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女性观是他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组成部分，是其个体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下的生活生命的历程体验，根据历史唯物辩证法，我们知道李白的女性观是在内外因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外因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上层建筑密切相关，内因主要是李白个体在这种时代环境下的境遇决定的，下面我们主要从诗人主体方面来探讨其女性观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儒、道、西域文化及魏晋风度的交互影响
纵观李白一生的全部政治与非政治活动可知，儒家思想在李白的各类思想中，儒家思想是始终占着主导地位的。在阶级分离、男权占主导的封建社会，女性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即使在盛唐时期，女性的地位有相对的提高，但处于当时的大环境下，女性根本不可能突破那种禁锢，很大程度上女性也是这种制度的维护者。
李白独特的个性以及其特殊的身世，致使他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虽然算不上个彻底的儒家女性观的守护者，但也绝不是叛逆者。在李白的女性诗的文本中，作者还是以主体的地位出现的，表现了其男权的心理。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秩序情节”，儒家把这种秩序定义为世俗的伦理秩序，由于这种“秩序情节”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国家政权的中心取向，使得庶族士子阶层的“兼济之志”并无法真正实现。
李白一生短短的仕途便可见一斑，于是一时代的部分儒家学者开始以儒家的立场接受其他思想或者文化的资源构建一种关于沟通心灵与国家秩序的框架，又由于李白的个体的特别性，他不仅接受了道家思想，而且深受西域文化影响，更有他对魏晋风度的崇拜。可以说，李白诸观之一的女性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儒、道、西域文化及魏晋风度的交互影响。
李长之说：“李白是这样的诗人：在一生长期的流浪中，从政和学道是他基本的矛盾，可是由于眼见统治阶级的腐烂凶残，这矛盾逐渐解决，他延期了从政，而学道也终归幻灭。”李白在儒家女性观为核心的基础上，其女性观受到道家思想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道家“贵柔守雌”、“贵生”的继承与实践，对女性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进行关注。
诸如女娲观的不彻底性、秉承“妇人苦”的观点，描写了众多的下层女性，揭示她们的哀与愁，大力地批判后宫制度等。李白女性诗中大量的仙女神姝形象的出现和描写，是李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明证，李白的本质是生命和生活，所以他之接受道教思想是当然的了。
他虽然上了华山，‘虚步踢太清’了，但他并没忘了‘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才郎尽冠缕’，李白对于现世的失望，寂寞的哀伤只能通过求仙学道来化解，可见身为道教徒诗人的李白内心的痛苦。
李白虽未出生于西域，但李白的父祖辈一百余年流寓西域，李白很可能有西域民族之血缘。李白《寄远十二首》中更是提到“鲁縞如玉霜，笔题月氏书”，这表明李白确懂蕃语，了解西域文化。西域处于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干旱少雨，“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西域大部分地方不宜农耕，而宜游牧，因而形成不同于于中原农耕文化的游牧文化，与“胡文化”的概念大体重合。《大唐西域记》说西域“气序风寒，人性刚勇”，“人性暴”，“风俗勇”，不同于中原农业民族的人文性格。李白豪迈侠爽、放荡不羁的个性中散发着西域文化的气质。这与他出生在深受西域文化影响的家庭，又生长在巴蜀文化氛围中是有密切联系的。
他的女性诗中有众多的胡女、胡姬形象，通常豪迈直爽、美丽动人，作者对此形象饱含赞美与喜爱的情感。当然地域文化对李白思想的影响不止在此，“李白既有着西域胡文化的出生背景，又自幼在巴蜀地区度过少年时代，后来他的足迹遍及南方的长江流域和北方的黄河流域，受到南北方各地区文化的影响，并在南北文化交流及中外文化交流中，汲取各地区文化的精华，成为盛唐时代一个最具有开放心态和解放思想的大诗人。
“李白主要受南方文化与西域文化的影响，因此，巴蜀地区的道教文化传统，给李白的神话幻想思维奠定了基础。江汉《楚辞》的奇异浪漫之思及辞赋的铺张扬厉之风，给李白诗歌增添了夸诞张扬、大气磅礴的宏肆之风。
