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初读，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白雪茫茫的山边，一艘孤舟停泊在水中，穿着蓑衣的老翁独坐钓鱼的场景。再读，则进入画面之中，与老翁一同体验天寒地冻，寂静无声，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感受。合卷闭目，还有可能与老翁对话，与天地万物互动。
初读不知文中意，
再读已是文中人，
开卷熟读三十遍，
掩卷凝神细思量。
对于这四句古诗，现代文也许会这么写：在海拔3000米的山上，白雪皑皑，人迹罕至，就连卫星地图，也分辨不出路来。大河缓缓地依山而过，一艘小舟停泊在江边，小舟上独坐着一位穿着蓑衣的老翁，在一动不动地垂钓。
如果前面四句古诗是在写意，后面的现代文就是在写真。这就是中国古人与西方人在文学作品上的最大区别。
写意者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幅宏大的画面，而写真则需要白描似地展现细节。写意的框架给了读者想象空间，产生的感受有一半来自读者。而写真得越细致，读者的想象空间越小，将读者带到什么地方，完全靠作者的水平了。
中国古人对意境的追求达到了极致，借用老子的一句话：“吾有大患，及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在天人合一的意境中，可以舍弃身心，与万物融为一个整体。达到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境界。
言语道断，心形触灭，这种境界是飘忽不定的。古人真会享受，享受的不是声色犬马，而是纯粹精神世界的提升，仿佛进入了空灵的高纬度时空。
一个定性，一个定量，就是中国古人和西方人在文学方向上的区别。
中国古人定性不定量，为读者留出了空间，拉开了人与物的距离，反而给了读者二次创作，融入意境的机会。创作者特别在意创作边界，尽量为读者留够空间，以不限制读者发挥为意趣。这样，不同的年龄阶段，以不同阅历再去品味同一首诗，感受完全不同。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每每读来，感受不同。
而西方文学包括诗歌，虽然也留给了读者二次创作的空间，但比起中国古诗还是差得远了。
中国古人凡事定性，西方人凡事定量。这一习惯除了吟诗作画，也反映在生活中。
比如中国古人教人做菜，“放入葱姜蒜少许，加适量盐，文火慢炖，至食材变色，捞出待用”，如此这般全部是定性叙述，受教者可能一遍遍地实践，方能做出美食。而西方人则会一本正经地列出所需食材种类，各需多少，在什么时候盐多少克盐，什么是大火用多长时间，什么是小火用多长时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受教者只需照搬，就能做出一道菜。
比较两种方案的区别，定性的只给出方向和大的框架，适合有一定基础的人学习，需要不断地实践修正，融入自己的想法，才能在某一刻恍然大悟，得到方案的精髓。由此做出来的美食有了新厨师的个性，非标准化的仿品，还有机会超越传授者，做出更好的美食。
定量的方案重心在复制，尤其适合新手，能够快速见效，但留给受教者的发挥空间不大，很难在实践中产生感悟，以进一步提高。
中国古人重视心的修炼，而西方人重视的是物质层面的作为。中国古人引导个体自己开悟，而西方人将人物化，注重标准与配合。
不得不说，西方的这一套在操作层面效果立竿见影，但在整体层面却有所欠缺。当西方凭借着定量方案在物质改造层面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古人仍然停留在定性方案层面，努力着“为道日损”，为内心生活营造空间。这也是中国近现代落后的因素之一。
从整个人类种群的角度，这两种方案缺一不可。西方人在操作层面的贡献，巩固了人类的生存物质基础，提高了人类整体的生存能力。而中国古人在战略层面，就已经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