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公元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唐玄宗开元中期，他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过着“裘马清狂”的生活。天宝五年（公元746），他到长安，进取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安史之乱爆发，他流亡颠沛，竟被叛军俘虏；因官小躲过一劫，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不久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公元759），他弃官西行，度关陇，客秦州，寓同谷，最后到达四川，定居成都浣花溪畔。曾在四川节度使严武幕府任职，官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永泰元年（公元765），他打算离蜀东去，途中滞留夔州二年。大历三年（公元768），他携家眷出峡，漂泊鄂、湘一带，后死于赴郴州途中。有《杜少陵集》传世。
杜甫出身在世代“奉儒守官”的封建文人家庭，自幼接受封建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他以稷、契自诩，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一心要走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的道路。他曾回忆自己的自负心情说：“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但在唐玄宗逐渐昏聩，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弄权的社会里，那是注定要失败的。杜甫一生的苦难和穷困使他不能不看到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正是由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生活磨练，在他思想中逐渐行形成进步的成分，终于突破了封建主义教条的某些束缚，使他激愤地说出“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些话来。十年长安的困守，是杜甫思想变化的闪光起点；长期的流离失所又使他接近人民，体会到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从而丰富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和同情人民的感情，他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因此产生和发展。
杜甫的诗歌广阔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中的社会面貌，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各阶级阶层的动态、思想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杜甫站在封建地主阶级下层的立场，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奢侈腐化，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反对吐蕃、回纥等统治者的掠夺骚扰。他的名句：“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深刻地反映了阶级的对立。这样，在现实主义诗人中他的诗歌的现实性就发展到空前的高度。
杜甫对他所反映的时代生活，又有深刻的认识，他诗歌的政治倾向性是异常鲜明的。当上层统治者沉醉于表面的繁荣时，他已洞察了隐伏的社会危机。安史之乱开始，他更用诗歌作为评论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的手段，他的许多预见都成了事实。他在诗里所一贯表现的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祖国的热爱，都是很鲜明的。他对统治者的揭露和鞭挞，又是那样勇敢和大胆，甚至指向当时的执政者。他那些咏物、写景和抒情的诗篇，也常常跟忧愤国事交织在一起。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极其出色地完成了时代的使命，最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他又不可能和封建主义的世界观决裂或根本改变。这就形成了他思想上的深刻矛盾。他关怀国事，但把希望寄托在毫无希望的皇帝身上；他真诚地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又不能认识造成人民痛苦的封建制度。
杜诗富于变化，是人们交口称赞的特点。他的前后期诗风是有区别的：感情由炙热趋向悲凉，后期在艺术上既有千锤百炼之作，又有随意挥洒之篇。然而，体现这种多样的统一并成为他的风格的，是他自己所说的“沉郁顿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长篇古诗是一种代表，《登楼》、《宿府》、《旅夜书怀》、《登高》等短篇近体诗又是一种代表。
为了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杜甫运用了我国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为反映现实提供了一种更方便，更直接的形式，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诗歌运动的发展。他的五言、七言古体诗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环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叙事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言和七言律诗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造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他的绝句几乎都是晚年入蜀后所作，质朴通俗，时入议论，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杜甫是我国诗歌优良传统的杰出继承者和发扬者。《诗经国风》、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六朝诗在声律等艺术方面的探索以及唐初以来的诗歌成就，他都加以认真的吸取和总结。但是，杜甫的成就在当时并不为人所认识，最早给予高度评价的是元稹和韩愈。经过他们的宣传，杜甫的地位才得到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