江左南朝清丽明秀的民歌，又给李白诗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自然天成的美学思想，提供了学习的范本。南方的自然山水及山林文化丨培育了诗人与京城文化相抗衡的崇尚优游自得的自由风气。巴蜀文化中的独立意识与西域刚健尚武的胡文化及开放意识，对李白任侠尚勇的习气与不受传统约束的自由意识，起着相当重要的熏染作用……
南方文化虽然也受北方正统的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他还是有相对独立性，它对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原正统文化保持着一定的疏离，保存南朝文化的因素较多，思想较为解放，受正统思想的约束较少。文化方面较为活拨自由，其文学方面既多丰富自由的想象，又多清新华丽的奇彩。”由此可见，西域文化对于李白的影响较为明显，而中原的地域文化对于李白的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
魏晋时期在玄学、佛教、道教的影响下，汉代以来的思想束缚被打破，中国的哲学思想进入一个大解放时代。文人士子也是尽展个性风姿。形成所谓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的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谢安的“携妓隐居”，正是这种风尚的表现。因为谢安的个人魅力与成就，“东山妓”、“东山石”等这些与谢安隐居有关的人和事，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典故，并被赋予深刻的文化内涵。李白隐居会稽时，流连于谢安、谢灵运曾经居住的地方。
他也学习谢安的“携妓而隐”，并且还获得了“李东山”的雅号。这种魏晋风度对李白女性诗创作的最大影响是携妓诗，以及他学谢安的游览各地，以至于创作出了各地（胡姬、越女、吴女）鲜明的女性形象，还且对其仙女的创造也有着很深的影响。
李白的性格可以说是很复杂的。他具有游侠、隐士、道士、策士、酒徒等类人的气质。他接受儒家那种“兼济天下”的思想，要求普度众生，安定国家社稷，使人民丰衣足食。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老庄的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去超越世俗，亲近一些，追求遗世独立的自由，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受《史记》那种所谓的“以武犯禁”、“不爱其躯”、“羞伐其德”的游侠精神所感染，因此李白身上儒道释并存，就是这样造就他的狂傲不羁。
二、个人的婚姻经历
李白这一生基本处于漂泊状态，正是如此，造成他和妻子经常两地分居的情况。开元十五年，李白与故相许围师的孙女在安陆结为伉俩，期间分散别离数次，略算来，李白与许氏夫人相处不过六年左右。其后的十年，“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
天宝九年左右，李白与宗氏夫人结婚，通过李白大量的赠内诗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但也是聚少离多。在此期间，李白还是到处漫游，但并没有携妻子同行，倒是此时李白创作了大量的携妓诗。天宝十四年，宗氏夫人住在梁园，还经常写信给李白，希望他回来团聚。
安史之乱后，李白来到梁园携宗氏仓皇出逃，辗转多地，后来隐于屏风叠。可以看出，李白的婚姻生活频遭变换，李白陪伴她们的时间都不长，李白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路途中度过，不论是去长安，或是北上幽燕，我们可以看出都是李白独自一人或与友同游，并不见携妻或带妾的迹象。可以说李白的一生在心里是孤独的。
我们知道男人和女人构成了整个人类世界。生命的本能使得无论缺少男人和女人，都会形成欲望包括生理欲望和精神欲望无法满足的情感缺失。这些欲求虽能暂时被抑制，却不能真正消除。中国传统的女性诗欲，便是古代文人在郁郁不得志中，通过相思相知的方式而表现出来的，它展示了人类本能需求向情感需求的深化，在其中，情欲是蠢蠢欲动的。
“人类生理上性的本能冲动正是男女相思之情的动力源。”李白生理和心理上女性的缺席，为了满足李白对于女性的这个慕求，他创作了形象众多的女性，不仅受此影响，由于传统的比兴手法的影响，李白的寄托也是离不开女性形象的。李白的女性诗中不乏描写象征意义上的女性，可以说这正是他内心当中女性缺席的表现。
这种情况下，为了现实情感的需要，他就必然有两种选择：一是尽可能创作多的女性，尤其是美女，仙女，尽可能地理想化，将其作为自己心中的“女神”，进而将其贼化成自我的形象，表现出一种自恋情感，以满足心理上的需求；而于现实生活中则携妓纵酒，以满足生活上的需求。
另一种就是更高的层面上，对这种缺失的爱情与残缺婚姻的呼唤、寻找。尽管这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这或许是他大量创作女性诗的主观原因之一。
三、总结
李白的女性诗是其对生活生命本质的真实反映。生活的经历使其笔下的女性充满世俗的烟火气，各种女性的形象跃然纸上，使我们看到当时盛唐时期各个阶层女子的风貌。这种生活的反映也表现在李白对于现实的失望，建功立业的不可实现，李白用女性来代言，把这种生活的不得志寄托在女性身上，通过女性的悲情表达出来，以期自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