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文华先生一共见过两次面,大概是,为了写相声演员王长友先生的传记,我去拜访各位老先生。第一次见李先生时,他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王长友之子、当时年已六十的王文林先生带我去看望他。时值午后,李先生穿一身病号服,在病床上半坐半倚,瘦骨嶙峋。
作者:徐德亮
见我们进来,他扎挣着要起来,王先生快步上前,一把按住他:“叔,您可别动了。”李先生笑道:“没事。”
李先生因病失声,许多人都在电视上见过他说话一字一顿、一词一停,不通过声带,只用气息“拼”出字来的样子,但他见了我们,还是愿意多说。王先生表达了探慰之情,李先生也表达了谢意。王先生向李先生介绍我,说我们爷儿俩“一场”,他是北大才子,想写我父亲的传记,“等您出院,哪天去您家,让您给说说啊!”李先生一听,有点儿激动,指着我说:“好,应该,写,他,爸爸,好人。应,该,写。”每个字都“拼”得那么费劲,又都说得那么真诚。我唯有不住地点头。
那会儿,李先生是大红大紫的名角儿;当年姜昆、李文华走红的程度,绝对超过现在的所有“小鲜肉”。“小鲜肉”再怎么大红大紫,主要“杀伤”范围就是青少年,但姜昆、李文华是不分男女老少,一概通吃。在我心里,大腕儿总要带点儿架子,或者说“角儿脾气”,加之李先生已经八十岁,又患喉疾,见他之前,我总觉得他会“贵人语迟”。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虽然眼前的李先生和电视上相比老了许多,说话也还是费劲,但他说话的感觉就像一个普通老工人。他不因自己的喉疾而忌讳说话,该说说,该乐乐。尤其是说着说着一乐,一缩脖,满眼是笑,很顽皮,像个老小孩。虽然他说话慢,但思维和态势并不慢,非但不慢,还有点儿“谈笑风生”的意思。
那次我们聊的时间并不长,毕竟是在医院。王先生和李先生相约下次去家里访谈,李先生拉着我:“来!我下周就出院,随时来,他爸爸,好人!应该写。”
第二次就是去李先生家里了。去之前我有些疑虑,对王先生说:“虽然李老很配合,但他岁数大了,而且说话那么费劲,估计说不了太多东西。”王先生也点点头,毕竟我们只是抱着“有一点儿是一点儿”的心态去的。此前拜访其他老先生时,我都会录音,那次去都没想着录音……所以当他把一沓写满字的稿纸拿出来交给我的时候,我和王先生都有点儿发傻。
“我写不了太多,写得乱,岁数也大了,你看看,有不明白的再来问我。”他说这话的时候,甚至还带着点儿歉意;不是对我们,而是对早已逝去的故交王长友。
李先生不仅写了文章,还和我们聊了一下午,聊到最后说两句就要咳痰,仍然拉着我们不让走。他和王长友交情深厚,甚至可以说受过王长友之恩,他太想多聊一些王长友的故事了。但我们实在不忍心,只好强站起来往外走。
后来《王长友传》因故停写了,李先生也已仙去,但由一位已逝的相声人引起的我和另一位已逝的相声人的这一点缘,足以长留念想。这几篇文章,也成了相声史上的珍迹。
其中有一篇是这样写的:
1947年秋季,在王长友先生的姐夫家,我结识了王长友先生。当时王长友先生已是很有名望的演员了,我虽然听过也喜欢王先生的相声,但能和他面对面交谈,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非常幸运、非常高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平易近人、待人和善,所以聊得还挺投缘。因为王先生演出很忙,每年得有多半年的时间被邀请去济南、东北、天津等地演出,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厂开展职工业余文化活动,组织起职工业余文工团,我除了参加话剧、京剧的演出,也结合工厂的生产和生活编些快板、相声。写完初稿后一有时间,我就到王先生家,请他帮助提些修改意见。那时的艺人不仅要参加政治学习,还要对节目进行推陈出新,王先生除了对一些老段子进行修改,也要配合“取缔一贯道”、“三反五反”、“新婚姻法”、“抗美援朝”等活动创作新相声。他学习、工作都很忙,再加上他活路宽,会的段子多,不光我们这些业余演员向他求教,有些专业演员也经常到他家中请教或相互切磋技艺,当然这也和王先生爱交朋友、待人热情有关。
