子利用这种互资关系，在追求政治互利之外，大肆丐求钱财用于个人享乐。
如“唐洛阳刘贯词，大历中，求丐于苏州”，人问刘贯词“然则几获而止”，刘贯词答曰“十万”，可见其游丐所求资用之巨。更有甚者还会反过来利用自己的名气，对地方官员敲诈勒索。
以上游丐不良之风大多发生有名望有才气的士子群体中，而没有才名的士子为了追逐名利则会选择攀附亲族。此外，还有士子通过行骗的手段常年在外丐游行乞，自己没有文才，便用他人诗文在外游丐行乞长达数十年的情况。
2.记录性质的变化
原本为仕进而干谒行卷的游丐行为，演变为假借其名大肆敛财的不良之风，行为本身从最初追求的政治目的发展为经济目的。正是由于游丐行为的堕落，致使了唐代小说家们记录从对单纯游丐行为的记录，转向为对堕落士子游丐的讽刺和批判。
同为读书人的唐代小说家们，对于士子游丐行为并不陌生，甚至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曾有过相关经历。因此小说家们不约而同地在小说中为不得遇的游丐士子，安排了一番改变命运的奇遇。
如《张无颇》中的进士张无颇穷愁潦倒，却遇“善易者袁大娘”，并受赠一合子玉龙膏。用此膏张无颇治愈了广利王爱女之疾，并与广利王女喜结良缘。《黎阳客》中投丐河朔却无所应的贫丐人，因住一夜鬼宿而得知黎阳令眼疾之由，在帮助黎阳令治愈眼疾后得到了黎阳令的厚礼。
《俞叟》中投丐尚书王潜未果的贫寒士人吕氏子，却在道士俞叟法术的帮助下受到王潜礼遇，并成功丐得奴仆车马丝绸。某种程度上小说家们对于贫寒游丐士子似乎都抱有一定的同情心，可能是对他们窘迫处境的同情，也有可能是推己及人的同理心，希望可以在小说中创设一番奇遇，以缓解现实遭遇的愤懑。
但若是以游丐为名谋利图财的士子，小说家们的记录目的就变成了批评和讽刺。这种讽刺首先直接体现在小说人物命运上。《吕群》中进士吕群用从各州县丐得的数千钱重新购置了奴仆车马等享乐之用，却因为觉得在买卖交易时吃亏而对仆人肆意鞭挞打骂。
仆人们苦不堪言，终于决定杀死吕群。而吕群身死场景，与他在褒斜途中所见之景如出一辙。原本以为是暗示自己将来官至刺史的土坑，十分讽刺的是那其实描绘的是他的死亡之景。
而对于用行骗手段骗取丐资的投丐行为，小说家们在小说中会给予严厉地揭露和批判。《李秀才》中李生用他人行卷诗文，丐游行骗长达二十年。在被诗文原作者李播发现后，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让李播将此诗文赠予自己，竟有士人下堕到如此程度，无怪李播感叹：“世上有如此人耶！”
小说披露李生骗乞行为，暴露了当时士人群体多以游丐之名行下堕之事，此等斯文败类正是小说作者意欲批判的对象。小说家们在塑造乞丐形象时，最易产生共鸣的便是士子游丐形象。同为士人，都为仕进寒窗苦读数十载，甚至可能都在现实中有过游丐行为。
面对士子游丐行为从原本追求仕进，积极进取的政治社交手段，演化为以游丐为名聚敛钱财的下堕方式，小说家们用小说记录种种下堕行为，并借对小说中游丐士子行为的披露，讽刺批判这种变异腐化的不良风气。
二、叙事以表现
唐代传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至新阶段。在唐传奇作者们高度的创作意识之下催生了唐传奇的成熟，使得唐传奇的叙事艺术相较于六朝梗概式叙述有了更多的发展。唐传奇的人物更加丰满，情节的设计也更富戏剧性和完整性。
而传奇小说中作者塑造乞丐形象的目的，亦是将其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必要条件，并借此情节以丰富小说故事戏剧性色彩。在传奇小说中，作者利用小说人物的乞丐形象以增强叙事效果，使得故事情节更富表现力。
乞丐形象不同于普通的人物形象，其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生存状态，打破了小说人物原本固有的生存模式，促进了小说情节的转折发展。这类小说作品中的乞丐，大部分都是暂时为丐，作者用主人公的乞丐形象或主人公的为丐经历，来推进故事剧情转折，以增强小说戏剧性效果为目的。
三、总结
乞丐形象，即指唐五代小说文本中明确以“乞丐”“乞”和“丐”等词语相称呼的形象；也指具有“乞”或“丐”等行为的形象。“乞索”、“丐求”和“乞丐于人”等词语，都明指这些卖艺行为的丐求本质。而游丐的举子虽有文人之名，其行止亦等同于乞丐。
现实社会中的乞丐因其褴褛臭恶的外表和乞讨行为，普遍受到厌恶轻视。文学作品里的乞丐亦是如此。乞丐尤为低微的社会地位和既定印象，使得很少人会关注唐五代小说中乞丐的形象。但唐五代小说塑造的乞丐形象并非毫无价值。
作为社会中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借由乞丐的视角，亦可探寻晚唐五代风云变幻中百姓生存的真实状态，一窥唐代社会动乱给普通百姓带来的不幸。
而晚唐五代时正是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秩序大崩溃时期，普通民众尚且朝不保夕又遑论乞丐。所以动荡黑暗格局之下乞丐群体也因生存需求开始发生堕落腐化，可以说乞丐群体在晚唐五代时期的堕落正好折射了晚唐五代社会的分崩离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