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在汉代之前，之所以能流誉四方，主要是因为墨家在宣扬绝对的利他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兼爱”，代表了广大下层人们的利益。谭嗣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伦理的叛逆者，他反对道家，反对程朱理学，甚至对儒家经典理论都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但他在《仁学》中对墨子的思想和精神非常称赞，“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谭嗣同他继承了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利他精神和“兼爱”政治主张。
“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之仁也，一曰‘格致一吾所谓学也”’，墨子的“任侠”精神和“尚武”思想，对谭嗣同的体育思想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是谭嗣同侠义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直接来源。谭嗣同的侠义体育思想和实践就是沿着这条主线起来而发展的。墨子的“任侠”精神也是民间侠义思想形成的主要源泉，“侠义”是游侠处世行事的准则，而颇具江湖气息的谭嗣同，与王五等江湖游侠有着紧密的联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身上的游侠特性对谭嗣同思想和人格的影响也非常大。
“文人千古侠客梦”，文人常喜以“游侠”自比，从“抚剑独行游”的陶渊明到“纵死侠骨香”的李白，几乎代代的文人都有着“书剑飘零”的梦想，“游侠”精神品质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在民间文化传统中形成了“儒、仙、侠”三足鼎立的局面。“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素来以文武双全而荣耀，一手握剑，一手执笔，写尽心中之志气，扫除天下之不平的文化传统。出生在封建时代的谭嗣同，在“先世将门，阂砖武烈”的荣耀家族史、书香门第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文人千古侠客梦”的历代文人习俗不可避免的感染了他，始终支配着他的成长和思想的形成。
因此谭嗣同在饱览群书的同时，崇尚中华传统武学，广拜武术名师，勤练武艺，研读兵法。他在剑术、刀术、骑马、射箭等方面的造诣，以及著的《剑经衍葛》和《兵制论》，就是他在传统武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的有力依据。文人历来有爱剑、喜琴的风雅，谭嗣同也不例外，他有两柄千年宝剑，《单刀铭并叙》写道“余有双剑，一曰，麟角，一曰，凤距”，并随身佩戴“凤距~凤距’，死前赠给了王五，“麟角”即“七星剑”留在“大夫第”，文革中遗失，他吟剑的诗随处可见。他还有拥有两柄古琴“崩霆”与“雷残”，并为之写了铭文。佩剑携琴走天下，谭嗣同是一个活脱脱的“文人侠客”。
所以文人好侠、习武的传统习俗，是谭嗣同勤练武艺的动力之一，丰富的体育实践使他对体育有着深刻的理解，使他的体育思想体现独具特色。湖湘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丰富多彩、独具特色，是中华文化丛林中一棵后来居上的参天大树。经世致用、求实务真、博大精深是湖湘文化的显著特色。它以吸众家之长，石氏砒道德节操的传统学风而称于世。“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镰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盛”。它从产生到“大倡于湖湘而遍于天下”，中间经历了数百年的冷落时期，直到近代才又大放光芒。
以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辩证分析为思想方法，民族主义启蒙为主要特征的船山思想，结合了理学、注重实用，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发端，其民主启蒙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成为了维系民族命脉和激发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的精神动力。“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湘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优秀道德人格的修学基地，在这块丰富的土地上造就多少仁人志士，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湖湘近代英才辈出。湖南是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的摇篮，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大事，湖南人都处在风口浪尖上，力挽狂澜，国难之际，湖南人是中国的脊梁，“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拨起手初，高唱入云”，勇往直前、壮志凌云的谭嗣同是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他的思想形成同样离不开湖湘文化的哺育，留下湖湘文化的深深烙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他崇尚王夫之，并自称为“私淑船山”。谭嗣同在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的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散发出王夫之思想的浓郁气息，乃至影响了他体育思想的形成。湖湘人具有刚经强悍、好勇尚武、轻生重义的传统性格，使得湖南人刚毅不屈、奋发突进、敢于拼搏。谭嗣同秉承这种性格，使他具有一种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因此他的体育思想“任侠”精神四溢、反抗情绪强烈，是理所当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