尽管这么忙,他对业余演员的辅导也是很耐心、很认真的。比如我在1952年的一篇相声《回头是岸》中有这么一句,乙批评甲贪污浪费的现象时说:“你这种思想就应当好好改造……”甲回问:“您说我招谁了?”王先生就指出:“既然是乙对甲提出批评,甲就不应该反问‘我招谁了’,而应该用‘我招你了’这样直接的问答才显得合理。”虽然只此一字之差,却为我再写节目时字斟句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一点不光是对我,对于向他请教的人,他都热心辅导、热情鼓励,由此可见王先生在为相声事业的发展、普及和提高方面鞠躬尽瘁。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大单位组建了直属的业余文艺团体,不定期请专业演员来讲课。也许是特殊历史时期促成人在思想上的改变,老艺人都不保守,业余演员都很努力,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出新。那些贴近职工生活的节目很受欢迎,一些业余演员的水平迅速提高,有几位还进入专业团体,日后成了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当时的专业和业余,在业务演出上是泾渭分明的,业余演员只能在单位内部或者公园游园会演出,绝对不能卖票。这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小剧场,说成什么样都能卖票。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剧场演出,前边全是青年演员,我们“候场”时,在边幕听“倒二”,就是倒数第二场的演出。
在曲艺演出里,“倒二”这一场非常重要,水平得高。如果场子的气氛不热,他们要负责让场子热起来;如果之前就很热,他们要负责让热度保持下来。还要保着“底”,节目类型和“底”不能重样,包袱结构不能类似,否则观众就听“疲”了,会影响“底”的效果。另外要控制好时间,如果前面演的时间长了,他们就要少说,以保证“底”的时长,因为观众来剧场听,主要是听这场“底”。如果“底”就说几分钟,“伸不开腰儿”,自己达不到最佳状态,观众也听不过瘾;如果前面演的时间短了,他们就要多说,不能给“底”扔下一个小时。即使多说也要保证效果,不能太平淡,也不能太火爆——太火爆了,观众哈哈大笑四十分钟,后边的“底”如果要是比较“文”的节目该怎么办?“倒二”现场效果的形成要自然而然,不能“小鸡吃黄豆——强努儿”,更不能为了效果“胡折腾”、“洒狗血”。
我们赶上的那场“倒二”,怎么说呢?节奏、气息、语言、包袱都有问题,还不会控制时间,他们说他们的,观众看观众的。我一看,观众都低头摆弄手机了,估计还有玩游戏的。这种剧场气氛让“底”几乎没办法接着演,要重新“开场”,调动观众情绪,再很快“入活”,真的是很费劲。
有些读者不懂:“你们就说呗,说得好人家自然就乐了。”要知道相声是与人交流的艺术,剧场热不热,观众对你们这“一堂儿”演员认可不认可,和演出效果有很大关系。如果不分场合、场次,不考虑具体情况,直接演同一个节目,效果绝对不同。这就像足球比赛,如果先踢客场,输赢和进球数量会直接影响到踢主场时的排兵布阵和战术思路。绝不是“你们就踢呗,踢得好自然就赢了”这么简单。
我和王先生开玩笑:“这样的‘青年’不要吧?”因为王先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年曲艺队”的演员。“青年”是“民办公助”,整体水平比北京曲艺团要差些。
王先生说:“‘青年’?就这样的,‘业余’都不让上!”
(原标题:“专业”和“业余” 从李文华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起 )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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