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是士绅阶层对封建思想文化的维护阻碍了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作为江西士绅阶层的领袖，刘于浔还积极维护封建传统伦理纲常，在幕后操纵和指挥了“南昌教案”。刘于浔在功成名就之后可以说是显耀一方，实际上充当了各级官府和基层社会之间的联络者和代理人，除了上述所提到的独立设卡抽厘、兴办各类地方事务之外，还有一个在当时中国社会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问题一教案。
自从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门户之后，西方列强纷纷依据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派遣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各地开设教堂，进行游历和传教活动，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渗透必然与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激烈的冲突。加之一些传教士在中国侵吞地产、干涉词讼，并任意践踏中国传统礼俗，这一切不法行为都加剧了中国士民与传教士之间的紧张关系。
江西作为长江流域的内陆省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由于上述原因也引发过多起教案，其中仅发生在南昌地区的影响较大的就有两起，这就是1862年和1906年的两次“南昌教案”,而且也正是因为1862年南昌教案的发生，成为了江西各地教案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导火索，把江西各界的反洋教斗争持续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通过对1862年“南昌教案”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刘于浔在这次教案中所扮演的是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并且从中也充分体现出士绅阶层在传统国家里所特有的基层社会控制者和传统文化承载者的本质属性。
1862年南昌教案的发生缘起还要追溯到年底，那时法国拉撒路会的传教士罗安当刚被指派为江西主教，于是他便策划到南昌同官府谈判，企图收回早年被没收的天主教财产并扩建庙巷教堂。带着这些目的，在1862年1月17日，罗安当和助手方安之等从九江赶到南昌，江西巡抚毓科给予罗安当一伙以外国领事般的礼仪接待，但傲慢的罗安当似乎并不很满意这样的接待方式，而这一对中国士民来说非常过分的接待已经在百姓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随即罗安当便强行买下了筷子巷的一所民房建立了育婴堂，并且按照新立的规矩纵容基督教广泛传播，这些举动更加激起了江西绅民的强烈怒火，甚至这一行为还让人们将罗安当一伙误认为是二十多年前非法躲藏在庙巷教堂而被驱逐的传教士。
于是1862年3月上旬，来自湖南绅士所写的两份反对基督教的宣言刚传到南昌，就被南昌士民广为印制流传，而且也点燃了一触即发的全民性反洋教斗争。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数千名应试士子聚集南昌，这些以儒家思想保卫者自居的读书人也纷纷加入到反洋教宣言的印发活动中，此时刚刚接替毓科成为江西巡抚的沈葆祯也对酝酿中的反洋教斗争置之不问。终于，这场争端在3月17日遭遇了总爆发，直接原因是传教士为了一笔钱拒绝将一名育婴堂的女孩交还，在南昌知府王必达和知县孙家铎及绅士夏廷渠提早得到消息并企图赶到现场阻止这次行动之前，忍无可忍的民众冲进了筷子巷、袁家井、庙巷等处的育婴堂和教堂，并将它们捣毁此外，数十座属于教堂的店铺和房屋也被夷平。罗安当和方安之在这场冲突中趁着夜幕逃到抚州，并想前往北京通过法国外交使节寻求赔偿，这就是1862年的“南昌教案”。
事后，江西巡抚沈葆祯并没有屈服于法国领事哥士曹叫嚣“开来炮舰要求赔偿”的压力，不但对南昌士民的反洋教行为给予赞赏，而且拒绝了罗安当等赔偿损失的各项要求。为了维持士民对官绅的信任和维护儒家思想体系，在绅士的支持下，沈葆祯对法国领事采取了强硬态度，否定了其赔偿条款中的所有四项内容，最终通过长达个月的谈判，这场争端以罗安当的妥协让步而结束。罗安当放弃了沈葆祯在南昌亲自接见并在南昌城外建立新的育婴堂和教堂的要求，答应赔偿数额从七万两降到一万七千两。
在1982替代的突出作用，他们是教案的主要领导者和策划者。在教案的酝酿初期，刘于得就负责了全南昌地区反洋教传单的印制和散发事宜，凭借着他的社会威望足以掀起一场全民性的、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随着时机的逐渐成熟，刘于得又在幕后策划了3月17 日绅民围攻并捣毁多处教堂的行动，当罗安当通过法国领事对沈葆祯施压并要求赔偿时，刘于得又带领南昌士民十分坚定地站在了不妥协的立场上，为沈葆祯对赔偿谈判采取强硬态度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促进了整个局势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刘于浔在“南昌教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期望达到的目的与他在家乡捐助多块学田、兴办义学所表现出来的并无两样，作为封建伦理纲常的维护者和基层社会的控制者，他都有义务、有责任将社会发展态势和民众的意识形态模式控制在传统理念所容许的范围之内。
